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荣荣的妈妈杜清一老师被关了大半年后放出来了，她是特务老婆，不是特务。&29378;&20154;&23567;&35828;&65306;&109;&46;&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她回来的那天，我在“司令部”看见她，一下子竟没认出来。杜老师原来是个小巧玲珑、和颜悦色的人，天生一副笑模样，看见小孩子拍拍脸蛋摸摸头，笑眯眯的，孩子们也都挺喜欢她。几个月的时间，她脸上的肉丝子突然拉横了，笑肌僵硬，两眼空洞无物，头发毛毛糙糙的，又黑又瘦，变成了一个凶巴巴、干巴巴的小老太婆模样，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不知道她被关起来的几个月中发生了什么，可以想象的是被打被骂是不可避免的，忍饥挨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查了几个月，查不出来她有任何的问题。郧阳中学的人其实都清楚，她是解放后才经人介绍认识的龚愈真，的确不知道龚愈真的历史问题，介绍人不知道，连组织上都不知道，她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师范女生怎会知道。龚愈真滴水不漏的瞒了她十几年，现在看来隐瞒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婚后两人生儿育女，琴瑟和谐，相敬如宾，属于那种从未红过脸的模范夫妻。杜清一知道的是，龚愈真平日除了上课，一门心思就是这个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呵护着全家人，哪里想得到丈夫竟然是个潜伏的特务！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打懵了杜清一，关在监狱里，杜清一懵了几个月，也想了几个月，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把丈夫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细微末节都梳理了一遍，最后她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丈夫，一个敬业的老师，一个爱家、爱妻、爱儿爱女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坏人！

这样想着想着她就钻了牛角尖，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是被冤枉的，她认为对自己丈夫的定性是错误的，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才会造成冤假错案。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丈夫，能活着走出监狱吗？在监狱里，她一直用沉默来面对所有的审查，拳打脚踢抽耳光都不奏效，只差没坐“老虎凳”了，搞得专案组的人员很无奈。后来，见杜清一确实查不出来问题，专案组就改变了策略，要杜清一签字和龚愈真离婚。离婚申请书是专案组草拟的，内容无非是要杜清一与龚愈真这个罪恶的特务划清界限之类，要杜清一好好考虑考虑自己和孩子们的前途。

杜清一看了离婚申请书，依然沉默。后来，她提出回家看看，安排一下子女的生活，再考虑签字的事。

她挂念龚荣荣和龚希希，不知他们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龚愈真判刑后，已停发工资，但杜清一的工资没有停发，龚荣荣每个月去领取这一份工资，带着弟弟过。

这是文革中一个有点怪异的地方，全国几乎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摧毁式的冲击，但跟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资系统却一直在正常运转。那时都没有其他收入，只有每个月那点可怜的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几乎家家都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晚发几天工资，就有人得饿饭了。后来我问过父亲，他说无论遭遇怎样的批斗，工资没少过一分一毫，除非人死了被抓起来了或者赶下乡了。由此可以推想，表面看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只巨手操纵着整个中国的局势。

就这样，专案组同意杜清一回家一趟。

回到家，杜清一大门紧闭，母子三人安安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

“司令部”南院从第三进院子起，房屋后墙和围墙形成一个长长的阴暗夹道，偶尔有小孩儿或猫狗在里面大小便，然后被落叶覆盖，散发出一股年长月久的腐臭味，平时很少有人进出。夹道口有一株很高的梧桐树，不是枝叶婆娑的法国梧桐树，而是古语“梧桐百鸟不敢栖，唯凤凰也”的那种绿皮梧桐树，也就是“凤凰落在梧桐树”上的梧桐树，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种绿皮梧桐树树干光滑笔直挺拔，常有孩子们爬上爬下。有一段时间，我老在琢磨，怎么爬上那棵绿皮的梧桐树。同院儿的好几个小伙伴都可以轻而易举爬上这棵树，尤其是我的大妹敏儿，天生是个爬树的高手，她常常是不费吹灰之力爬上梧桐树，坐在树杈上得意洋洋看着在树下仰望的我。

