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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洋务梦里已有年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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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刺马案”,是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的一件要事。当然,日常的各方面政务也是他要操持的,不过,算得上出色手笔的并不多,倒是“洋务”方面有他最后的“漂亮收笔”,即与李鸿章一道奏定幼童赴美留学之事。这件事情待稍后再说,因为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办洋务已有多年的历史,诗意点说,就是“洋务梦里已有年”。既然如此,那就还是从他进入此梦的“起笔”说来吧。

前边述及的曾国藩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的有些情节,当然也可以归于广义上的“洋务”,但本节内容,是专指他赞同学习外国长技,罗致洋务人才,操持建立军事工业,试制新式轮船,向外派遣留学生之类事情,以及所反映出的相关洋务思想。当然,其洋务思想,起码在酝酿“借师助剿”的过程中即明显露头。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间,他在对“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之事的复奏当中,不就言及“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吗?他并没有仅仅将此作为一种玄想,而是很快成为付诸实施的事情。

通常所说“洋务运动”的发端时期,应该有一组标志性的事件,其中之一,便是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末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所谓“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洋务”军事工业厂局,尽管它还算不上最典型者,实际效果也不明显,但毕竟是一个起点。当时该所虽然还没有大量引进新式机器设备,也没有聘请洋匠,但已经开始由土法手工向机械作业的酝酿准备,并聘请了掌握新型科学技术的一批本国专家在里面供职,如丁杰、华蘅芳、徐寿和他的儿子徐建寅等(他们即属曾国藩手下的“洋务幕僚”)。

万事起头难,其“洋炮”的制造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曾国藩的日记中留下多次实地验看的记录。如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十八日,“看华蘅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正月初八,看丁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同年五月十四日,还是看丁杰演试,“共放二十余炮,惟第一炮落地开花,而又恰中植旗之处(按:预设目标),余或不落地而开花,或不中植旗之处。”该年末,曾国藩在写给国荃弟的信中有谓:“丁道(指丁杰,时有候补道衔)所铸大炮,岂是破贼之物?徒费钱费药耳。”当然,曾国藩说此话,是针对曾国荃贪用洋炮、浪费军需之情而训诫其注意“撙节”的,不无故意贬“洋”褒“土”之意,并且,此期在曾国藩的内心,对洋枪洋炮的态度,也确无李鸿章那般艳羡和看重,只是作为传统武器的一种辅助,甚至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已。正因为如此吧,所以在上面述及的他记到炸炮演试屡次不见佳效的情况时,并没有留下情不自禁地表示着急、遗憾之类的文字。而他对国垄弟更有过这样的“至嘱我军仍当以抬(枪)鸟(枪)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攻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诗八股,则浮矣。”当见乃弟回信表示对此说“深以为然”,曾国藩非常高兴,告以“此处见解相合,亦一大机括也”。并又具体说到:“吾以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皖局目下加意打造劈山群子,少迟再解万斤至弟处试用”。曾国藩说此话时,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间,其时“皖局”即安庆内军械所设立巳近一年,可见其除了试制洋炮洋弹外,更着力于传统军械的制造上,与随后的其他洋务军工厂家差距明显。

除了制炮制弹之外,安庆内军械所还开始试制火轮船,这应该说是更有新意也更能显其成果的事物,是曾国藩对新式轮船不但需要购买而且还要试制筹思的实践。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间,他就“购买外洋船炮”问题向朝廷表明自己看法时就说: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况今曰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将,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试造”即在安庆内军械所发端。至同治二年末(1864年初),即有“雏鸟出壳”,并且它还有个怪好听的命名——“黄鹄”号。中国自造“火轮船”的历史从它这里掀开首页,一个了不起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又永久地镶嵌在了曾国藩办洋务的历程中。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其人的日记中留下了似乎并不扎眼的这么几句话:“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计约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依次放大,续造多只。”其实,从这看似平常的寥寥数语中,可以剥绎出曾国藩若黄鹄展翅般的一个宏远洋务之梦。所谓“试造此船,依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那就是要到泰西恃以逞强之物,中华也能具有,可与之比肩匹敌的地步,这就是“自强”的目标境界。曾国藩在这则日记中虽然没有如此直言,但他在别的若干场合下的发言足以涵盖这个意思。“放大”这二字很有意蕴,就是连“黄鹄”号也是逐步“放大”出来的。

造火轮船首先需要所配备的蒸汽机,它的制成是在徐寿主持下由科技人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台机器与当时世界上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按其试验记录材料,飞轮转速每分钟二百四十转,启动后“以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人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技术情况后,又欣然感言曰:“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蒸汽机的制造成功,为“火轮船”的制造奠定了基础,也增强了专家们的信心,他们继续努力,“黄鹄”号终于告成。

当曾国藩亲自视察并试乘的时候,在北方正当数九寒天河流冰封的季节,他所在的皖南地方虽说依然可水流船行,但也是冷气逼人。曾国藩不顾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八九里远,可见兴致之高。说不定,这艘还相当简陋的小轮,当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真幻化作了一飞冲天的“黄鹄”。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也许注定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是垫铺通途的执著努力却是曾国藩辈始终没有放弃的。

