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热火朝天，一浪高过一浪，广播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1968年，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革命造反派夺取了市委、市政 府的权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在深入的发展。&29378;&20155;&32;&21715;&35498;&32178;&936;&969;&936;&12290;&120;&105;&97;&111;&115;&104;&117;&111;&65287;&107;&114;各地的造反派亦步亦趋，都展开了抢枪夺权的行动。

“一月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何况上海是在太遥远的“江之尾”。我只知道我长高了，又长大了一岁，13岁了，但父母却没有带我到医院复查我的重瞳，听说眼科的那个“白马”上海大夫被抓走了，不知关在什么地方。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冷冰冰的一月，阴历的腊月，是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我们这里本来是四季分明的地方，但那个秋天好像特别短，一阵风刮来，树叶黄了；又一阵风刮来，树叶落了；再一阵风刮来，就到冬天了。

一天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那不是“敲”，是“砸”，是砸门声，接着就听到外面一片吼吼叫叫的嘈杂声，我披上棉袄爬起来，站在隔栅那里，看见父亲被几个红卫兵推搡着拽出了门，那几个红卫兵都背着枪，枪上是寒光凛凛的刺刀。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父亲教过的学生。

父亲出门时，扭头看到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带走了。

四条上刺刀的枪，押走了父亲。这种场面，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然而，那都是革命英雄面对日本鬼子国 民党反动派啊！红卫兵当然是革命造反派，那我的父亲是敌人吗？

“司令部”已被视为培养资产阶级白专典型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窝子”，这里的老师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历史问题或者散布过反动言论——站了一辈子的讲台，谁敢保证每一句话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火眼金睛的审查？所以，三天两头都有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闯进院子进行革命，不是抄家就是把人揪出去批斗，不分白天还是晚上。

天还热的时候，一天夜晚，我听到我家对面传来打骂尖叫声，我悄悄爬起来在窗户那儿张望，不知什么人半夜撬开了“鬏鬏毛”于小萍的家门，冲进去后于老师和胡爱革夫妇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一个女人尖叫着：“呀，呸——！不要脸！真是不要脸！就是夫妻，睡觉也得穿件衣服呀！哪儿有像你们这样一 丝不挂的！呸！不要脸！”

那个女人的叫骂声在夜空中回荡，肯定很多人都听见了。这样的辱骂，比大批判罪名“深入人心”，批判言词早就随风飘了，而这样的骂声我几十年都无法忘记。于老师和胡爱革夫妇很长一段时间见人都不敢抬头，见了我们小孩子也是灰溜溜的低头而过。

我闩上门，跑回床上，浑身直哆嗦，又冻又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父亲会怎么样。我想起了季明的爸爸季普老师，他只是画了美丽的仕女图……我的爸爸会活着回来吗？这个寒冷的夜晚，我对“绝望”这两个字，有了切身的体会。

我一丝睡意也没有了，睁着眼睛熬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告诉敏妹在家带妹妹，哪儿也不许去。

“听到了吗？都不许出去！”我用严厉的口吻说。话说出口，我自己听着都觉得不像我的声音，更像是父母教训我们时的态度。我怕妹妹们在外面会遇到什么闪失，我突然像一只翅膀硬了的老母鸡，知道护着小鸡了。

妹妹们不知所措的看着我，那红红的眼睛，像惊恐的小动物。

我围上一条红围巾，出了门。我要去找爸爸。我害怕我的爸爸像季明的爸爸那样一去不返，那是我第一次对生命的脆弱有切身的感受。

我到了校园，在里面到处乱跑，乱找，从郧阳中学红卫兵司令部找到下面的战斗队，有“全无敌”、“云水怒”战斗队，有“八一”、“红旗”、“丛中笑”战斗队，还有“烈火中永生”战斗队。凡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去看看，看看有没有爸爸的身影。

最后在“刺刀见红”战斗队把守的一个大教室里，看见了让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场面。