在我们郧阳城，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的大树、古树随处可见，并不稀罕，到了秋冬季节，到处可见“数行霜树”的美景。最有名的是北门坡上的一棵老木瓜树，树身好几个人都抱不住，树龄得有上千年。木瓜树民间称作“降龙木”，具有镇灾辟邪的作用。1958年大炼钢铁，有人想把这棵木瓜树砍了去炼钢，但一斧子下去，流的竟是血水一般的红水，砍树的人顿时手脚发麻，从此没人再敢碰这棵神木。江边还有一种会唱歌的树，一到下雨天，那树上的花骨朵就会发出“咕咕”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这种树的学名，就叫它“水咕咕”。“水咕咕”到秋天的时候，树叶绯红，比红了的枫叶还好看。树多，我们童年的游戏玩乐很多都和树有关系。放学以后，约上三、五个小伙伴，到核桃林玩儿“摸瞎子”的游戏。在一棵枝桠粗壮的核桃树下，我们先进行“锤子、剪刀、布”的比试，郧阳方言叫“猜呱猜”，也就是“猜哇猜”的意思。最后一个输家站在树下，用手帕或者红领巾蒙上双眼，其他人迅速爬上树。“瞎子”在树下稍等片刻，听到树上没有动静了，说声“开始了”，就摸索着爬上树，摸索着抓树上的人；抓住谁，谁就下树当“瞎子”，周而复始。

那时年幼，自然是手脚灵活，身轻如燕，为了躲避“瞎子”，我们敢往树梢尖尖上爬，也敢在树枝间飞来荡去。跟年幼相连的是“无知”，无知者无畏，我们从未意识到这种游戏的危险性，常常是玩儿的天黑了才回家。不过，如此危险的游戏，至今没听说有人从树上掉下来摔伤。

夹道里这棵梧桐树，却让我伤透了脑筋，在无人的时候，我偷偷试了好几次，没爬上这棵树。

心中那个懊恼！

一个盛夏的中午，大家都在睡午觉，革命也要睡觉的嘛。我又一次悄悄从家里溜了出来，跑到这棵树下，咬紧牙关，决心要爬上这棵树，这棵令我万分沮丧的树。我学着伙伴的样子，往手心上吐了一点吐沫，两手搓了搓，手脚并用，开始往上爬。这时节，除了树上的知了，没有任何人会看见我是如何狼狈不堪、擦破腿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这棵梧桐树。

我坐在树杈上，一面为自己终于爬上了这棵树而高兴，一面想看看树下的景象。向下望了一眼，吓了一跳：居然这么高！从上往下看和从下望上看，是绝对不同的感觉，那是一个全新的角度，视野开阔了许多，能看见“司令部”的全貌，有点“极目楚天舒”的感觉。经历过文革的“洗礼”，很多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倒背如流。

此时，阳光直射，从枝叶间散发出夏日的燥热，知了的叫声显得那么的嘈杂讨厌。我看见树旁房子上黑色的瓦片，瓦沟里的瓦蓁，屋檐下的窗户也暴露在我的眼前，低下头来，透过窗户，还能看到睡在床上的人。那些大人们此时半裸着身体横七竖八的睡相，一点儿也不雅观。

这样不经意的扫了几眼，我才想到，再过去一点就是龚荣荣她们家，我想，龚荣荣也在睡觉吗？她妈妈回来后，她和龚希希就有人照顾了，他们紧闭着屋门在里面干什么呢？我从树干荡到院墙上，我要爬过去看看龚荣荣在干什么。如果她在睡觉，我要扔个小石子进去，吓她一跳。那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阶段啊！

