我渐渐习惯了这种信马由缰的日子，也渐渐习惯了自己带妹妹的日子，但郧阳中学校门口的一个通知，结束了我们自由散漫的日子。&29378;&20155;&32;&21715;&35498;&32178;&936;&969;&936;&12290;&120;&105;&97;&111;&115;&104;&117;&111;&65287;&107;&114;

那个红告示来头不小：

中 共中央文件

中发［67］316号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并转各群众组织：

（一）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

（二）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

（三）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的实践中，贯彻实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

（四）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五）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中 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我跑到我们学校去，看见在附小校门口也贴了一个相同的告示，心里有一点点兴奋：要开学了，我们又要上课了！

我赶快跑到观音巷去找寇甘玲，告诉她这个消息。想想我们又要一起上课，天天在一起，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寇甘玲一看见我，没等我说开学的事，就告诉我，谭富贵回来了，回到了葛家大院。

“真的？”我听了，挺兴奋的，我们都以为谭富贵被淹死了，还为这条通人性的狗伤心了好几天呢。

寇甘玲说，刚进院子的时候，都没有认出它，谭富贵从一条皮毛油光水滑的家狗变成了一条骨瘦如柴枯槁憔悴的野狗，眼珠子像蒙了一层灰，只是它眼神里有一丝无法形容的凄惶和它对葛家大院的熟稔依恋，让人们认出了它就是谭富贵。不知它在什么地方流浪了这么多天，是不是被水冲到下游又冲上了岸，它自己寻寻觅觅的回到了郧阳城。

谭富贵现在就卧在谭家奶奶原来的家门前的一株玉簪花旁，谭家奶奶离开时发髻上的玉簪花就是从这株玉簪上采下来的，这是她嫁到葛家大院后亲手栽下的花。那个时候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嫂子都喜欢在发髻上插一朵玉簪花，人走到哪里那股子花香就随风飘散。谭富贵一动不动的卧着，像个责任重大的卫兵，守卫着人去屋空的那间房。人们丢给它的食物，它只是闻一闻，有时连闻也不闻。都说这条狗绝食了，但它在夜晚又会跑出去，不知是不是习惯了吃野食，也不知它跑到了什么地方去，到天亮才回来。回来后又是卧在那里一动不动。

寇甘玲带我到谭家奶奶门前看谭富贵，它果然一动不动的卧在那里，对我们的到来视而不见，我伸手在它的眼前晃了一晃，它纹丝不动，好像眼眶里装的不是眼珠子，是磨损了的玻璃球。它面前的一个破盘子里，还残留着几根骨头和一些菜梗剩饭。

看的出来，它肯定在想什么，它的眼睛里绝对有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

好想知道，谭富贵在想什么，谭富贵却不理睬我们。

告别了谭富贵，我和寇甘玲一起到学校去看看。

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到学校了，进去一看，不像要开学的样子。到处空荡荡的，没有人，校园里引人注目的就是墙上的那些大字报，在风吹日晒雨淋之后字迹模糊，残破不全，剥落的纸片在风中抖动。很多教室的玻璃都被砸破了，那些破洞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印象深刻的是那种放射状的锋利的破洞，不知是什么东西砸的。我们跑到原来的教室外，从破洞里看进去，里面灰蒙蒙的，缺胳膊断腿的桌椅东倒西歪的堆放在角落里，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

我说：“这是咋回事呢？这能上课吗？”

寇甘玲拍了一下脑门，说：“哎呀，我都忘了，我们这两个傻子！这老城就要淹了，学校也要被淹了，怎么会在这里上课呢？”

“真的？”说了好多天老城要被淹了，说了一遍又一遍，就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说的多了都没人听了，麻木了，无所谓了。不过，这次有点不同，汉江河里的水涨起来了，东菜园、西菜园已经淹了，江水时涨时消，有一阵逼近了城墙根。

