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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他的眼睛。琥珀色的,温暖的,带着担忧和一点点她看不懂的、很深的东西。
“常炅,”她说,“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以后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看红绿灯,不要闯红灯,不要抢黄灯,不要——”
“我从来不闯红灯,”常炅打断她,“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尹茉衣说,“但你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
“还有,”她深吸了一口气,“不要靠近大货车,不要靠近公交车,不要靠近任何大型车辆。离它们远一点,保持叁米以上的距离。”
常炅的眉头皱了起来。
“茉衣,你到底——”
“你答应我。”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
“好,”他说,“我答应你。”
那天晚上,尹茉衣没有睡觉。
她躺在常炅身边,
侧着身子,一只手搭在他的胸口上,感受着他呼吸时胸腔的起伏。常炅早就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绵长,偶尔翻个身,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什么,然后又沉沉睡去。
她就那样看了他一整夜。
看着窗外的光从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藏青,从藏青变成鸦青,然后天边开始泛白,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床单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金线。
第二天是周日。
尹茉衣醒来的时候,常炅已经不在床上了。她猛地坐起来,心跳在一瞬间飙升到一百八十迈,血液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常炅?”她喊了一声,声音尖锐得几乎破了音。
“在。”厨房里传来他的声音,平淡的,日常的,像每一个普通的早晨一样。
尹茉衣跌回枕头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没事。他只是去做早饭了,只是去做早饭了。
她光着脚走进厨房的时候,常炅正在煎鸡蛋。平底锅里滋滋地响着,蛋白的边缘煎得微微焦脆,蛋黄还是溏心的。旁边的小锅里热着牛奶,灶台上放着一碟切好的水果。
“你怎么不穿拖鞋?”常炅看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地板凉。”
尹茉衣没有回答。她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他,把脸贴在他的肩胛骨之间。
常炅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放松下来。他腾出一只手,覆在她交迭在他腹部的手上,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蹭了两下。
“你今天怎么了?”他问,“跟个树袋熊似的。”
“就想抱着你。”
常炅没再说什么。他把火关了,鸡蛋盛出来放在盘子里,然后转过身,把她整个人圈进怀里。
“行,”他说,下巴搁在她的头顶,“抱吧。”
他们就这样站在厨房里,站在早晨的阳光里,站在煎鸡蛋和热牛奶的香气里,安安静静地拥抱了很久。
尹茉衣阖着眼,耳畔是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咚,咚,咚,一声接着一声,像锚点般落进心底。
她开始相信了。
相信那个噩梦已经过去了,相信那辆货车永远不会再出现了,相信常炅是安全的,相信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明天。
草莓千层,红茶,新茶具,有金边的盘子,凌晨叁四点钟的天空,栀子花,银杏叶——这些东西都会有,它们都会有的。
因为常炅活着。因为她还来得及。
周一,常炅去上班了。
尹茉衣一个人在家。她请了假——她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主编很好说话,她说身体不舒服,主编就批了她叁天假。
她没有出门。她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让春天的风吹进来,把沉闷全部吹走。她换了床单,洗了衣服,擦了地板,给阳台上的绿植浇了水。她甚至去超市买了菜——常炅喜欢吃她做的番茄牛腩,但她在另一个时空里再也没有机会做给他吃了。
傍晚的时候,她收到常炅的微信。
“加班,晚点回。你先吃饭,别等我。”
尹茉衣看着那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重新打。
最后她只回了一句:“好。注意安全。”
她特意把“注意安全”四个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反反复复了好几次,生怕这四个字不够郑重,不够用力,不足以让老天爷看见她的诚意。
常炅回了一个摸头的表情包。
尹茉衣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看着那盘已经凉了的番茄牛腩,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没事的,只是加班,他晚点就会回来。她告诉自己,不要去乱想,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那种不安的感觉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她的胸腔里,不深不浅,不痛不痒,她能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晚上十一点,常炅回来了。
他推开门的时候,尹茉衣正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什么都没有看。听到门响,她几乎是弹起来的,叁步并作两步冲到玄关。
常炅正在换鞋,看到她冲过来,愣了一下。
“你怎么还没睡?”