我没几下就潜到了龚荣荣家外的那一段院墙，我匍匐在墙头，从窗户一看，吃了一惊：龚荣荣没睡午觉，她居然穿着一件粉灰色带小花的连衣裙，扎着白色的蝴蝶结坐在床头。这是她最漂亮的一件裙子，是她爸爸到上海学习时在南京路买的，龚荣荣穿上这条裙子显得特漂亮，像电影里大上海的女孩子。我看到这条裙子时好羡慕啊，我好希望也拥有这样一件连衣裙。那种粉粉灰灰的过渡中间色，那同色系星星般的小花，与我们平时习惯的大红大绿黑白分明的色彩截然不同，感觉穿上这种裙子就会变成另一个世界的人，绝对的不同于街上一片一片的蓝工装和黄军装。穿着漂亮连衣裙的龚荣荣却在哭泣。怎么啦？龚荣荣哭什么？午睡的时间，她穿这么漂亮，还扎个蝴蝶结干什么？真奇怪！

我很好奇，一动不动的爬在墙头，专注地看着屋里的动静。不仅是她在哭，龚希希也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在哭，哭的非常的伤心。他们的母亲杜清一老师穿了一件蛋青色的漂亮衬衣，头发梳的溜光，背对着窗户，对他们说着什么。杜老师的声音很小，听不见，但不像是在训斥他们。

他们一家三口在干什么呢？杜老师甩了一下手，我看见她的手中竟拿着一根绳子！细细长长的绳子。她要打龚荣荣和龚希希吗？用绳子抽吗？为什么呀？她刚从监狱里出来有什么事情要打自己的孩子？无法想象娇弱瘦小的她会用绳子打人。龚荣荣和龚希希犯了什么大错吗？拿绳子干什么呀？一连串的问号使我反应不过来，脑子里乱糟糟的，找不出头绪。看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这个杜清一毕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的老婆，谁知道她能干出什么坏事来！

杜老师没有用绳子抽他们，她搬了一把椅子，自己站了上去。我眨了眨眼睛，不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但有了一种紧张感，莫名其妙的感到了害怕。我想我一定是看到了他们全家不想让人看到的什么东西，按当时流行的说法：不可告人的东西。而不可告人的东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紧张的都有点不想看了，我想跳下墙来跑掉，但我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因为我想像不出龚荣荣和她的母亲、她的弟弟关起门来拿根绳子能干什么？

杜老师站在椅子上踮起了脚跟，她把手中的绳子扔向了横梁——我身上的汗一下子出来了——我在啥地方看过这种场景——对了，是电影上，什么电影不记得了，但我肯定看过，并对这种上吊的场面充满恐怖。难道，难道杜老师要上吊吗？那龚荣荣和龚希希呢？他们为什么看着妈妈上吊只会哭呢？他们为什么不阻拦呢？这两个笨蛋！这两个猪头！

我感到自己快透不过来气了，我一动不动的爬在墙头，太阳直射在我的身上，背上晒的热辣辣的，我不敢动。

杜老师抓住绳子的两头抻了几下，然后打成一个圆环，依旧踮着脚把头伸进去试了试。接着她下来了，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像刚才一样在横梁上又挂了一根绳子，一样的结成个圆环。当她往横梁上挂第三根绳子的时候，我明白了，明白了龚荣荣和龚希希为什么穿的整整齐齐在哭了，原来他们的母亲是要三个人一起上吊啊！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见死亡，一个院子里小伙伴的死亡。“死神”两个字出现在脑海里，还有那已经张开的黑色的翅膀，带着尖利的啸声掠过。我已不知道自己身上流的是热汗还是冷汗，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像打“摆子”一样。我只知道我的眼睛被汗水糊住了，那湿热的汗水从脸上流进我的嘴里，又咸又涩还有一股辣乎乎的滋味。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窒息，我的脖子好像已经被绳子套住了。

我想做点什么，但我无法动弹，我动不了，我不知该做什么，我更不知道该不该做。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我想幸亏有了那一个闪念，一个革命的闪念，促使我采取了革命的行动。

这些天听到了很多人自杀的消息，尤其是季明、季亚明、季小明的爸爸季普老师自杀后，在他们家门口开的批斗会我们都看见了，革命群众批判季普老师的自杀是在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属于“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文革中，自杀是最严重的反革命。