后来在这位总督的辖区内,又有多家军工厂局的出现,特别是同治四年(1865年)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最为典型。该局设立之初,专造枪炮,不久便筹资兼造轮船。到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间,便造成了“恬吉”号蒸汽兵船。这个名字是由曾国藩给它起的,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比较起来,这条轮船比黄鹄号有了很大改进。它长一百八十五尺,宽二十七点二尺,吃水八尺余,马力三百九十二匹,排水量六百吨,配炮九门。曾国藩在该船造成当年的八月十三日,曾亲自在长江乘坐试航,有记:“巳正二刻开行,(自下关)行至采石矶下之翠螺山,凡十二刻,行九十里。又自翠螺山归之下关,凡六刻,行九十里。下水(按:即顺水)速于上水(按:即逆水)者一倍。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按所记航速算来,每小时顺水六十里,逆水三十里。至于把它说为“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当是鉴其成功,所谓“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并且是该局所造的首号。这时,他再说起本为“第一号”的“黄鹄”,也只好作“行驶迟钝,不甚得法”的评价了。

这年的九月初,为“恬吉”号轮的试航成功,曾国藩上奏报告,在介绍了此轮的情况之后,又说到续造的计划和信心,有谓:

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试办以来,臣深恐日久无成,未敢率尔具奏,仰赖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可以体察,由于“恬吉”轮的自制成功,曾国藩洋务强国的信心也空前地“放大”了。及至曾国藩受命直隶总督先至京都觐见期间,竟还由慈禧太后问起他造船的事。太后问“造了几个轮船”,他回答:“造了一个(可见未把‘黄鹤’号算上),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太后又问“有洋匠否”,他答:“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太后又问“洋匠是哪国的”,他答法国的。英国也有。尽管如此寥寥数语,但慈禧太后能够主动提问,可见此事还是记挂在了她的心中。好了,还是接述上边所说那个奏折的内容。在其中,曾国藩还“附陈”了江南制造总局(所称“上海机器局”)的概况。其中这样陈述制造枪炮和机器的情形:

开局之初,军事孔亟,李鸿章饬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惟制造枪、炮,必先有制枪制炮之器,乃能举办。查原购铁厂,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用此器以铸炮炉,高三丈,围逾一丈。以风轮编炉、火力,去渣存液,一气铸成。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镜,内滑如脂。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至洋枪一项,需用机器尤多。如辗卷枪筒,车刮外光,钻挖内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后,亦与购自外洋者无异。此四、五年问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之情形也。

折中还奏陈了局址和厂房设置情况:“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中外错处,诸多不便,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气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楼、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桟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颇多,规矩亦肃。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另立学馆以习翻译。”关于“翻译”一事,曾国藩认为“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鉴此,局中“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按:实亦为英国人)、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气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计划“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人手,切实研究,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所说到的几名翻译洋员,伟烈亚力前即曾合同李善兰翻译《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上已述及);傅兰雅进人该局,在翻译馆供职更是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先后翻译了英文原著一百数十种,成为在华传教士中以文化事业为主要职志、通过译书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最典型的人物;玛高温除习医道之外,还与华蘅芳合译出美国人的《地学浅说》之类的地质、矿物学类著作。除了从事翻译的洋员,江南制造总局还聘请了诸多从事技术工作的洋员,这与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的情况对比,是一个很醒目的变化。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合作手笔。而在该局建设和曾国藩更广阔的洋务生涯中,遇合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容闳。他是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三岁时人澳门的马礼逊学堂(新教设立的教会学校),几年之后由该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学习,在耶鲁大学毕业后于咸丰五年(1855年)回国,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他回国后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上海海关和宝顺洋行做事,同治之初曾到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访问,提出过诸如设立新式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等新政建策,但未被采纳。同治二年(1863年)他被曾国藩设法罗致进幕府,当时正在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很需要容闳这样的在外国待过多年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才。

通过接触,容闳对曾国藩有着很好的印象,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由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友和朋友”,“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所以,容闳为有缘接触到这样一位人物而感到“极为幸运”。甚至在初见之下,容闳就很细致地将曾国藩的体态容貌特征深印心中:“他身高五英尺八九英寸,体格魁伟健壮,肢体匀称协调;他方肩宽胸,头大而对称,额宽且高;其眼睑成三角形状,双目平如直线”,其“面颊平直,且略多须毛。他那浓密的连鬓长髯直垂下来,披覆在宽阔的胸前,使他威严的外貌更增添几分尊贵。他的眼睛为淡褐色,双眼虽然不大,但目光炯炯,锐利逼人。他口宽唇薄,显示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果敢明决和有崇高目标的人”。并且,还详细地记下被曾国藩初次接见的情节: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虽然我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你在国外待了多久?”

“为接受西方教育,我离开中国八年。”

“你希望就任军官之职吗?”