“等你。”
“我不是说了让你先睡吗?”
“睡不着。”
常炅换好拖鞋,走进来,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他的指腹穿过发丝,从头顶一路顺到发梢,动作轻得没一点分量,跟哄小孩似的,又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温柔。
“加班太晚了,”他说,“明天不用早起,我陪你。”
尹茉衣点了点头,拉住他的手,十指交扣。
“常炅,”她说,“你以后能不能别加班到这么晚?”
“怎么了?”
“晚上不安全。”
常炅看着她,目光复杂。他没有问她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胆小,没有说她杞人忧天,没有说“我又不是叁岁小孩”。
他只是点了点头,说:“好。我尽量。”
那天晚上,尹茉衣又失眠了。
她躺在常炅身边,听着他的呼吸,心里那根针还在。她不知道它在怕什么——货车已经躲过去了,那个丁字路口他们再也不会走了,常炅也答应她远离大型车辆了。一切都安全了,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可她就是睡不着。
接下来的几天,尹茉衣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常炅。
她送他上班,在他公司楼下的咖啡厅坐一整天,等他下班,然后一起回家。她帮他带午饭,替他挑没有安全隐患的外卖,甚至在他过马路的时候死死地攥着他的袖子,像一只护食的猫。
常炅没有抱怨。他只是偶尔用一种她看不懂的眼神看着她——像心疼,又像忧虑,又像是一种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被装在错误容器里的情感。
周四晚上,他们躺在床上,常炅忽然翻过身来,面对着她。
“茉衣,”他说,“你是不是该跟我聊聊了?”
“聊什么?”
“聊你从上周六开始到底怎么了。”
尹茉衣沉默了一会儿。
“我做了一个梦,”她说,还是那个借口,“梦见你出了意外。”
“什么意外?”
“被车撞了。”
常炅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下巴搁在她的头顶。
“茉衣,”他说,声音很低,低得像大提琴的弦被轻轻拨动了一下,“我知道你不是做了个梦那么简单。你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
“你别把自己搞垮了。你最近瘦了很多,也不怎么吃东西,晚上也不睡觉。你这样,我——”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尹茉衣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听到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几拍。
“我没事,”她说,“我就是太怕失去你了。”
常炅的手臂收紧了。
“你不会失去我的,”他说,声音闷在她的头顶,“我哪儿都不去。”
尹茉衣闭上眼睛,把他的心跳一声一声地刻进骨头里。
直到下一个周五。
那天常炅没有加班。他按时下了班,和尹茉衣一起吃了晚饭,然后说要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我陪你。”
“不用,就在楼下,五分钟就回来。”
尹茉衣犹豫了一下。便利店确实很近,就在小区门口,步行不超过叁分钟。而且她今天真的很累——连续一周的精神高度紧张让她的身体透支了,头一沾枕头就昏昏沉沉。
“那你快去快回。”
“好。”
常炅穿上外套,换了鞋,推门出去了。
尹茉衣躺在沙发上,裹着那条毯子——就是那条他给她盖过很多次的毯子——闭上了眼睛。
她只是想眯一会儿。等他回来,她就起来。
她睡着了。
她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迷迷糊糊地“喂”了一声。
“请问是尹茉衣女士吗?”
“是。”
“这里是xx交警大队。请问您认识常炅先生吗?”
尹茉衣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她整个人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掐住了喉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喂?尹女士?您在吗?”
“……在。”她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像一条被踩住了尾巴的蛇,嘶哑而扭曲。
“常炅先生在xx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已经被送往xx医院。请您尽快赶到——”
她没有听完后面的话。
她挂了电话,从沙发上跌下来,膝盖磕在地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钝响。她没有感觉到疼。她爬了起来,光着脚冲出了门。
小区门口的风很冷。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医院的名字,然后整个人瘫在后座上,浑身发抖。
不可能,这不可能。
她已经躲过那辆货车了。她已经改变了那个命运了。常炅答应过她的,他答应过她远离大型车辆,他答应过她注意安全,他答应过她——
出租车在医院门口停下。她推开车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急诊大厅,抓住导诊台的护士,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常炅。常炅在哪里?”