杜老师要上吊，也是“畏罪自杀”吧？而且她还要带着龚荣荣和龚希希一起上吊，是不是更加的反动？我不敢想也不敢说，我不愿意看到龚荣荣和龚希希去死，龚荣荣和我一样13岁，龚希希才10岁，他们为什么要死呀？还要自己把自己吊死，就因为他们的爸爸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吗？

窗户内，杜老师一只手拉起龚荣荣，一只手拉起龚希希，但他们两个坐在床头，显然不愿意站起来，两个人哭的更狠了，肩膀头一抽一抽的。

杜老师的声音大了一些，我断断续续地听着，明白了她的意思：“有我们这样的父母，你们活着，比死还难受，将来你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还长着呢！我是活不下去了，没法活。他们逼着我和你爸爸离婚，但我不相信你爸爸是坏人！你爸爸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没准儿已被他们逼死了。我是无所谓了，可我走了，你们两个没爹没妈怎么办？我是不得已呀！我是为你们好啊！我想了好多天了，与其这样苟且偷生，不如我们全家死在一起！”

杜老师的语气冷静而坚决，她这样说后，龚荣荣和龚希希迟迟疑疑、十分不情愿的哭着抬起了头，看样子要站起来。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高叫着：“别站起来！别站起来！别上吊！别去死！”

别！别！别！

但是他们站起来了，流着眼泪站起来了，他们一直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听妈妈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可他们为什么要“畏罪自杀”呢？那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行为你们不知道吗？

这时，龚荣荣、龚希希走过去，在妈妈的帮助下，站在了椅子上，他们的脖子，离那个绳套不远，踮一踮脚，头就能伸进去。伸进去会怎么样呢？踢翻脚下的椅子后会怎么样呢？

不——！

不不不！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心里尖叫了一声，浑身汗毛直竖，我激灵了一下，坐起来指着龚荣荣家的窗户大声喊起来：“来人啦！来人啦！有人要畏罪自杀了！有人要畏罪自杀了！”不知是太害怕还是太用力，我一喊出来嗓子就岔音儿了，听起来完全不像我的声音，像是从外面大街上传过来的破锣声。我喊了多少遍我不知道，我喊了多大的声音我不知道，我喊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我的声音立刻传遍了“司令部”，惊醒了熟睡中的人们。

我后来只喊得出来三个字：“龚荣荣！龚荣荣！龚荣荣！”一边喊一边眼泪“哗哗”满脸流。

天知道我在喊什么！

我一喊，龚荣荣和龚希希就呆在椅子上没有动，好像被使了定身法，更或许他们本来就在磨蹭着等待奇迹的出现摆脱死神的魔爪？

后来有人踹开龚荣荣家的门冲了进去，杜老师已把头伸进了绳圈，在乱踢乱蹬脚下的椅子；龚荣荣和龚希希站在椅子上，双手抓住绳子，呆呆的看着冲进来的人没有动弹。在一阵嘈杂之后，革命群众把他们拽下来，扯下木梁上悬挂的绳子，成功的阻止了他们“畏罪自杀”的反革命行为。

我一直骑在墙头上，没有人理睬我。我只感到头晕，嗓子火辣辣的疼。后经检查，我的嗓子喊破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从此以后不能当歌唱家了。原来真有喊破了嗓子这么一说。

杜老师被当场带走了，她走时，大声对龚荣荣和龚希希说：“孩子们，等着我回来，是死是活我们全家都要在一起！”

然后，有几位革命女群众把男人们赶出去，说龚荣荣身上穿的粉灰色小花连衣裙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勒令龚荣荣把那件粉灰色连衣裙脱下来，当场撕碎了。一边撕，一边有人撇着嘴说：“真 他 妈的臭不要脸的狗特务的狗崽子！上吊还要打扮成资产阶级臭小姐的模样！呸！”

脱了裙子，龚荣荣只穿了一件勒胸的“小衣服”和小花裤衩，半赤裸着身体退到墙角，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蹲下去，坐在了地上。龚希希靠在床帮上，傻了一样。

