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大妈看见公安局的人就“扑通”跪下了，磕了几个头，说：“我把这个孽障给你们送来了，他还小，不懂事，求你们高抬贵手饶了他吧。”然后，她抓住耿宝奎的拐杖，吼道：“孽障，你给我跪下，还不快跪下！”

耿宝奎撑着拐杖，低头站着，满脸的泪水，但是没跪下。

耿大妈还在扯耿宝奎，公安局的那个高个子制止了她，让他们进了教室，说明情况，进行笔录。

过了一会儿，葛老师出来，宣布我们可以回家了。

55个同学，55个13、4岁的孩子，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向后转，轻轻抬脚，轻轻落地，默默地离开了学校。走上操场边的台阶时，我下意识的望了一眼身后的教室，我同情耿大妈，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个好人，可谁能帮她呢？她现在该怎么办呢？每个人心里，还有一个猜不透的谜，耿宝奎为什么要写“反标”呢？他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后代吗？他怎么会仇恨毛主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昨天傍晚，葛老师去耿宝奎家时，耿宝奎出去玩儿了，耿大妈在家接到的通知。耿宝奎晚上回家后，耿大妈就告诉了他。耿宝奎听了，愣了一下，说：“不是说明天不去学校了吗？”

耿大妈一边做饭一边说：“听老师的意思，可能出了啥事了吧，说你们全班务必得到学校去。”

耿宝奎心里“咯噔”一下，两腿立刻颤抖起来。幸亏有那根拐杖撑着，否则他会出溜到地上去。

他是心虚，也是直感，他想起自己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的所作所为。他知道如果被人发现，那将是灭顶之灾。

他害怕了。晚上吃不下饭，胡乱扒了几口红薯包谷糁，就早早的躺在了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的，大瞪着眼睛看着房梁，一丝睡意也没有。挺到了后半夜，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合上眼睡着了。这一睡，就睡的天昏地暗，鼾是鼾，屁是屁，直到在梦魇中被一泡尿憋醒。不知是吓的还是熬夜熬的，待他清醒的时候，那泡尿已经喷射出去了，只剩个“尾声”，刹不住了。这泡尿倒是酣畅淋漓，好大的一泡尿。耿宝奎一摸，粗布床单、粗布被褥、粗布棉被都像汪在水里。

他已经好多年没尿过床了。此时，又是害怕，又是羞愧，躺在湿被窝里缩成一团，动也不敢动。

到了去学校的时间，耿大妈很奇怪儿子为什么不起来，就去叫他。她在床边叫了好几遍，耿宝奎蒙在被窝里不露头，耿大妈骂道：“你个小兔崽子！今个儿是咋啦？还不起来？”说着说着伸手掀开了被子，一股热乎乎的尿骚味儿扑面而来，一摸，床上湿漉漉的。好在耿宝奎是光着身子睡的，衣服还没尿湿。

耿大妈一巴掌打过去，骂道：“丢死人了！这么大还尿床！起来起来！快点起来！快点穿衣服去学校！”

她把光屁股的耿宝奎揪起来，让他快点穿衣服，一边数叨着一边抱起被子拿出去晾了。

耿大妈把床上的东西都晾晒起来，看见耿宝奎没有走，一动不动缩在厨房灶台后的柴火堆里。

耿大妈说：“你咋还不去学校？昨儿老师说8点钟到学校，这都几点了？”

这时，她发现耿宝奎在哭，就说：“哭啥哭？尿了就尿了，又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好了，我不把你尿床的事说出去，行了吧。”她以为儿子是因为尿床的事羞于出门。

耿宝奎还是哭，还是不肯到学校。耿大妈这才看出儿子不对劲儿，揪着他的耳朵说：“你给我说，给我说，你是咋啦？是咋啦？你为啥不去学校？”

在耿大妈反复不停地追问下，耿宝奎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写、写……”

“你写啥了？”

“写，写‘反标’了。”

“啥？啥‘反标’？”耿大妈开始懵了。

“写的是……”耿宝奎吞吞吐吐把那五个字说出来了。

耿大妈像被雷击了，身子晃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自己胸脯捶的“咚咚”响，又把地拍的“啪啪”响，半晌才骂出来：“你、你这个畜生！畜生！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呀！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你为啥要反对他？你给我说，你给我说呀！”她扑过去，抓住耿宝奎死命的撕扯。

耿宝奎任凭她撕扯，耿大妈扯了几下，没扯动，又拍着地哭嚎着：“不得了啦，天塌了哇！天塌了哇！”

