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当然也是曾国藩政务中的要项，尽管没有在名义上列入所谓“大政”，但这是曾国藩从骨子里喜欢的事情，他在这方面也用了不少心力。

曾国藩对地处省城、作为全省最高级别书院的莲池书院的教务和学事颇为关心。到任后不日，他即认真为莲池书院的考课拟题，并亲到考棚巡视，当天又与该书院山长李嘉瑞晤谈（他刚到保定后暂住于莲池，其间的晤谈看来是经常性的），自不能不涉及书院教学之事。这年（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十三日，“书院馆课，诸生多不交卷，一哄而散”。事情发生后，曾国藩从李嘉瑞口中获知，他没有盲目地责怪和处理师生任何一方，立意于査清背后的诱因，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对“哄散”事件本身，进行了“软处理”。几天后“补行斋课”的时候，他亲自“送考”。无论如何，学生考试哄散事件，反映了对书院施教的不满，这当然与书院山长有密切关系。李嘉瑞，字吉臣，号铁梅，顺天大兴人，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时在咸丰三年），因抗御太平军不力旋被革职（接替他的即很快败亡湘系大员江忠源），后未再做官，先后在几个地方主持教席，曾主讲关中书院，后移席直隶莲池。他施教倒是认真，有谓“每值课日，其一切法度若先年试士时，阅文必细心商榷”，但不免有拘执、陈旧之嫌，学生的不满，当与此不无关系。而曾国藩说直隶文风“近年稍嫌朴陋”，虽不是直接和专门地批评莲池书院教育，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对作为全省书院龙头、之于一省“文风”有重要引导作用的该书院教育的不尽满意。

而李嘉瑞经历了考场哄散事件，并且“士子时有违言”，遂拟辞莲池书院教职，改馆天津，莲池书院面临新聘山长之局。曾国藩物色莲池书院的继任人选，“欲求一学有经法足餍人望者接居此席”，颇费斟酌，一时“竟亦未易物色”。因为他鉴于“莲池书院为通省士子聚会之所”，要求“山长一席，必经淹贯经史，兼攻时文、诗、赋。不得已而思其次，则须勤于接纳，善于讲解，方足诱进后学”，理想的更是要“经师、人师名实相符”，并且通过其书院教育，能“提倡”和影响一省风气。他广泛发动朋僚推荐山长人选，以供选择。有人推荐了一个叫孙莲塘的老者，为曾国藩客气地谢绝，他说，“孙莲塘前辈名望素著”，为自己所“夙所钦迟”，“惟是年齿太高，口讲指画矻矻穷年之事，过于劳瘁，未敢以之相烦”。最后决定延聘的是自己的进士同年王振纲。此人为直隶新城（今属高碑店市）籍，中进士后并未入仕（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在家侍奉双亲，自治学事，兼授弟子，成为一时佳话。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王振纲曾来拜谒。新任莲池书院山长人选之事几经周折，最后曾国藩恳切邀请王振纲前来膺任，说“此间莲池书院主讲乏人”，“必欲得一学邃品端、堪胜经师、人师之任者，庶足稍振胶庠之气”，“此邦人文，若得阁下为依归，必能一振颓靡，蒸蒸丕变”。王振纲应邀就任，莲池书院的教学在新的一任山长主持下自有一定起色。

在拟选莲池书院山长基本就绪的时候，曾国藩又有设“礼贤馆”的举措，“令各州县遴选才德之士，举报送省，于书院外另辟一区以相接待，意欲稍鬯宏奖之风”。尽管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也可见激励和利用人才的一种用意。针对有关情况，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下旬曾这样说礼贤馆之设，各属亦举报人才，而克副所举者究竟寥寥。想必各牧令仍视为虚文，以致真才未能搜采。而保送到省，亦须有一二名贤与之讲求奖劝。于书院山长之外，别立门庭，另启津筏，多方陶铸，俾下不虚此一行，上不虚此一招。

后于这年十二月初又有言，“礼贤馆之设，鸿博茂异之选，未易多得”，“数月来各属举送到省将及百人，间亦酌留一二。虽无出群之才，亦藉以通上下之情谊，访民间之疾苦”。可知，此番选材亦兼成为一种调研、咨询手段。