在教室的讲台上，课桌上摆着一副毛主席像，毛主席穿着军装，神采奕奕的挥着手，在接见红卫兵。下面，课桌板凳胡乱码放在角落里，父亲低着头站在毛主席像前，几个红卫兵高声喊叫着，要爸爸给毛主席请罪。

请罪？请什么罪？父亲有什么罪？

我悄悄站在教室后面的窗外，紧张地看着里面，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动静。

一个扎小辫子的女红卫兵推了父亲一下，说：“明慎之，你够反动的，够狂妄的！竟敢在课堂上公开诋毁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诋毁毛主席？攻击毛主席？我一听，头“轰”的一下子，像耳鸣了一样，什么也听不见了，浑身透心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缓过神来，只听到父亲在说：“同学们，同学们，这是哲学问题，哲学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一个身材像竹篙子的红卫兵打断了父亲的话：“好呀！到这种时候你还负隅顽抗，还死不认罪！毛 泽东思想是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思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你承认不承认？”

父亲没有回答。

爸爸，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心里那个急呀！答案不是明摆着嘛！连我们小孩子都知道。是！肯定是！

那个“竹篙子”继续训斥着我爸爸：“明慎之，你还是快点认罪，否则的话，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另外几个红卫兵也吼道：“对！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说！快说！你为什么在课堂上讲对毛 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

对毛 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听到这里，我完全懵了，腿都软了。林彪副主席说了，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可爸爸你为什么敢说毛 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啥叫一分为二？我不懂，我只能凭着直感理解为有光明就有黑暗，或者说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 泽东思想怎么能“一半”好“一半”坏呢？爸爸，你真的讲过这种反动话吗？你为什么要讲这种反动话？

我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样说肯定是反革命呀！像王二林那样的现行反革命呀！这比季明爸爸的问题要严重多了，肯定要被抓起来押到公安局呀。我那时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往那深不可测的深渊中下坠，下坠，水漫过了我的头顶，憋的我喘不过气来。突然，我抓住了一根稻草，使劲在心里喊道：我爸爸没有讲这种反动话，是别人编造的！是造谣！是污蔑！

爸爸，快否认！快否认呀！

但爸爸没有否认，他还在跟红卫兵们苦口婆心的说什么“哲学问题”、“普遍真理”之类的话。

这个时候，谁还听得进去这种话？那个“竹篙子”当胸给了父亲一拳，父亲踉跄了一下，捂住胸口勾下了腰，喷出一口黄水。然后，几个人扑上去，把父亲按到在地上，要他跪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父亲挣扎着，不愿下跪，后来他干脆躺在了地上。“竹篙子”踢了他一脚：“你这条老狗！装死啊！”那时，我的父亲刚刚40岁。

我看着这一切，像梦魇一般浑身发紧，无法动弹。我又想变成一只鸟，高高的、高高的飞在蓝天上，不要看到人世间的丑恶……我更想是一只大雕，用那强劲有力的利爪，抓起父亲逃走，远远的、远远的离开这个世界……

我该怎么办？

我想哭，想“哇哇”大哭。可我不敢哭，我知道哭救不了父亲。

几个红卫兵扑上去，对父亲拳打脚踢。我转身坐在了地上，捂着嘴哭起来，不想看也不敢看他们殴打我父亲的场面。

正在这个时候，从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一个通知，一个很亢奋的声音说：“红卫兵战士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现在马上集合，进行环城大游行！”

那时，只要毛主席说了话，就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下达后，就要上街游行庆贺。有一次，“最高指示”是半夜里传达下来的，人们半夜爬起来，举着火把进行了环城大游行，那次火把游行，场面很壮观，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节。

这个通知连续播了三遍。“刺刀见红”战斗队的红卫兵们又踹了父亲两脚，警告他不许乱跑乱动，然后丢下躺在地上的父亲，扬长而去。

过了一会儿，红卫兵们敲锣打鼓的举着红旗，兴高采烈地高呼口号，喊着一段顺口溜“一日打烂三只鼓，三日打破九面锣，不是锣鼓不耐打，硬是我们喜事多！”浩浩荡荡的上街游行去了。