母子俩在厨房闹出的动静惊动了耿宝奎的爷爷和奶奶，耿宝奎的爹在石灰窑烧石灰，外出干活了。自古爷孙亲，两个老人进了厨房，听清了事情的原委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救孙子。他们商量了一下，耿奶奶去找耿宝奎的爹，耿爷爷去找自己的二儿子、一个机械厂的车间主任，然后把七姑八姨都动员起来，想办法救耿宝奎。耿爷爷知道一些老八股，让耿大妈“负荆请罪”，带着耿宝奎到学校去自首，希望能从轻处理。

到校后的场面我们都看到了，耿宝奎在教室里也写了“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 少奇”这几个字，一看字迹，公安局的人就把他带走了。我们教室里的“反标”，确凿无疑是耿宝奎写的，既有口供，也有字迹为证。

经过审讯，耿宝奎最后的答案让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他说他就是想写着玩儿玩儿，这些天他一个人呆在教室的时候，觉得很无聊，在黑板上画着玩儿，画着画着，不知为何就写了那五个字，他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擦了。稍后看看无人发现，就继续写，写了无数次这五个字，写出来就有一种快感，一种扬鞭奋蹄酣畅淋漓的痛快感。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写出来才痛快，才过瘾。写了一遍又一遍，擦了一遍又一遍，但离校的最后那一天，阴差阳错，他怀着侥幸的心态没有擦黑板上的“反标”，没想到很快被人发现了。

耿宝奎的家人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来挽救他，幸亏他出身贫苦，家里世世代代都是穷人，连个做小本生意的都没有，查不出来任何的历史问题。他年龄也小，属于未成年人，关了几天又放出来了。耿宝奎放出来，葛老师也逃过了一劫。

耿宝奎的学籍没有保住。

耿宝奎被开除回家，他没有上中学，连小学也没毕业。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们家搬到了十堰黄龙镇，耿大妈让他学了一门适合残疾人的手艺，在街角摆了一个摊儿，成了一个修锁匠。

好像是瘟疫，有看不见的细菌在传染，那一段，好几个学校都发生了“反标”事件，搞的工宣队头痛不已。我们班那个头发黄黄的“黄毛”纪立凤的弟弟纪四毛也因为写“反标”抓起来了，听席桂华说，一个巷子的人议论纷纷，说纪立凤家邪门出鬼了，已经是连续第五代有人犯事下牢，不知哪辈子触犯了天条。纪立凤原来是个喜眉笑眼的女孩子，自从弟弟写了“反标”后，就变得沉默寡言，眼皮子也沉沉的，脸色像头上的黄毛一样黄黄的了。

每出一次“反标”事件，我们都要被组织起来学习几天，请公安局的人来做报告，剖析“反标”事件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每个人还要发言表态，永远拥护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几个学校的“反标”事件的“主犯”，几乎都是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男孩儿，基本都出身在根正苗红的家庭，没有政治压力，处在好动冒失精力旺盛的年龄段，在文革中既没有跟上当红卫兵参加革命造反，参加打砸抢，参加革命大串连，也没体会到革命的严酷，像没头苍蝇似的闲逛了这么长的时间，无天管无地收的，或者是腻歪了那种红海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式的顶礼膜拜，每天都要喊无数遍“毛主席万岁”，喊的都烦了，最后用写“反标”这种行为来表现他们青春期的叛逆？还有那遏制不住想冒一次险的冲动？那是最大的叛逆最大的险啊！

或者是“集体无意识”？

更或许，他们的动机是一个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这样做，跟政治无关，跟反革命无关，甚至跟毛主席无关。 年少轻狂的他们不过是做了一次危险的游戏。

过了几十年，我才敢说出那“反标”的内容，那五个字是“打倒毛主席！”写出这五个字，心中依然忐忑。

那“瘟疫”似乎还在蔓延，有点刹不住的感觉。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种“瘟疫”竟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日子过的很快，小玉姐姐和林哥哥的婚期定在12月28号，爸妈准备了礼物，一套《毛选》和一条上海414牌毛巾、一块夏士莲牌香皂，这都是当时的名牌，说带我和小妹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婚礼。想到要去参加小玉姐姐和林哥哥的婚礼，心里竟美美的。可晚上躺在床上，也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是不是人长大了都要结婚？是不是女孩子长大了都要生孩子？为什么呢？我会和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呢？突然觉得自己挺不知羞的，小小的年纪，居然想到结婚！不知为什么，想到这儿，我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抗拒的心理。

