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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任两江总督兼领南洋大臣的曾国藩,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与上述“洋务”之事密切关联,整军饬武自为要政。当然,今非昔比,这时其军队已不是用于立马上阵打仗,而属日常国防,不但为现实防备,又是“求强”的“远略”措施。也算是贯彻朝廷的意图吧,因为在曾国藩动身南下之前的觐见中,慈禧太后对两江地区的军队、武备显出特别的关心,问对中曾有这样一番话语:
“尔几时起程赴江南?”
“臣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后三两日即起程前赴江南。”
“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
“即日速去,不敢耽阁(搁)。”
“江南也要练兵。”
“对,前任督臣马新贻调兵二千人在省城训练,臣到任,当照常进行训练。”
“水师也要操练。”
“对,水师操练要紧,海上现造有轮船,全未操练。臣去,拟试进行操练,长江之中,拟择要隘处试造炮台,外国洋人纵不能遽与之战,也须设法防守。”
“你从前角过的人,此刻好将尚多么?”
“好的现在不多。刘松山便是好的,今年糟蹋了(按:镇压西北回民起事中在宁夏被打死),可惜!”
“实在可惜!文职小官也有好的么?”
“对,文职小官中,省省都有好的?”
“水师还有好将么?”
“好将甚少。若要操练轮船,须先多求船主。”
说到这里,太后不再问了,示意这次召见结束。尽管通过几次实际接触的体察,曾国藩对这位太后的经邦治国才能并不由衷看好,但他作为一个对“皇朝”矢忠不移的老臣,对这位“皇朝”最高秉政者的话,能当耳旁风吗?当然不能的。这样,一副回两江整军强兵的担子,早早地已经压在了他的肩上。回任后不数月,曾国藩即奏陈在这里的“操兵之法”:已委派前台湾道吴大廷操练轮船,据其禀报,制定有章程,职司有专责,作息有定时,赏罚有常例;拟求外国所刊航海简法、兵船、炮法诸书,以及有关仪器、行阵、炮法各式之书,翻译成帙,以次教习;“江南陆兵”,有吴长庆所统八营,原属李鸿章部下的淮勇,再有挑练新兵五营,为前督臣马新贻自绿营选出者,还有旧存湘勇星字两营,此外并无大支劲旅;目下甘肃军务颇有起色,此后如协包饷稍松,可以腾出款项,当“招致宿将另练一军,专为防海防江之用”。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就全国的强兵固防方案,发表这样一番论说:
十八行省之中,滨海者六,滨江者三,合之奉天共为十省,皆洋船指顾可到,皆膏腴之地也。前任江苏抚臣丁日昌曾与臣言及防海之道,数省当合并办理。直隶、山东归并设防,而以直隶主政。江苏、浙江归并设防,而以江苏主政。广东、福建归并设防,而以广东主政。分立三大镇练兵制器,专精筹备则力厚,而气不散漫等语。臣因就其说,而推之奉天亦可归并北防,仍由直隶主政。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亦可归并设防,而以湖北主政。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少者一万,多者或二万或一万数千。沿江三省共练陆兵三万,或各统一万,或小有参差。闽省前经奏明,成造轮船十六号。将来沪厂亦须造十六号,各以数号为水师兵船,其余以为货船,平日租赁商贾听装货物,有事则装载陆兵,互相救援,南北江海十省,均不过数日可到。以陆兵为御敌之本,以轮船为调兵之具,海道虽甚遥远,血脉仍极贯通。十省之中,主持防务者四省。枪炮、子药、米粮、杂物,四省多为存储,六省亦各有存储。一遇调兵,则各件皆由轮船运之同行。平曰无事,即用轮舟载送,各省习惯而渐成自然,出洋而如履庭户。洋人长于水师,断非中国所能几及。至其陆军野战,则淮勇前在苏沪亦常与洋将洋兵角逐争胜,尚非殊绝不可及者。若能多练陆兵,而以轮舟装载驰援,各省举重若轻,驭远如近,似亦制敌之方……
他又从“兵”、“勇”状况以及人数、装备与饷需的矛盾上进行分析,指出了困难所在以及解决的办法:
国家蓄养绿营额兵五十余万,军兴以来不甚得力,赖募勇以戡乱。论者谓勇有流弊,不如仍用标兵为正。然标兵散处各汛,不相联属,欲练大支劲旅,必须调集一处,群居团操,识者皆能言之。兵之坐饷,仅一两及两余不等,不足以赡身家,必须大加钱粮,识者亦皆能言之。今臣所拟十省,练十二万人,欲用额兵,则恐无此多兵可调。欲用练勇,则恐将来散勇为患。至养兵十二万,每年需饷近八百万。论御侮则尚嫌其少,论需费则实觉其多,加以养轮舟三十余号,则需千万以外矣。兵之难集若此,饷之难筹如彼,若非由廷臣主持大计,各省协力和衷,实有不敢轻予一试者。
