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乱世纷争，北方大部分领土，落入满清人之手，好端端的太平盛世，转瞬间就跌入战乱的泥潭。

所有的国人无不为此忧心，揪心。

常熟虞山拂水山庄红豆馆内，钱谦益更是气急败坏，牢骚满腹，书也不看了，诗也不写了，气咻咻地直磨叨：“可恨李自成，逼死了皇上；可恨刘忠敏，抢了陈圆圆；可恨吴三桂，为一个女人叛国投敌；可恨多尔衮，乘人之危，夺取了大明江山。”

“牧斋，这些都已是即成事实，谴责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当务之急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为已经失去半壁江山的大明做些什么？”

“夫人所言极是。那依夫人之见？”

“崇祯朝廷已经完了，南京作为大明的留都，也是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朝廷肯定会在这里设立新君，崇祯朝中的官员，一部分归附了满清，大多数都将投奔南京，但这些人已是惊弓之鸟，指望不上什么。南京总督马士英，又是个无品无德之人，辅佐新君的重任，你应该承担起来才是。”

“河东君，话是这么说，可是你想过没有，我是东林党中人，这些年已经三起三落，从朝廷到社会，褒贬不一，再说崇祯朝重用东林党人，对大明的覆灭，东林党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此时出山，又会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岂不损坏我一生的清名吗？”

“你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瞻前顾后，担心污了你读书人的名声。牧斋，以国家为重，以江山社稷为重，以百姓的安居乐业为重，这才是读书人的本分，在这个本分面前，个人的名利得失算得了什么呢？”

“还是夫人想得远，好，就按河东君所言，我明日即去南京，不过，愚夫有个请求，要河东君与我同行方可。”

“我当然要和你一起去，你一个书呆子，遇到大事拿不定主意，我还能帮你参谋参谋呢。”

夫妻计议已定，也不敢耽搁，当即就奔南京而去。

南京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两个人的手中，行政上，南京部督马士英一言九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军事上，则是留都兵部尚书史可法说了算。

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曾是东林党的骨干，在与阉党斗争中，被魏忠贤迫害致死。因此，史可法对东林党人还是颇有好感的。

钱谦益决定去会见史可法。

史可法也正为拥立新君一事而头疼不已呢，见钱谦益来了，就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非常高兴。

“钱大人，你来的正是时候，危难的时候，才知道贤达之人的可贵，钱大人，我们一起商讨拥立新君之事。”

“本官此次来拜访史大人，也正想为国家安危出一分绵薄之力，有用得着本官之处，请史大人吩咐便是。”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朱由检已经殉难，再立新君是必然之举。但是，朱由检的兄弟不少，立谁不立谁，意见分成两大派，一时很难达成一致。

一是福王派。

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朱由检父亲朱常洛的弟弟，当年与朱常洛在“国本之争”中败北，被封为富王。按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规定，老福王与朱常洛的血缘最近，而朱由崧是老福王的长子，因此，朱由崧继位，按辈分、排行而论，更加合理。

但是，却有张慎言、吕大器、姜日广等一班东林党人，给史可法上了一封文书，列举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一是贪婪，二是好色，三是酗酒，四是不孝，五是虐待下属，六是不读书，七是干预官吏。这七大缺陷，样样致命，试想，让这么猥琐无知的酒色之徒当了皇帝，结果会是怎样？

而且，张慎言等人，原是崇祯帝的旧臣，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二是潞王派。

潞王朱常淓，是神宗万历皇帝的侄子，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叔叔。

朱常淓比较贤明，有正事，很受张慎言等人的推崇。但是，从血缘上看，他不如朱由崧，而且又是朱由检的叔叔。这个板不好拍，史可法一时也犯了难。

“钱大人，依大人之见，当立谁为宜？”史可法虚心求教。

这时的钱谦益，他的私心就暴露无遗了。

钱谦益像模像样地思考了一霎，断然说：“当然要立潞王。”

“说说你的理由。”

“现在国家的形势如此危重，已经失去了半壁河山，容不得再出半点差错。而福王有这七不当立的理由，我们再把他推上皇位，一旦出现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后果，那我们如何面对全国的百姓，如何对得起为国捐躯的先皇，如何对得起我们所担负的责任？”

史可法沉吟良久，点点头：“钱大人所言极是，待我与马大人商讨后，再作决定。”

其实，钱谦益反对拥立朱由崧，也是一半公心，一半私心。

平心而论，朱由崧无才无能，品格低下，只图享乐，不务正业，当皇帝确实德不配位。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他真不是当皇帝的料。从这一点上看，钱谦益说的是公道话。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这要从老福王说起。

老福王朱常洵是郑贵妃所生。

万历皇帝朱诩钧十岁继位，十九岁时，偶尔宠幸了太后宫中的宫女王氏，生下长子朱常洛。但神宗皇帝既不喜欢王氏，也不喜欢朱常洛。他真正喜欢的是郑贵妃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但朱常洵比朱常洛晚来这个世界五年之久，按照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成为皇帝的正统接班人。

但朱诩钧铁了心就想立朱常洵。

大明虽然是封建王朝，其实还是很讲法制、很讲规则的，皇上虽贵为天子，也不能一手遮天。皇上想立朱常洵，但大臣们不同意，君臣之间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皇帝的主张落实不了，还使起了小性子，居然三十年不上朝，而且还对上奏折反对自己的大臣，预以无情打击，十几年间，共罢免了首辅四人，尚书级领导干部十余个，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位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朱诩钧终于认输，立朱常洛为太子，立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河南洛阳。

“国本之争”案方才告一段落。

当时的阉党还未成气候，与皇帝抗争的主要是东林党人。因此，朱常洵把东林党人作为一生最大的政敌。

只是，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福王，对强大的东林党委实奈何不得。

但怕的是子承父业，儿子继承了老子仇视东林党人的态度，一旦儿子登上了大位，难免不对东林党人下手。

这就是钱谦益反对朱由崧的小算盘。

事实证明，钱谦益多虑了。

朱由崧继位后，极尽享乐之能事，哪有功夫去想替父报仇之事，更没有心思琢磨替崇祯帝复国了，恨不得把身体分作几块，去尽情享受这人间的美酒美食，美声美色，贪图一点是一点，这和他的前辈朱常洛相比，光宗朱常洛是娱乐至死，而弘光皇帝朱由崧则是娱乐误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