寇甘玲说：“当然是真的，这些天一直在动员大家搬家，搬到新城，但没人搬，都说能赖一天是一天。”

“那我们学校也要搬到新城了？”我说。

“那当然了。”寇甘玲说。

“搬到哪里呢？”

“管他呢，反正到时候肯定要通知的。”

我和寇甘玲又看了看我们的学校，那时，还没意识到，这是我读了几年书的学校在我脑海里最后的印象。

这最后的印象，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醒来怅然若失。

怏怏出了校门，寇甘玲说：“我们到照相馆去照张相吧。”

“照什么相？”我没反应过来。

寇甘玲说：“我身上还有几毛零花钱，我们去照个合影照，做个纪念吧。纪念我们小学毕业，也纪念我们搬到新学校。”

照相？我当然愿意，那时候，照张相很稀罕的，我长这么大，一共没照过几张相。

我们很快就到了青年路“红霞”照相馆，寇甘玲在柜台上交了3毛8分钱，可以照一份小二寸的黑白照片，共四张照片，三天以后取。拿了单子，我们进到照相室，里面有北京天安门、万里长城和武汉长江大桥的景片，照出来挺逼真的。我们在一面镜子前理理头发，然后在端端正正坐在一张长木凳子上，照相师傅将我俩的头往一起推了一下，让我们笑一笑，看着镜头，又俯身在蒙着黑布的镜头前看了看，捏了一下手中的椭圆形的黑色橡皮棒，就照好了。

这是我和小学同学的第一张也是唯一的合影照。

从照相室出来，在柜台前，我竟看到了小玉姐姐，跟她一起的，自然是那个“小二黑”林万成。两个人都穿着崭新的衣服，头发抿的光光的，林万成是一套蓝的卡制服，风纪扣扣的很规整；小玉姐姐是绿豆灰翻领制服，领口处露出里面鲜艳的高领红毛衣，感觉像新娘子和新郎官。

“小玉姐姐！”我连忙喊道。

小玉姐姐看见我，也挺高兴的，说：“哟，这不是素素嘛，几天没见，又长高了。你在这儿干嘛？”

“我和寇甘玲在这里照相呢。”我拉着寇甘玲说。

“哦，知道知道，寇英雄的闺女，城里谁不认识呀。”小玉姐姐说着，拍了拍寇甘玲的肩膀。

寇甘玲的嘴挺甜的，也叫了声：“小玉姐姐好。”

小玉姐姐扯了一下林万成，说：“这是林哥哥。”

我和寇甘玲一起喊道：“林哥哥好。”

林万成笑眯眯的对我们点了点头。

这时，我突然想，他们两个一起到照相馆来干什么了？也是照合影照？他们的合影照就是结婚照吧？

我看着小玉姐姐，欲言又止，不敢问他们是不是来照结婚照。这时，营业员问林万成：“放几张？放多大的？十八寸还是二十二寸？要不要加彩？”

林万成问：“小玉，你说，放几张？放多大的？要彩照吗？”那时的彩照，是人工描上的颜色。林哥哥跟小玉姐姐说话，声音柔和了许多，不像喊口号时那么高亢洪亮，但依然很好听。

小玉姐姐略有点羞涩的说：“就放一张吧，要大一点的彩照，不就是新房里挂一张？”

我盯着小玉姐姐，她眼睛水汪汪的，脸色红扑扑的，好像更好看了。小玉姐姐被我看的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素素，过些天我到你们家去，到时请你父母来喝喜酒，你们来吃喜糖吧。”

我忍不住问了：“小玉姐姐，你们要结婚了？”

小玉姐姐还是很羞涩的说：“准备元旦前结婚，今天来拍结婚照。”眉梢间，有一丝按捺不住的喜悦。

小玉姐姐和林哥哥进去拍照了，我又忍不住了，我想知道小玉姐姐这只杜鹃鸟，她和林哥哥的前世是什么关系？林哥哥是一只雄鸟吗？雄鸟的羽毛更漂亮，书上都是这么说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后化蝶，小玉姐姐和林哥哥前世化鸟，都挺美的。如果能看到他们一起飞翔鸣叫后再头疼，我就再往头上浇一碗凉水罢了。