“我若具备军官资格当然很乐意做个军官,但是我从未学过军事学。”

“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承蒙总督阁下过奖。我可能有军人的勇敢,不过我确实缺乏军事训练和经验,因此我恐怕不能符合总督所期望的那样。”

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似乎真的有一双惯于“看相”的眼睛,他对容闳也要“相面”一番,好根据他的擅长进行安排。当曾国藩向容闳提出从军问题的时候,这位喝足“洋墨水”的被接见者,最初是以为要他当个军官以抵抗太平军,但事后知情的朋友告诉容闳,其实总督只是要弄清他的愿望是否完全倾向于军事。而当曾国藩根据容闳的反应,发现他的心思并不在军事上而在其他方面时,他便丢开军事话题而谈别的。这时曾国藩应该更放心了,因为他并不真的希望容闳志愿干军事,而是要利用他的留洋经历做“洋务”,并且是特殊的“洋务”——去美国购买机器。言其军事资质,那只是“旁敲侧击”而已。这样看来,不管曾国藩的“看相”水平如何,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在知人善任方面确实有其一手。容闳受命后重赴美国,不负所望,利用在美国的人际关系,认真履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曾国藩十分高兴,对容闳更加看重。

到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兼领南洋大臣的这个时候,他的洋务观和洋务实践又有了新的发展。此际,在天津教案引发的紧急形势剌激下,朝中掀起一股以“蓄艾卧薪之志”,“举驱夷之大局”的舆论。清廷密谕“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实力实心次第筹办,以整顿武备为第一要务”,南、北洋的主政者自然尤居冲要。刚回到两江的曾国藩,根据朝廷“详细熟筹具奏”的要求,于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间复奏,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是将全国的强兵固防要略,与洋务全局密切联系起来,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说“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又说“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而又证之以图,申之以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显然,这是把学习外国长技作为关键手段。并且他还特别强调,“讲求实际,则下手工夫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

这时曾国藩心目中的向西方学习,已不仅仅限于通过翻译西书和向在华洋员求教的途径,还拓展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方面的立意。当然,这有一个过程,并且与容闳分不开。

容闳回国的直接目的和常抱的一个宏愿,就是组织国人赴美留学,以造就能改造和建设国家的人才。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计划,一开始却连连碰壁,不能如愿。到了曾国藩的幕下以后,有了见机行事的契机。开始容闳是先向他视为“老友”的丁日昌提议的。丁日昌也是广东人(丰顺),他当时已任曾国藩“两江”辖区里的江苏巡抚。容闳和他谈起派遣留学的想法,丁日昌很感兴趣,让他写成书面建议,说是可以代转给清朝中央的洋务派大员文祥。容闳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写了,并且是煞费苦心。这个条陈一共提了四条建议,他心目中最为重视的核心内容当然是留学之事,但他有意只是把它作为一条来提,并且把它放在四条当中第二条的位置,另外第一、三、四条都不是留学之事(分别是组织轮船股份公司、发展路矿、禁止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行使司法权),那三条内容固然也有意义,但据容闳自己后来透露,只想拿它们作为陪衬,怕突出地只提留学之事太过刺激,让清廷给否了。但不巧,这个条陈上去,据说正赶上文祥丁忧,事情又给耽搁了下来。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的时候,事情再逢转机。在曾国藩处置天津教案的后期阶段,丁日昌也被派前来参与,而容闳则被委派担任翻译,他们有机会聚合在一起了。办教案的事情之外便有机会面议派遣留学的事情。丁日昌对容闳的建议本来就很支持,而曾国藩对前边的事情也有所了解,这时态度则更积极。多年的夙愿终于又见付诸实施的希望了,这可让容闳乐坏了,以至于高兴得睡不着觉。后来回顾说这个消息实在好过了头,我躺在床上,好像不眠的猫头鹰,我感觉自己仿佛踩着云朵,漫步于太空中。在曾国藩已奉到回任两江总督之命还没有动身南下之前,即曾向朝廷奏陈:“江苏抚臣丁日昌屡与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斧资,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因为曾国藩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故上奏呼吁,并接收丁日昌的建议,奏请携带已在自己幕下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南下,准备用他与容闳一同具体筹办留学事宜。当然,这时还没有指明以美国为派遣地,而是泛言“泰西各国”。

及至曾国藩回到金陵履任后大约三个月的时候,在他奉旨“复陈夷务”的上奏中,又将派遣留学作为一项要事重申,并谓“彼(指:指西洋人)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同年七月初,也就是曾国藩去世前大约七个月时,他与李鸿章联名所上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更能反映其派遣留学立意的话:

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设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诗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这时派遣留学之事不但业已得到清廷的原则批准,而且已经涉及挑选幼童赴美留学的具体计划。在这一计划中,最基本的方案就是容闳当初提出的。前边说到的他那个“四条”陈说中关于派遣留学生的第二条,就提出政府应该选派优秀少年到国外接受留学教育,好为国家服务。具体的办法是:可先选派一百二十名作为实验,分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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