这个冬天不太冷，反倒有些燥燥的热，都12月了，人们都还穿着夹衣。革命的浪潮依然一浪卷着一浪，人们每天的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像复课闹革命的中心不是复课而是“闹革命”，人们一边上班一边学习红头文件一边三天两头的开各种会议。

要结婚了，小玉姐姐和林哥哥还在上班，没有请一天假。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诞辰日，各个单位都要举行庆祝活动，林哥哥这个“著名”播音员，被通知参加郧阳城最高级别的庆祝活动——地区革委会的万人庆祝大会，在体育场召开。那时开各种大会，都要喊革命口号，有两句是必喊的，那就是“打倒刘 少奇，保卫毛主席！”这两句一般是连着一起喊的，连喊三遍，喊起来押韵，朗朗上口，第二遍比第一遍高亢激昂；第三遍比第二遍高亢激昂，越喊越紧促，越喊越有气势。最后群情激奋，大会圆满结束。

林哥哥照旧领喊口号，那天，不知他是不是心中惦记着结婚的事，有点分心，潜意识里希望大会早早结束，他喊的比平日急促，语速很快，喊到第三遍时，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他出现了口误，把这句口号喊反了，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 少奇！”其实，最后那一个半字没有喊出口，林哥哥就愣住了，不，是吓住了。他宏亮动听的声音已通过高音喇叭，传遍了全场。

场上也有人已举起了手臂，跟随着喊了“打倒毛……”的时候，嗓子眼儿就像被掐住了，把剩下字咽进了喉咙管，掉进肚子里。

全场静止了大约十几秒钟，不知谁第一个反应过来，喊了一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万成！”就冲上了主席台。跟着，一群人冲上了主席台，把吓傻了的林万成胳膊往后一扭，架着“飞机”揪出会场。在众目睽睽的万人大会上呼喊反动口号，那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啊。

一队革命群众高呼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万成”的口号，直接把他扭送到公安局。从体育场到公安局，还有一段路，还要经过郧阳中学大门口，很多人都看到了扭送林万成的场景。

现在想起来很奇怪，那时通信不发达，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但东城发生的事情，没一会儿西城就知道了，似乎是空气在传递消息。我在“司令部”家里，听到外面有人喊：“看反革命哪！又逮住一个现行反革命哪！”

我跑出来了，很多人都跑出来了，站在郧阳中学校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看热闹。

很快，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曾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林哥哥，被人揪着头发、身体被扭曲成大虾米似的跌跌撞撞的从眼前经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万成”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一个矮个子扁圆脸的女人喊的特别起劲，兴奋地脸都变形了，眼角嘴角鼻孔都像被什么东西扯拽起来了，那张狰狞可怖的脸至今清晰的留在脑海中。我没看见林哥哥的脸，看不见，却看见了乱发中的一只耳朵，那耳朵惨白惨白的，没有一丝儿血色，像个假耳朵，塑料耳朵，反正不像人的耳朵。

一见是林哥哥，我也傻了，傻傻的瞅着押送的队伍走过去了，我才反应过来，跑过去尾随着那支队伍，一直跟到了公安局，看着林哥哥被公安局的人带进那个有人站岗、墙头有铁丝网的大院里。

林哥哥进去后，扭送他的那些革命群众一哄而散，离开了公安局。

公安局所在地就是原来的“陆道台大人府”，一样有着高高的围墙和深深的庭院，小姐的绣楼变成了办公室，姨太太们的暖阁变成了审讯室，下人们住的后院成了看守所。据说原来后花园假山上的小亭子，改成了可以俯瞰整个看守所的碉楼式岗亭，那些年年岁岁开不败的牡丹芍药凤仙玉簪花早已随着改朝换代化为了尘土。

这里地势比较高，当老城淹没后，那座岗亭一直保留着。到二十一世纪，我才看到岗亭的真面目，陆道台大人巷已改为“老城巷”，剩下小半截巷子，成了城市边缘一片废弃破败的街区，现在不知住的什么人。坍塌断裂的高墙上斜垂着几节锈蚀发红的铁丝网，有着六角飞檐的岗亭上扯着几根绳子，长长短短的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不知在黑夜降临后，是否有冤魂在这里哭泣游荡？