父亲还躺在地上。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我好希望狐大仙能显灵，我也想变成一个孙悟空或者二郎神，变成一个面目狰狞的鬼也行，展示出无敌的魔力，冲破藩篱将父亲救出，然后远走高飞，不再回到这个叫人欲哭无泪的人间。

可我只能眼巴巴的站在窗外偷看，不知该怎么办。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发生了什么，爸爸不要死。

父亲躺了一会儿，可能感觉到周围没有人了，慢慢坐了起来，他活动了一下颈脖，一手撑地，站了起来。他静静地站了一、两分钟，就走出了教室。在走廊上，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快步向校园后面走去。

他要去哪里？

我赶紧跑过去，躲在一棵大榆树后，盯着父亲的背影。他走一段，拐弯了，我再跟上去，躲起来偷看，就像电影上搞地下活动一样。爸爸头也没回，径直走出了郧阳中学后门，上了台阶，经过大操场，一直往西走去。操场往西是一道长长的山梁，山梁下面是汉江水，汉江和山梁之间，是一面坡度几乎笔直的山崖。

这里的地形我很熟悉，因为我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儿过“中国、美国”的游戏，就是从前“官兵抓强盗”游戏的翻版，只不过“强盗”变成了“美国鬼子”。那个山梁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春天的时候有姹紫嫣红的野蔷薇盛开，秋天时有玉簪花开放，是躲藏的最佳地点。然而那道开花的山梁，那道我曾玩耍过的山梁，使我的心提了起来：从那里飞身跃下，是跳江也是跳崖。

我快步跑了起来。

父亲走的也很快，丝毫没有发现我跟在后面。他在想什么？他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已经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感觉不到了吗？

他翻过了那道山梁……

我拼命跑过去，在那道山梁上停住了脚步——

父亲站在山崖前，望着那滔滔不绝的汉江水，没有动。不过，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一个瞬间，他随时随地都会跳下去。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的两腿稀软，快要站不住了，伸手抱住一个树杆，憋足劲儿喊了一声：“爸爸！”

我不知我的声音是大还是小，我不知道我发出的声音是否充满悲怆，我只看见爸爸的后背颤动了一下，有一个停顿，短暂的停顿，爸爸慢慢回过头来，看到了我，眼中一悸，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慌的神情。后来我才想到，那时的我，满脸泪花，面孔肯定发白发灰发紫发青发黑，扭曲变形脱相了，已变成了一只惊恐万状的小动物？

一只哭泣的鸟？

我看见爸爸脸色铁青，牙巴骨动了几下，像是把什么难以咽下的东西吞到了肚子里。面对自己的女儿，父亲必须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尽量若无其事的说：“素儿，爸爸没事儿，爸爸只是来看看汉江，透透气，心里宽展些。没事儿，我们回家。”

许久，爸爸没拉过我的手。我拉住爸爸的手，不敢撒开，我生怕一松手，父亲就会如一缕清烟般消失，消失的干干净净。

许久，父女俩没有手拉手回过家。

那些红卫兵游行完了，可能忘了被他们丢在教室里的老师，竟没有追踪到“司令部”来；也可能是他们有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务，更可能回家吃饭或者玩耍去了，就把批斗我父亲的事暂时抛在了一边。

父亲逃过一劫。正好在这个时候，对他进行外调的调查组从父亲的老家回来了，调查组组长是郧阳中学的园艺工人毛师傅。毛师傅种月季花有一绝，据说是剪枝扦插有“秘诀”，经他侍养的花，花期都特别长，颜色也特别丰富，月季花能从初春开到初冬，差不多十个月。光是那红色月季就分鲜红，大红，朱红，深红，茶红，黑红；粉色的有艳粉，水粉，杏粉，浅粉；黄色的有深黄，艳黄，杏黄，金黄，铜黄，橙黄，浅黄，还有表里双色的复色月季，正是“片片蝶衣轻，点点腥红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