一个女人看了她一眼，说了句：“乖乖儿，真白啊！真是资产阶级小姐啊！”

然后那帮女人没收了那几根绳子，扬长而去。

龚荣荣扯掉头上的蝴蝶结扔在一旁，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我看不见她的脸，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见她单薄的背影，她在想什么？

她面前，是那条撕成布条的粉灰色小碎花连衣裙。

我恨那些撕破她连衣裙的臭女人！那条裙子上也曾寄托着我的梦想。

我在墙头上坐了多长时间？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溜下墙头的？我不知道。龚荣荣和龚希希看见我了吗？我不知道。他们听见我那变得嘶哑的声音了吗？我不知道。

杜老师被带到一个什么学习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她的神经足够坚韧，意志足够强大，不管是被斗被抓被逼被打，她没有在离婚申请书上签字，顽固不化的继续着和一个中美合作所特务的婚姻，因此又被送进了监狱，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杜老师的工资也停发了，每个月只保留了15块钱的生活费，维持着龚荣荣和龚希希的生活。

一连好几天，龚荣荣和龚希希白天根本没出房门，只是在天黑后出门倒痰盂，倒垃圾，到水井抬水回家。我在院门口的太平池的路灯下看见他们抬水，我正要喊龚荣荣，他们把头一低走过去，假装没有看见我。

我心里很难受，他们为什么不理我？难道我做错了吗？

外婆说我做的对，说救人一命是积大德的善行。不过，外婆又说：大德不报，别指望有人会感激你。“大德不报”？我那时似懂非懂，并不理解这四个字的全部意义。

寇甘玲却说，要不是因为我出身不好，父母都是“走资派”，我会被称作“小英雄”的，毕竟是我阻止了“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行为，没准儿我的“事迹”会登在报纸上，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名扬天下。

我无所谓英雄不英雄的，我只是不想看见从小一起长大的龚荣荣和龚希希就这样死去。对死亡的恐惧在这一天真正的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那是我又一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龚荣荣再也不会和我一起到“红楼”读书了。

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爸妈的床头竟放着上中下册的《红楼梦》，回家后就认真的阅读。我觉得有点奇怪，这书不是“毒草”吗？他们为什么明目张胆的把“毒草”带回家？还像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样的捧在手中看？疑惑归疑惑，我心里琢磨的是怎样乘爸妈不在家时偷看《红楼梦》。那时，能看到一本禁书，是莫大的诱惑，不亚于糖果和鸡鸭鱼肉的诱惑。

没想到，爸爸回家发现了我在偷看《红楼梦》，竟没有训斥我，反而鼓励我看下去，看一遍不行，还要反复的看。我是真正不明白了，大人们怎么会对《红楼梦》的态度180度大转弯？爸爸告诉我，毛主席在多种不同的场合提到《红楼梦》，并提倡大家读这本书，读个五遍以上才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读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就不算是中国人。有了伟大领袖的提倡，人们就积极踊跃的读起了《红楼梦》，那应该是《红楼梦》的一次大普及。

果然，我很快也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说：“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苦脸，瘦弱多病，只好住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毛主席在文革中还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话，像“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有大的难处”等。说的最多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一些评论文章，我看的似懂非懂：“《红楼梦》这部著作，作者的主题是‘坟’。这是一部纪实农民革命和民族战争的悲剧史，即‘怀金悼玉’的悼亡史诗。但又不仅如此，由于强烈的阶级和民族仇恨，作者得以站在人民和民族精神的高度，俯瞰身处的亡国现实，回眸亲历的斗争历史，其视角的精度、视力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都是空前的。作品实际的历史内涵和意义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愿望。确切地说是一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的历史教课书。今天，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段过去了的斗争史，教课书已经是我们共同的财富，面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世界，我们只有千倍的感悟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最积极的姿态增进中华民族的革命大团结，万倍警惕和保卫我们共同的神圣的家园。”

报纸上的各种评论铺天盖地，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红楼梦》热。我也沉浸在书中，可是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