曾国藩对畿辅的文教和人才确实是寄望甚殷的。他就任几个月后，就有《劝学篇示直隶士子》的出台，这可视为他在直隶文教方面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很值得作以分析。此文是他同治八年七月初所作，主旨在于分析燕赵之区学术文化传统的特点，教以现实的为学途径和方针，以士风来影响人才的转移。开篇即强调，“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且此风影响深远，举及“直隶先正，若杨忠愍（继盛）、赵忠毅（南星）、鹿忠节（善继）、孙征君（奇峰）诸贤”其后所诣各殊，起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那么，这种豪侠之质与“圣人之道”的关系如何？文中认为，其“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如侠者“薄视财力”、“忘己济物”、“轻死重气”等，皆“不悖于圣贤之道”，故“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然则如何致力？文中提出：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这是曾国藩认定的一个学术系统，起码在他京官生涯的晚期巳基本形成（前边述及他在《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所记可证）。曾氏作为晚清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从该文派的“正宗”前辈桐城人氏姚鼐那里，借鉴取法了所言四项中的前三项（概念表述的个别字眼有异，意旨当同），而与之并列又加上“经济”一项。这里所谓“经济”显然是“经国济民”的意思，由此可以凸显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和学术特征。当然，在这中间，他所特别着重的还是“义理”，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故而特“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者为之表”，说“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也就是说，只要把握了根本，尽管具体之术不同，但可殊途同归。认为“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其通篇显然是以正面激励和引导为主，但联系曾国藩在这个时候不止一次地表露过认为直隶近年“学风朴陋”的意思（上面关于莲池书院之事的内容中就述及），以及明年天津教案（详见下文）发生之后他写的《谕天津士民》，其中即言及“任侠之徒”、“好义之风”、“刚劲之气”，“本可多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可知他实际上是觉得燕赵“慷慨悲歌”的传统风习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旨在引导趋利避害，让士子们在“正路”上向学，并立意于导引良性社会风习。

在劝学士群的同时，对儿辈的督教也是他十分注意的，并且是在其读书为学和立德修身两个方面的密切结合上。

曾国藩以病衰之身，公务之外每天还坚持读书问学，即使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依然如此，这本身对儿辈就是莫大的榜样力量。他还要亲自辅导和检查儿子特别是小儿纪鸿的学业。“二更后，课儿背书”，这成为此期曾国藩日记中所载常项，可知几乎是雷打不动。即使对大儿纪泽的学习，也颇为在意。査此期曾纪泽日记，可见是以读书为所记的中心内容，如其同治九年（1870年）正至三月的日记即非常典型。这年三月下旬，曾国藩决定“令纪泽进京考荫生”。儿子遵命进京准备期间，曾国藩突于四月十六日凌晨出现中风的严重症候他“头忽大眩晕，立即躺倒，（觉得）脚若朝天，床若旋绕，心不能主持，如是者四次，终不能起坐”，这样持续近三个时辰（从寅正到辰末）。即使如此，他还特别函告纪泽“不必速归”，若考试定期在五月上半月，“自宜等候，考毕再回”。纪泽的考试是在四月二十五日进行的，二十八日便获引见，上谕“加恩以员外郎分部行走”。其当天的日记中记曰：“应得主事而赏员外，此莫大之天恩也。”当然，此“天恩”并非基于曾纪泽的学业，而是乃父的地位，“考荫”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特权的门径。不过，曾纪泽的学业上也确有特色，他并不是胶着于旧路，而立意开新，传统旧学之外，也对西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有志专重。同年六月间他这样向父亲道及：“男近年每思，学问之道，因者难传，而创者易名，将来欲拼弃一二年工夫，专学西语西文。学之既成，取其不传之秘书，而悉译其精华，察其各国强弱情伪而离合之，此于词章经济，似皆有益也。”对于曾国藩来说，西学固非其所长，他却有着较为开通的学术观，不但不限制儿辈对西学的向往，而且支持，纪泽在外语、纪鸿在数学方面能有所造诣，于此实不能分开。

曾国藩对儿辈在修身方面的督教既行之于日常，特别时候更有凸显。在赴天津办理教案（此一案事将在下节专述）前的六月初四日，他估计到办案的艰难，甚至弄不好就要搭上老命，于是给儿子写下遗嘱性的长信，对其修身即特别注重，是为嘱咐的核心内容。有谓：“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他还专作忮求诗两首以教。择录其中数句：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以上出于《不忮》）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以上出于《不求》）当曾国藩去职直隶回任两江总督后，病身加恶劣的心境，预料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给纪泽、纪鸿留下又一遗嘱性家信，教以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其中的“慎独”之项前曾论及，这时曾国藩将之尤其与“养心”密切联系起来，有谓“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此心常快足宽平”。“主敬”项，体现的也是其一贯的修身要则，这里特别与强身健体联系起来，心身贯通结合，强调其工夫在于“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说是“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求仁”项，是基于所谓“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的理则来说教，与“悦人”连为一体。“习劳”项，即日常他教家人以“勤”的意旨，不待多言。在信尾曾国藩特嘱曰：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駢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之惕励，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可见，曾国藩既以此“四条”自勉，又教子侄勖勉共守，自是他十分看重的，不啻他多年修身理论和实际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要说，其人以往这方面的说教可谓多矣。除了前边在不同的篇章中业已涉及者外，譬如还有咸丰末年集中载于家书“教以子弟”的所谓“八本”和“三致祥”诀，就是包括了读书治学在内诸多个方面的“拼盘”。“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具体内容就不必一一细释了，从字面上即多能看知其大旨所在。而从文字形式上看，也颇有特色，曾国藩很善于归纳、总结、提炼，以简明扼要而又上口易记的歌诀的形式表达，更增其美感和韵味。

总之，曾国藩对“子弟”特别是儿辈的督教，是一直坚持不懈甚至是愈老弥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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