我躲在门后，睁大了我的眼睛。

从小玉姐姐和林哥哥的背后，叠出了一片山林，有一簇一簇的杜鹃花盛开，红的轰轰烈烈，好不壮观。小路边有一棵枝叶绿翠的栀子树，树上有鸟儿在鸣唱，果然唱的是“布谷——；”“布谷！”“早种包谷！”“早种包谷！”看不到杜鹃鸟的身影，只听得到叫声。雄鸟和雌鸟都在树上吗？这时，走过来了一头牛，一头还没长大的牛崽子，它通体滑溜溜的黄毛，体格匀称，小蹄子“得得”的，牛尾巴一翘一甩的，从远处的田野里跑来，跑到了树下，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四处张望，杜鹃花映红了它的眼睛。它似乎听到了杜鹃鸟的啼叫，停住了脚，抬起头看着栀子树，上面有白色的小花花开放。

“吱——”的一声，一只鸟，一只杜鹃鸟从树上飞下来，落在了小牛崽的背上，尖尖的鸟嘴一下一下叨着牛背。小牛崽浑然不觉，好像杜鹃鸟在给它挠痒痒，挠的挺舒服的。

小牛崽驮着一只鸟，一只鸣叫着“布谷”的鸟跑向田野，牛妈妈在耕地呢。

好可爱啊！杜鹃花衬托着一只杜鹃鸟和一头小牛，这是怎样的缘配！

前世的因缘，就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那许多的瞬间，你抓住了哪一个？

我和寇甘玲走出照相馆。寇甘玲说：“你这个小玉姐姐和林哥哥都长的挺好看的，两个人挺般配的。”

我显摆说：“我林哥哥是播音员，嗓子可好了，每次全城开大会，都是他领喊口号。”

寇甘玲说：“噢，那个领喊口号的人就是林哥哥呀，他的声音是挺好听的。”

我说：“可我二姨说，他们两个是‘鼠配羊，泪汪汪’；‘鼠配羊，哭断肠。’”

寇甘玲听了，很坚定的说：“胡说八道，都是封建迷信！呸！呸！”

“对！都是封建迷信！”我很同意寇甘玲的话，觉得小玉姐姐和林哥哥是幸福美满的一对儿，怎么可能有“泪汪汪”、“哭断肠”这样的命运。我也学着寇甘玲“呸”了一下，算是替他们消灾吧。

这时，我又想起了小玉姐姐的往事。我告诉寇甘玲，小玉姐姐曾经定过“娃娃亲”，那个“娃娃亲”叫李大网，还是那个“4·20事件”中被当成尸体抬上街游行的那个人。不能说的是，他还是一头麋鹿。

“娃娃亲”？“李大网”？“抬尸游行？”寇甘玲听了，“吃吃”笑了起来，觉得很好玩儿。我就添油加醋的把“李大网”这个名字的来历讲了一遍。寇甘玲跟我当初的反应差不多，她想到的画面也是一张大渔网里网着一个小婴儿，也觉得挺吓人的。

回家的路上，我和寇甘玲约好，下一个学期，我们两个要坐在一起。

很快，我们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还是在原来的学校报到，报到后不是上课，而是搬家，把学校从老城搬到新城，参加搬家的就是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学生不参加。那时候，老城里的老百姓大都采取了“拖延战术”，拖一日是一日，不肯搬家。但几乎全城的机关学校都在往新城搬，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基本上都是马车、毛驴车和人拉肩扛，号称“蚂蚁战”，也就是“人海战术”。