毛师傅根正苗红，三代贫农，在学校从事的一直是体力劳动，属工人阶级。在郧阳中学这种臭知识分子一大堆的地方，“文革”中自然受到重用，成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毛师傅没多少文化，但对有文化的教书先生心存敬畏，对各位老师的问题采取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态度，不管批斗哪个老师，只要他在场，他都第一个冲上去，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到底说了什么，反正他从头骂到尾，骂的别人无法插嘴，也无可挑剔，批斗会往往不了了之，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

对爸爸进行外调后，在毛师傅的坚持下，调查组给出了结论：明慎之虽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离开家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学生，在土改中已参加了革命。经村里人证实，解放这么多年来，从未回过家，也未有过书信联系，真正的与地主家庭划清了界限。何况，其父母已于五十年代去世，明慎之历史上是清白的，在课堂上所讲的“反动”观点，经研究后再做处理。

对这个结论，父亲松了一口气，回家后就告诉了母亲。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爷爷奶奶的消息，一个确凿的死讯。

还有一件确凿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后，毛师傅悄悄告诉父亲的，他们在外调的过程中查找到了父亲家族的家谱，原来父亲的家族，祖上是做过大官的。毛师傅说，几百年前的事，管他作甚！家谱属“四旧”，应当场烧毁！烧了家谱，也没人再提及，竟糊弄过去了。

但父亲却惊出一身冷汗。

若干年后我见到了重新修订的家谱，不是我想象中发黄的老宣纸、竖排毛笔字的模样，而是紫红色的大十六开的硬壳精装本，封面上有一个金色的圆圈，里面一个篆体的“明”字，上面一行小字“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迁鄂溪水坪”，题目是“明氏支系誌记”，下面的括号是“1369年—2005年”，编撰日期为2006年孟仲月。新的家谱，主要是记录了迁到鄂溪后的这一支族人。之前的，据说是有9--12代的断代。那个最显赫的太祖，进士中第，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为官做人，正直敢言。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元代为躲避战乱其中一支从江西吉安逃到鄂地的，这个逃到鄂地的“一世祖”，留下九房后人，父亲这一支，是大房的。明氏家族的人，至今对这“九房”分的很清楚，他们习惯的称作：大、二、四、六、八和三、五、七、九，听着像“三五九旅”的部队番号似的。原来，“一世祖”有两个儿子，大、二、四、六、八是一个儿子生的，三、五、七、九是另一个儿子生的。家谱上，“一世祖”有没有女儿，没有人提及，历史已将她们抹去。

这就是中国的乡村，无论社会怎样的动荡变迁，那里依然有着牢不可破的属于乡村的信仰系统。

有了毛师傅的庇护，父亲的问题得以搁置，暂缓处理。

“刺刀见红”战斗队的红卫兵们去进行革命大串联了，这一次，他们要徒步串联到革命圣地延安，到那里去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父亲才暂时避免了被批斗的日子。不过，因为父亲文笔好，字又写的漂亮，经常被叫去写材料，这种“写材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写好后还要刻钢板，再用油墨一张一张印出来，有时要印几百份，几乎每天都是深夜才回家。

在这寒冷的天气和激荡的革命岁月里，时间没有停止流淌，转眼就到了春节，我们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年。

平日，郧阳城的夜晚灯光昏暗，少见灯火辉煌的场面。但年年春节，家家前门后院，都挂上了晶莹剔香、吉光映街的大红灯笼。早些年间，府衙、县衙挂的都是六方、八方、十方的大红纱灯，足有一米多高，气派非凡。百姓家挂的灯笼，一部分是自家做的，一部分是在城里有名的“灯笼刘”店铺里买的。“灯笼刘”家的灯笼，是郧阳府的独门绝艺。在没有玻璃的年代，他家的灯笼一不用纱，二不用娟，也不用纸糊，先用细铁丝编灯体，铺上还没合成丝线的桑蚕绒丝，再刷上一层极薄的明胶而成。这样做出的灯笼，比蝉翼还薄，比娟纱更透，亮如玻璃，灯笼内插上红烛，外面写上吉祥如意等喜庆字样，散发出暖暖的光芒，一条条街巷挂满了红灯笼，整个郧阳城浸润在这种如春阳般的节庆氛围中。“灯笼刘”家的这种手艺，全城及西六县仅此一家，销路极好。到了“玻璃时代”，老人们还怀念这种灯。