我站在公安局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没有走，呆呆的看着公安局大门，那儿已经没有人，只有门口两棵毛桐树纹丝不动的呆在原地，我记得春天时那树上一大朵一大朵紫色的毛桐花开得像假花一样。

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站了一会儿，我忽然明白我是在等待，等待一个人的出现，我相信那个人必然会出现，那个人应该是小玉姐姐。这种消息传的比风还快，小玉姐姐肯定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她会怎么办？看来28号他们的婚礼是没戏了——想到婚礼，我的心“砰砰”急跳起来，二姨的话冷不丁的冒出来：“鼠配羊，泪汪汪”，“鼠配羊，哭断肠”！二姨的话不是封建迷信，她的话一语成谶，简直是灵验的咒语。

长大后，我明白一个道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积累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的用“封建迷信”轻易否定，何况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人类不可知的事物。

现在，小玉姐姐真的要“泪汪汪”、“哭断肠”，要哭成泪人儿了吧？

我一直看着公安局前陆道台大人巷（如今叫“光明巷”）东边的巷口，小玉姐姐从十字街过来，应该走这条道。没想到她是从西边北门坡来的，等我看见，只见她的背影一闪，进了公安局大门。我跑过去，躲在一旁偷看。

在公安局门口的过廊里，从传达室里出来一个人，拦住了小玉姐姐。小玉姐姐两手比划着，急切地说着什么。但无论她说什么，那个守门人不放她进去。后来，又出来了一个黑脸膛的中年人，看起来是个当官的，他表情严肃的看着小玉姐姐。我不敢靠太近，听不太清楚小玉姐姐在说什么，她无非是在替林哥哥辩解，说林哥哥是口误，是无心之举，她可以拿性命来担保。我看得见小玉姐姐半边脸，粉脸一会儿成了红脸，一会儿成了白脸，她在不停地说啊说，说啊说，一边哭一边说，其实，她说什么都没用了，她的泪水打动不了任何人。

后来，她不辩解了，只求能见见林哥哥，这个请求也被当场回绝。

再后来，那个黑脸膛的男人走了，小玉姐姐歪靠在过廊的墙壁上，看上去那么的无力无助，她在那里靠了很久很久。

又过了一会儿，二姨带着李大网等几个亲戚，到公安局连拉带架的拖走了小玉姐姐。

本来，小玉姐姐和林哥哥相约，开了万人大会后，两个人一起到街道革委会去领结婚证，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二姨则暗暗庆幸，庆幸小玉姐姐还没有领结婚证，领了证，就变成了反革命家属，这个污点一辈子都洗不清，还会株连全家人。小玉姐姐的哥哥有一儿一女，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姑父、姨夫、舅舅”是一定要填的，姑父是现行反革命，便意味着这个人不能当兵、不能提干、不能受到重用，是毫无政治前途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要跟着你一辈子，影响你一辈子，给你的一生定了调子，有个反革命的关系，不可能还有美好的未来。

如果领了证再去离婚，小玉姐姐一个黄花大闺女生生变成了“二婚”，那就更冤了。这其中的很多道理，都是我长大了以后才明白的。

原来小玉姐姐真的是一只啼血的杜鹃鸟啊！就像李太白的诗：“一叫一回肠一断！”那真的是断肠时刻啊！可杜鹃飞落在甩着尾巴的小牛崽的背上，是田园牧歌的景象啊！栀子树下的杜鹃花，栀子树上的杜鹃鸟，真的是“杜鹃花与鸟，哀哀叫期间。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

林万成是在万人大会上呼喊的反动口号，属于性质特别严重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直被关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粉 碎四人 帮”后才放出来。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已经完全脱相了，背驼了，嗓子哑了，几乎成了哑巴，脸皱成核桃壳，看不出一丝一毫当年玉树临风的英俊模样。那时，小玉姐姐早已结婚嫁人，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小玉姐姐后来结婚生子，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告诉我们，她似乎在躲避所有的人，跟我家的关系慢慢淡了。偶尔在街上看见我，不再亲亲热热的喊“小素儿”，而是远远就躲开了。

我没见过小玉姐姐的丈夫，只听说是造纸厂的一个劳动模范。我长大后，离开了郧阳城，到今天，想起小玉姐姐，我就想起她那粉扑扑的脸，想起她穿过的一双白色力士鞋，想起林哥哥。

还有杜鹃花丛中的杜鹃鸟。

杜鹃鸟啼叫着，落在小牛崽的背上。

那是两个年轻美好的形象，定格在一个更加年轻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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