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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八年(1869年)的正月下旬,曾国藩离开北京赴直隶省城保定,一路视察河工,调研民情,到保定不日即与署理总督的官文交接完毕(表面礼节上,两人做得都很到位),正式开始履行他直隶总督的职责。那他对直隶的情况看法如何呢?也是非常悲观。同样是在与赵烈文的谈话中,他说“直隶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使他觉得“一筹莫展”。在他接印半月之际写给其子纪泽的信中则说:“公事较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觉得无趣是无趣,为难是为难,但他也得筹办政务。其实,在他还在北京未到保定以前,就上了一道论政的奏折,提出把“练兵”、“饬吏”作为直隶的“大政”。此外还有治河,也视为要务。实际履职过程中像文教之事,也颇关注。
练兵自然是重中之重。曾国藩在京接受朝廷的召见中,觉察到两太后最牵肠挂肚的就是此事,翻来复去地嘱咐,这也很自然,因直接关系到保卫京师和朝廷的安全。廷臣们对曾国藩接办练军之事也寄予厚望。因为此前直隶练军已有数年,但成效不大,在曾国藩充任直隶总督之前,因为安徽巡抚英翰关于“撤直隶练军,另选淮、皖、豫精锐”人驻的奏请,清廷发动有关大员讨论。随后,都兴阿、左宗棠、李鸿章、官文、崇厚等人先后复奏,有旨交神机营王大臣“一并妥议具奏”。在此位的奕鐶奏称,“勇多流弊,不宜畿辅”,英翰之议“非经久良策”,现在曾国藩已被授直隶总督,“于练军一事,责无旁贷,且该督久于戎事,素称谙练,自能按时势而力求实效,必不可徇众论而敷衍目前”,应饬下曾国藩于履任后“斟酌损益,悉心筹画,妥议举行”。
清廷寄谕曾国藩,希望他履任在练兵方面能“化弱为强,一洗从前积弊,以卫畿疆”。此后又经过在京“陛见”时太后的督促,曾国藩到职后调査筹划,到同治八年(1869年)的五月下旬,就直隶练军事宜上奏,提出下述事项:一曰文法宜简。这是针对“前此所定练军条规,至一百五十余条之多”,“文法太繁,官气太重”,需要从简易记。二曰事权宜专。这是针对“今直隶六军统领迭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皆由总督派拨前往,下有翼长分其任,上有总督揽其全”,而“统领无进退人材、总管饷项之权”,部下不肯用命的弊情,强调各级对部属都要有实权。三曰情谊宜恰。这是针对今直隶练军“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联”的状况,而立意扭转。以上这三条,都是“参用勇营之意者”,借法于湘军勇营所谓“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事权专二,其统领“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上下平时“恩谊相孚”,临阵“患难相顾”的优长。另外的酌改事项,如“马队不应杂于步队”,一队“不应增至二十五人,应仍为十人”等。
这实际是在此前刘长佑任直隶总督创始“练军”基础上的改进。所谓“练军”,是自绿营兵中挑选精壮,按照湘淮勇营之制编练,此为晚清军制史上继湘淮军之后又一军队形式,实质上是以湘淮军来改造绿营的一个途径,也是绿营衰落的一个重要征象。此时曾国藩比起刘长佑来,从内在精神到军队编制形式皆“参用勇营之意”,并更为明确和切实。不过,具体章程他并未随之订出,部臣催促,曾国藩于八月下旬向清廷复奏,强调“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并以扎营一事为例,举出湘、淮军与“粤匪”和“捻匪”作战时的所用之不同为证。具体章程依然没有拿出,大意还是暂按前订旧章略作变通,将添练规模、调整拟想以及驻扎之地的情况予以陈说。
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中旬,曾国藩才上专折报告所酌定的直隶练军营制,以及该军的现状。大致情况是:新练步队六营(在古北口、正定及督标兵驻地)共3000人自去冬成军后,各立营垒,认真操练,今年春间古北口、正定的营伍又有至保定的拉练。又派员新募四营(每营250人)共计千人的马队。至于所谓“直隶练兵万两千人”,仍是处于计划之中而未落实。其酌定章程,则分“一营之制”、“营官自带中哨之制”、“前后左右四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棚帐之制”、“底饷练饷合领之制”、“挑募之制”、“出征加饷之制”、“统领之制”等项。因为改为马队独立成军,还专立有《马队章程》六条。步、马分立,这本身就是异于前直隶练军之处,其他不同,在步、马两队的各自章程之后还专附有简要的比较说明。总的看来,较比以前刘长佑所定章程,在更切近于湘军营制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大为简明了。因为很快就有天津教案的发生,曾国藩被饬令赴津处理案事,并且陷于其中被搞得焦头烂额,未等完结案事,就调回两江总督之任。总之,在他的直隶总督任内,并未来得及将练军计划完善地落实,再后就是继任者的事了。