过年的时候，街上有“玩灯”的，我们都要去“看灯”：耍狮子耍龙灯的、踩高跷的，骑竹马、抬桩的，坐采莲船的、老背少、渔夫戏蚌壳精、打花辊什么的，我们最喜欢的是“凤凰灯”，那是郧阳府独有的花灯。楚俗崇火拜凤，凤凰是楚地的图腾，凤凰的形象集雉尾、鹤爪、鸡冠、鹰目、龙纹、龟身、孔雀翎、鸳鸯羽于一身，是“百鸟朝凤”中那个鸟中之王。“凤凰灯”表现的是一只五彩的凤凰领着两只幼凤，在鲜花盛开的大地上引径舒翅，翩翩起舞，时而翱翔于瑞浪之上，时而穿绕于花丛，在美丽的牡丹花中尽情游戏，用凤嘴梳理那斑斓的羽毛。太阳的光和热把她惊醒，最后，她欣喜若狂地振翅飞向太阳，在辉煌的圣火中舞蹈和燃烧。

一只凤凰从头到尾长约四、五米，两翼展开约两、三米，身上的羽毛五彩缤纷，抖动起来令人眼花缭乱，伴随着唢呐的鸣叫声，是最吸引我们的“花灯”。每年，我都要追逐着“凤凰灯”跑大半座城。

到了元宵节，孩子们每人提着一盏小灯笼，都要出门去“游灯”。“游灯”也叫“游百病”、“走百病”，在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之时，人们相约出游，结伴而行，具有祛病延年，消灾祈福的作用。谓之“正月元宵游百病，游了百病不生病。”

我们提的小灯笼，大都是家里人自己做的，用细篾片编扎，糊上彩纸，画上图纹或者贴上剪纸，点上蜡烛就行了。游灯时，小孩子们多提的是“生肖灯”，自己属什么就提什么灯。也有莲花灯、绣球灯、金瓜灯、菱角灯、八卦灯，金钗灯和走马灯，十字街还有猜灯谜的。天一擦黑，小孩子们就按捺不住的提着“龙灯”、“虎灯”、“牛灯”、“马灯”、“羊灯”、“鼠灯”、“鸡灯”十二生肖各种花灯上了街，满街的欢声笑语，满巷的红灯笼，满城游走着光影闪闪的小花小朵小动物，真的是“千门灯火夜似昼”，将郧阳府装扮的如天上的宫阙。有一年，三眼井巷一个叫大顺子的光头男孩儿提的“兔子灯”造型夸张，又大又亮又好看，惹的我们个个羡慕不已。光头大顺子在郧阳城也算个“名人”，小小年纪的他曾说出过一句令人捧腹的名言。有一年春节，大年三十吃团圆饭，大顺子全家老少四代十几口人，一人吃到了一块红烧肉，是那种红泛泛油光光香喷喷入口即化的大块方形红烧肉，那个香呀！这块红烧肉进了大顺子的嘴，就迫不及待的钻进喉咙管溜进肚里了。十岁的大顺子嘴里砸吧着红烧肉的余香，幽幽的说了一句老气横秋的话：“哎，这辈子要是能被红烧肉撑死就好了。”

“被红烧肉撑死”这句话迅速传遍了郧阳城，那是多少人的野心和梦想。

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直要过了正月才会取下来。

这两年没有人家挂灯笼了，没有“玩灯”的，没有“看灯”的，更没有“游灯”。那个大顺子，不知还能不能吃上一块红烧肉；街上没人放鞭炮，连串门拜年的都很少，这些习俗都成了“四旧”，被革命了。那种“不用搭台不化妆，自己划船自己撑，自从盘古唱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