护士查了一下,说:“在抢救室。您是家属吗?这边——”
尹茉衣转身朝抢救室的方向跑去。
走廊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惨白的灯光泼洒下来,将周遭的一切都浸染得失真而虚幻。她抬眼望向走廊尽头,抢救室的门就在那里,门楣上方,一盏刺目的红灯亮着,“抢救中”叁个字在惨白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狰狞。
她站在门前,浑身发抖。
不。不要。不要再来一次。求求你了,不要再来一次。
她跪在了抢救室的门前。
抢救室的灯灭了。
尹茉衣抬起头,看着那盏灯从红色变成绿色。门开了。
走出来的医生摘下口罩,脸上是一种她见过两次的表情。在另一个时空里,在另一家医院里,另一张脸上,同样的表情。
“常炅的家属?”医生问。
“我是。”她的声音听着异常疲惫。
“病人送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死因是严重的颅脑损伤——他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闯红灯的私家车撞倒,后脑着地。我们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
医生后面的话她没有听清。
她走出医院的大门,站在深夜的街头。风很冷,叁月的尾巴还没有彻底暖和起来,夜风里带着冬天残存的寒意。
她抬起头,看了看天空。
城市不肯睡去,于是夜空也便无法合眼。地面的霓虹与街灯联手,将天空涂抹成一种暧昧的橘色。那是一种被污染了的暖光,没有星月的点缀,只有一片混沌的、泛着油腻光泽的橘,无力地笼罩着这座不夜城。
她转身,走向了马路对面。
街角的药房还亮着灯。她走进去,买了一盒安眠药。店员看了她一眼,大概觉得她的脸色太差了,多问了一句:“您没事吧?”
“没事,”她说,“失眠。”
她回到家里,换了鞋,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翻出了一瓶常炅喝剩下的威士忌。
她把安眠药倒在手心里,数了数。
二十几颗。够了。
她把药片一颗一颗地放进嘴里,就着威士忌吞下去。酒很辣,辣得她喉咙发紧,眼泪又被呛了出来。
然后她躺在床上,等待那二十几颗药片在胃里慢慢化开,像一场无声的雪崩,将她的意识一寸寸掩埋。
尹茉衣没有死。
她在洗胃的剧痛中醒来,在呕吐和抽搐中醒来,在妈妈林淑美的哭声和医生的交谈声中醒来。
“你是不是疯了?”她妈的声音又急又气,“二十四颗安眠药,半瓶威士忌——你是真的想死,不是闹着玩的。”
她躺在病床上,胃管从鼻腔插进去,喉咙里火辣辣地疼。她没有回答她妈的话,只是盯着天花板,盯着那盏惨白的、嗡嗡作响的日光灯。
常炅死了。
常炅又死了。
她躲过了货车,却没有躲过闯红灯的私家车。她在丁字路口拉住了他,却在另一个路口失去了他。她改变了一条路的轨迹,却没有改变终点的坐标。
她闭上眼睛。
如果能重来一次,再重来一次——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只知道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入目的不再是医院的天花板,而是一片毛茸茸的、暖洋洋的光。
梧桐絮在空气中浮沉。
她站在鼓楼东大街的人行道上,身边是甜品店的橱窗,玻璃上映着自己的倒影——帆布鞋,蝴蝶结鞋带,白色连衣裙,头发扎成一个马尾。
风软绵绵地吹过来,带着不知名的花香,连呼吸都染上了甜味。
叁月将尽,春天总算在乍暖还寒里扎下了根。
尹茉衣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像一尊被遗忘在街角的雕像。她缓慢地、机械地转过头。
常炅站在她身边。
他手里拎着一只方方正正的粉色纸盒,眉尾微微挑起来,带着那种她最熟悉的、介于无奈和纵容之间的神情。
“走啊,”他说,“愣什么呢?草莓千层要化了。”
尹茉衣看着他。
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第叁次?第五次?还是第十次?