原来的小学同学，除了鼻涕大王李金福，还有几个不见了，都移民到了汉江下游。班上也多了几个新同学，其中一个叫耿宝奎的，人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挺机灵的样子，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是跛的，拄着一个拐杖。耿宝奎当不了“搬运工”，他留在教室里负责登记每个同学搬运的物件。

从老城到新城我们的新学校大概有五、六华里路，男生搬桌子，两个人抬一张；女生搬凳子，一人扛一个，一个人一天搬一条凳子就算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家了。有一次，我就拿了两个板凳腿，一路走一路敲着，根据我敲的节奏，几个同学唱起了渔鼓道情：“太阳——一出来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嗨嗨嗨，满山——红哎，哎嗨哎嗨呀，共 产党救咱噢，翻了哟嗬身哎嗨呀……”

男生和男生扎堆，女生和女生扎堆，男生女生互不搭理。我们成群结队、溜溜躂躂、说说笑笑的，上了东岭的那个一百多级的高台阶，还要坐下来歇一会儿，大家都不觉得搬家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这样前前后后搬搬停停，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眼就到了冬天，我们将彻底地离开我们的学校郧阳师范附小。原来的那座几百年历史的县学宫，那些天井院和宫殿，等着被拆或是被淹没。明伦殿前的古柏也要被砍掉吗？我们将再也看不到白鹭飞翔？我最喜欢古柏上驻足的白鹭那副凌波仙子般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

最后一天搬完凳子，葛老师说，这几天暂时不到学校了，都在家等候开学的通知。可我刚到家没多长时间，葛老师就来到了我家，急火火的样子，通知明天早上务必8点钟准时到校，是到旧校址。我想问为什么，但葛老师摆了摆手就走了，说他和几个老师得分头通知到全班每一个同学。

出了什么事呢？我没多想，也想不出来，反正第二天到学校就知道了。

早上到了学校，一走进去就感觉不对劲儿，全校就我们班的同学到了，其他的都没来。而且，那个空空如也的教室，前些天都是门窗洞开，今天却上了锁，先来的同学在走廊里缩着脖子站在教室外。大家都沉默着，不敢出声，不知道将面对的是什么，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寇甘玲也耷拉着眼皮靠着墙角没吱声。以往这个时候，天一冷，南方没有暖气，太阳出来后，教室里面比外面还冷。上课铃声没响或是课间的时候，大家喜欢玩儿一种叫“挤油”的游戏，十几个人靠墙排成一排往墙角挤，使劲儿的挤，每个人都要避免被挤出去，挤出去了就要站在队尾重新挤，都设法挤到最里面墙角的位置。这样挤来挤去，会挤的浑身血脉賁张热气腾腾的，坐在教室里就不觉得冷。

全班同学很快都到齐了，等了一会儿，看见葛老师领着校革委会的几个人和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两个陌生人走了过来。

同学中有认识那两个陌生人的，悄悄说：“公安局的，那两个是公安局的人！”

公安局的？公安局的人来干什么呢？

葛老师先召集我们简单说了几句，让我们都在教室外面等着，叫到哪个同学哪个同学就进去，进去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公安局让回家再回家。然后，葛老师按照花名册上的名单开始叫名字。

同学们很好奇，都积极配合，动作迅速，叫进去一个，没一会儿就出来了。出来的人也不敢说什么，都在一旁候着，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喊到我的名字了，我进去后，看见公安局那个矮个子拿着一个照相机，公安局的那高个子递给我一个粉笔，要我在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 少奇”这几个字。这是文革中最盛行的口号，“万岁”的是党主席，“打倒”的是国家主席。为什么一个“万岁”一个“打倒”，相信没多少老百姓清楚具体事实，只知道这是“路线斗争”。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扭身写的时候，后背发热，能感觉到后面几个人齐刷刷的目光。