总之,曾国藩的规划可谓宏远,但也深知困难多多,不是他等督抚自能解决的,寄望于朝廷“主持大计”。而无论如何,曾国藩在其辖区的“整顿武备”之事还是认真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抱病不辞辛劳地用两个多月时间外出阅兵。其大概的行程情况是这样的:这年(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十三曰启程。十九日,至扬州。二十八日,至清江浦。九月初三日,至徐州。十五日,回清江舟次。二十日,至丹阳。二十二日,至常州。二十六日,至常熟,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八日至苏州。十月初六日,至松江。初七日,至上海。十一日,至吴淞口。十五日,回金陵。
每到一有防兵之处,他都要亲自临场校阅,并记于日记。不妨举所记两次为例。一次是十月初二日在苏州校阅的情形:“出门至教场阅操……先看抚标左右营兵及亲兵营勇大阵,共九百八十八名。原额三营共一千三百人。今来应操者约八成队有奇耳。凡演廿余阵,洋枪甚为整齐。又看杂技兵三十三名。又看太湖、平望两营九子枪兵三十六名。事竣,看庆字营洋枪大阵四百名,即淮军吴长庆之勇,拨驻苏州者也。午正二刻,退堂小息。旋看官兵马箭六十一人,旋看步箭……”另一次是同月初六日在松江校阅的情形早饭后,登岸行十里许,至教场看操。初看提中、提右,提前、提后、城守、金山、拓林、青村八营大阵兵七百八十名……大阵跑毕,安营后,演藤牌小阵六十名。撤营后,演九子枪一百三十名。收队后,新兵营又跑大阵四百三十名。阅毕,退堂小息。旋升堂阅凤凰山之洋枪队三营,本一千四百人,而来应操者仅一千名。凡演八营,尚不如吴长庆部伍之整齐。阅毕,接看马步箭……申正,次第看毕,即在教场小宴,一面写发赏之单。
阅兵之外,曾国藩还要兼査堤坝工程。至于每到一处接见官员,自为必不可少之务,除了官场礼仪上的需要,他更着重借机察吏施教。在上海,还与一干外国外交官员见面。据其所记,在这里晤见的有日本、英国、奥斯马加(按:即奥匈帝国)、法国、美国、丹麦、德国、西班牙等国的或领事官、或武官、或随员人等。此外,还与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这里相见。曾国藩在离开上海之前会见的客人中,孙家谷其人也值得注意。接见者在日记中记下与之坐“最久”,“渠出使外洋诸国三年,故与谈询洋务”。此人是以礼部郎中身份,与记名海关道志刚一起,作为“蒲安臣使团”的成员,于同治七年至九年(1868—1870年)间,访问了欧美十一个国家。蒲安臣为卸任美国驻华公使,由这么一个人为清朝使团的率领人,这本身就颇显滑稽,而他擅自与美国订立《蒲安臣条约》的事情,更是越权出格。孙家谷、志刚他们,虽说由于人微言轻,出使回来并没有对清政府决策产生多大影响,但通过出使,自己也确实获取了较为丰富的海外见闻,大大增长了外交见识。曾国藩这时乘机与孙家谷久谈相询,也不失为他渴望尽多了解外域情况、以适应办洋务需要的一种表现。此行期间,曾国藩还亲临轮船演试现场检阅。这时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轮船,除了“恬吉”号外,又有了“威靖”、“操江”、“测海”等号,也都是由曾国藩命名的。
曾国藩这次巡阅回署月余之后又有一件可表现“新气象”的事情,就是在所谓“承平之时”督署故址上新修造的衙署落成,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住进去。此前,他即曾去看过,有“规模甚宏,房屋极多”之记。及至移居这天,所记更详。有谓此“新衙门”,“即百余年江督旧署,乱后,洪逆居为伪宫者也。本年重新修造,自三月兴工,至是初竣,惟西边花园工尚未毕,虽未能别出邱壑,而已备极宏壮矣”。可以想见,其规模宏阔,屋宇严整,雕饰一新,显示着“平乱致治”后皇朝两江最高官衙的威严肃穆。这当然是很能激起主人兴致的事情,因为在其“易主”的变迁当中,包含了多么不寻常的历史内容,这可是他曾国藩作为局内要角所亲身经历的。这座衙署在他的心目中,无疑成了由血与火凝成的一个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政治符号”!