她记得第一次是货车。第二次是闯红灯的私家车。第叁次是疲劳驾驶的公交车,常炅在斑马线上被撞飞了十几米。第四次是骑电动车的外卖员闯进人行道,常炅被撞倒后后脑勺磕在了路边的花坛角上。第五次是常炅自己开车,被一辆逆行的货车迎面撞上。
第六次她学聪明了。她不让常炅出门,把他锁在家里。常炅在家里待了叁天,第四天在浴室里滑倒,后脑勺磕在瓷砖上。
第七次她把浴室铺满了防滑垫,常炅在厨房切水果的时候突发脑溢血。
第八次她带常炅去做了全身体检,所有指标正常。第二天常炅在路边等红灯的时候,一块广告牌从楼上掉下来。
第九次。
第十次。
第十一次。
每一次她都以为这一次可以了,这一次她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次她堵住了所有的漏洞。但命运像一条滑不留手的蛇,总能从她意想不到的缝隙里钻进来,咬住常炅的喉咙,然后松开,然后看着她崩溃,然后把她送回那个甜品店的橱窗前,让她从头再来。
她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
她只知道一件事。
常炅会死。不管她做什么,不管她怎么努力,不管她把自己的生活压缩成什么样——常炅都会死。而且每一次死法都不一样,每一次
都精准地避开了她所有的预防措施,像一场蓄谋已久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茉衣?”常炅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你脸色怎么这么白?不舒服?”
他伸出手,手背贴上她的额头。温热的,干燥的。那只手在多少个世界里碎成过骨渣、浸透过鲜血、变得冰凉僵硬。
尹茉衣没有哭。
她已经不会在每一次重来的时候都哭了。眼泪在第五次或者第六次的时候就流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安静的、像骨头裂缝里渗出来的寒意。
“常炅,”她说,声音平静,“我们回家。”
“啊?不逛街了?”
“不逛了。”
“草莓千层——”
“不要了。”
常炅看着她,眉头皱了起来。他大概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她的眼神不对,语气不对,整个人都不对。她像一个被抽走了发条的人偶,每一个动作都没有多余的能量,每一句话都精简到了极致。
“行,”他说,没有多问,“回家。”
那天回家之后,尹茉衣没有拆那盒草莓千层。她把它放进冰箱,然后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茶几上的那套还没拆封的茶具,脑子里飞速地运转着。
这一次,她要怎么做?
把他锁在家里?没用,他会滑倒,会脑溢血,会突发疾病。她自己都记不清还有多少种死法。
带他离开这座城市?第十六次的时候她试过。她拉着常炅坐上了去往另一个城市的高铁,列车在半路上出了脱轨事故。常炅坐在靠窗的位置,破碎的玻璃割破了他的颈动脉,血喷了她一脸。
让他改变生活习惯?第二十八次她逼着常炅每天跑步、吃健康餐、戒掉熬夜。常炅在第九天的晨跑中被一辆失控的自行车撞倒,髌骨骨折,脂肪栓塞。
她甚至试过和常炅分手。第叁十一次。她以为只要常炅不在她身边,只要他们的命运不再纠缠在一起,那辆货车、那盏红灯、那块广告牌就不会找上他。
她提了分手,常炅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说“好”。他转身走了,背影瘦削,肩胛骨的轮廓在t恤下清晰地凸起着,像一对折起的、疲惫的翅膀。
那天晚上常炅死在了自己租住的公寓里。煤气泄漏,爆炸。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试过分手。
命运不让她离开。命运把她绑在这张棋盘上,让她看着那颗棋子一次又一次地被吃掉,然后重置棋局,然后让她再来一次。她不是棋手,她甚至连棋子都算不上——她只是棋盘旁边的一粒灰,被棋手随手拂落,又被随手捡起,反反复复。
这一次,她要怎么做?
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了。
接下来的几天,尹茉衣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保护着常炅。
她没有把他锁在家里,经验告诉她,锁在家里没用,死亡会在你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找到他。她也没有带他离开这座城市,因为在路上,有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她选择了最笨的办法: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二十四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他上班,她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咖啡厅。他上厕所,她站在门口等。他睡觉,她睁着眼睛守在他身边。他过马路,她牵着他的手,走在靠近来车方向的那一侧。
常炅没有抱怨。但他看她的眼神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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