我写完了，公安局那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没有拍照，挥挥手让我走了。

我出来后，站到了进过教室里的那一拨同学中，听到他们在议论，我们教室的黑板上出现“反标”了，就是反动标语。

“反标？什么反标？”我很紧张地问道。

“你进去后写的什么字？”井沟巷的席桂华问道。她长着一双细细弯弯的单眼皮。

“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 少奇’呀。”我说。

“对呀。别的学校查‘反标’，也是查这几个字。”席桂华说。

查这几个字，为什么查这几个字呢？心里刚有疑问，突然想起了其他的“反标”事件，都是那几个字，五个字，就是让我们进去写的那两个口号，把“毛主席”后面的缀词和“刘 少奇”前面的动词互换一下，就是文革中最典型最反动的“反标”。

这五个字只敢在心里默念，绝对不敢说出口，连想到那五个字，都不禁心惊肉跳。谁在我们教室写“反标”呢？为什么要写呢？看来让我们进去在黑板上写字，就是为了查字迹；看来我的字迹和“反标”的字迹差距很大，所有没有拍照也没有询问就放我出来了。

被审核过的十几个同学出来后，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把视线投向了没进过教室的那堆同学身上，不知谁是最后的那个“反革命”。看、被看，被看、看，看谁都像也都不像，人人都是怀疑对象。在我们教室发现的“反标”就一定是我们班的同学写的吗？这些天整个学校在搬家，到处乱哄哄的，出出进进的人那么多！我在心里嘀咕着。

但愿不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写的。我又祈祷着。写了“反标”，就是“反革命犯”，当了“反革命犯”，这一生都完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谁都懂。

葛老师又出来了，看了一眼花名册，喊道：“耿宝奎！”

没有人答应。

我们这才发现，耿宝奎没有来。

“耿宝奎！耿宝奎来了吗？”葛老师又喊了两声。

耿宝奎没有来，全班56个同学就耿宝奎一个人没有来。他为什么没来？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看来这个耿宝奎有重大嫌疑了。也是，这些天，我们从各个教室、办公室里搬了东西就走了，就他一个人留在学校里，他有大把的作案时间。可作案动机呢？

葛老师的脸有些发白，他是班主任，他的班上出现了“反标”，是不是也逃脱不了干系？葛老师转身进了教室，看来要去汇报这个意外的情况。

那一阵儿，我们忽然体会到了什么叫“乌云压城城欲摧”，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了，在小学生中，竟然真的也有“反革命”？我不禁又想起了那个被五花大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二林，想起了他那无以诉说的眼神。如果耿宝奎写了“反标”，也要被绑起来送到公安局，关到监狱里吗？

教室里面的大人们没出来，教室外面的我们僵站着，觉得太阳一下子缩回去了，天阴了，冷风“嗖嗖”的，浑身发冷。

正在这个时候，从校门口方向传来了哭声，我们把头转过去一看，竟看见耿宝奎拄着拐杖一瘸一瘸的走过来，他好像在哭，可那哭声不是他发出的，那分明是个女人的哭声。

在耿宝奎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女人，手中拿着一只鞋子，一边走一边哭一边用鞋子打耿宝奎。那女人哭着说：“你个挨千刀挨炸子的呀！你把人害苦了呀！我咋养了你这个孽障，你是我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是来讨债的呀……”

两人往我们教室方向走来，走近了，我才发现耿宝奎身后那个哭泣的女人是在大丰仓救过我的耿大妈。

耿大妈？耿宝奎？耿大妈是耿宝奎的母亲？耿宝奎是耿大妈的儿子？

我忽然觉得心慌气短，有点站不住了，我想蹲下去，蹲在地上。寇甘玲小声问我：“你怎么啦？脸色这么不好？”

我只好说：“早上没吃饭，饿的。”那时，早上不吃饭是“家常便饭”。

教室里的人听到动静，开门出来了，几个人表情严肃，看着走过来的耿宝奎母子。

耿大妈和耿宝奎走近后，围在教室外的我们自动让开一条道，让他们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