不管是在“旧衙”还是“新署”,以及出行的其他场合,操理政务之外,读书仍是曾国藩一直坚持不綴的事情。即使晚年仅剩一目的有限视力,依然如此,足见其刻苦勤奋精神的保持。知情者有评述曰:
公(按:指曾国藩)右目失明已两年,见者咸以静息为劝,而公昕夕孜孜,未尝倦怠。身体有不适,恒守勿药之戒。视生死之际,弥觉怡然无累。平生以宋儒义理为主,而于训诂词章两途,亦研精覃思,不遗余力。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尚禹、墨之俭勤。是岁(按:指同治十年)为诗凡数首,为文十余篇。其自书日记,尤多痛自刻责之语。
对于昔年的为学师友乃至门生,曾国藩这时格外珍视。譬如,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下旬,他写信给时任深州直隶州知州、为其“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谆谆教以为官之道之外,还特嘱以“治公有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按:通‘毋’、‘勿’)费学为要”,师之厚谊,于此可谓至矣。对年长的师友,曾国藩自恭谨有加。吴廷栋时寓金陵已数年,住在非常窄狭的房子里,因为足病已不能步行,但还是“终日端坐一室,校书不辍”。他作为曾国藩当年在京相与讲学之友中的“岿然独存”者,如今又得同城而居,曾氏坚持“每月必一再过访,谈论移时”。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大年初二,曾氏又赴吴宅拜访,说起从邸抄所见的倭仁(谥文端)遗疏(按:此人于上年六月病殁),交口称赞,认为“倘非自撰,不能书写其心中所欲言”,又由此“语及昔年故交零落殆尽,黯然而别”。可见,刚过花甲的曾国藩,风烛残年的心理阴影已经相当浓重了,这自然与他病衰的身体状况相关。就在此年正二月之交,他于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余病患不能用心……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作此记述之时,曾国藩已处在中风病症屡发之际。正月二十六日在城外公所,司道各员环其而坐,他忽然觉得“心有所言而口不能出,自虑恐成中风之症,赶紧延医服药,略有微效”,及至“廿七、八、九至二月初一、二、三等日,又发作数次”,尽管他自己“犹谓春日肝旺,不甚措意,昼接僚属,夕治文牍,仍强免(勉)如常,不敢稍息”,但显然已是危及生命的严重中风随时可能发生的症候。他的生命,已不啻一支摇曳不定的风中残烛,说不定在哪会儿就要一下子永远地熄灭了。一个曾力挽狂澜,支撑起晚清“中兴”大厦的栋梁人物,在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面前自也无能无力。可以想见,他身边的家人一定会尽心地宽慰他。或许,他实在不需要通常的祝愿式宽慰,因为他对人生已有太多的感悟;或许,他也同样需要常人所需的宽慰,因为他也是血肉之躯,有着珍惜生命的本能;或许,他更渴望在他身上出现妙手回春的奇迹,因为他还有很多割舍不下的重要事情有待了结,可以说百事未毕,余憾尚多啊!然而,造物主没有再留给他延续的时光。
二月初四日午后,他强支病体,由儿子陪伴,到署内的西花园散步,忽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腿脚麻木得再也不听使唤,顿时无法走路,从者把他扶掖回书房。家人环集跟前,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在椅子上静静地倚坐着,心里当少不了思绪的搅动、挣扎,但神情上似乎又是那么平和与安详,仿佛只是过度劳累后的酣甜小憩。就这样到晚间戌刻,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尽管他走得突然,但有迹象表明,还有“遗折”(当由其子曾纪泽代写)由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代奏。其中在历述了他的军政履历,表达了对朝廷的感恩图报、勤职尽忠素志之后,又披沥不能继续为皇朝效力的遗憾和对朝廷勤政致治的由衷期盼之情,有谓:“方冀从容整理,补救万一,而葵藿之志未舒,桑榆之景荐臻,断不敢以已治已安为粉饰承平之语。惟愿我皇上敬承皇太后懿训,棘棘业业,惟日孜孜,崇宽政以恤疲氓,纾远谟以弭隐患。深宫益崇节俭,则军需虽广,而供亿不劳;圣学日进高明,则几务虽殷,而措施悉当。”不论成此遗折之时曾国藩还有无意识,反正此语能符合其真实心志。
曾国藩去世这一天,正好是乃父的忌日。据说,几天前他曾预言,自己也会在这一天撒手尘寰。又传,就是在他去世的这个夜晚,城内有不少人忽见督署方向火光映天,想是失火,赶来救火而又无火可寻,只见有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之隅,过了很久才逐渐暗淡下去。而从别的地方,人们则看见一颗晶亮的大星陨落金陵城中。这种有意无意的附会渲染,给此人之死平添了几分神秘。而这也正好说明,当时世人对他的看重——他竟有惊天动地的非凡。
无论如何,他生命的这支残烛,是无可奈何地永远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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