所谓“饬吏”也就是即整顿吏治。曾国藩了解到直隶的吏治情况非常之坏,贪官污吏虐民,致使民间冤狱、积狱太多,差徭甚重。他打算用“刚猛”手段改变这种情况。从他施政的实践看,在这方面也确实做了一定努力,到任后烧起了“三把火”。譬如他一下子就参劾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与此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说是“直隶劣员风气甚坏,必须大加参劾,以儆官邪”,而对所列贤员“略注考语,不过表其政绩,亦不稍乞恩施”,而“循声达于圣聪,即光宠逾于华衮”,这也是针对“近岁各省保举浮滥,习见不珍”的情况而采取的做法。曾国藩力倡勤政,大力扭转以往官员疲塌散漫的弊习,教育其为国为民勤谨做事。他曾精心推敲撰就过与下属官员共勉的几副联语,其中两副是这样的: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从中所反映出的既为国“尽忠”又关心民事民瘼,导引下属与之共勉的这种心志,对这位总督来说并非虚伪。
曾国藩特别是大抓积案的清理,把能否做好此事看做衡量官员施政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同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苏缓民困、绥靖治安的一项急务。积案严重,在直隶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据曾国藩所言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地方官或办理防堵,或供应兵差,未能专办讼事。而前任督臣及历任臬司均因督办防剿,节次公出,军务紧急,遂将刑名事件稍置缓图,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截至同治八年三月底,通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之案,积之一万二千余起之多。为清理积案的需要,曾国藩奏请将拟调山西的按察使张树声暂时留任以资熟手。并专门拟出《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奏准颁行。这十条的要则为: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州县须躬亲六事(皆办理诉讼方面的具体事情),不得尽信幕友丁书;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牌示众;禁止书差索费;四种(积案、监禁、管押、逸犯)四柱(每种的四项内容)册按月呈报悬榜;严治盗贼以弭隐患;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奖借人才,变易风俗。并且还订出《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内容上与《直隶清讼事宜十条》有交叉、相同之处)。有了具体的规章,还把相关官员的办理情况,“分别勤惰记功记过,每月悬榜院司官厅,大众阅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清讼工作确获明显成效。自同治九年四月开办起至十一月底,八个月的时间里,全省各属共“审结”并“注销、息销”同治七年以前旧案12074起,又结同治八年新案28121起。
清讼与“饬吏”显然是密切联体、相辅相成的。当然,不管是讼事还是吏治,毕竟受大环境的制约,曾国藩终归也无法使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对吏治连同民生,他作为一方主官,真心关切也是自然的。说到关心民生,不能不提及他为祈雨解旱而拜神的事情。就是在他刚到任的这年春天,天公作难,直隶发生旱灾,省城保定一带也非常严重,新总督也就用上了拜神祈雨这一招儿。三月初四日,他派人从“一亩泉”请来“神水”,亲率下属官员跪迎,摆上香案,行二跪六叩(次于“三跪九叩”之尊)大礼。并且,从这天开始,他不辞辛劳地几乎每天坚持徒步到城隍庙行祈,一连多日(曾国藩此时的日记中就留下了记载)。要说老天总有下雨的时候,并不是祈神降雨显灵自不待言。不过,我们也不要简单地笑话曾国藩的愚昧荒唐。一则,他也未必就不布置人工抗旱,只是那时人工的这种能力实在有限,无奈之下求神仙,自能迎合民风俗情。二则,那时像这种活动也在国家的正规祭祀之列,朝廷也时有类似活动,地方官员自不能例外。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政治文化表现,起码包含表示关心民生的意味。相对于前述理“大政”而言,这可以说是演“小戏”吧。
在其他一些政务方面,曾国藩也花费了不少心力。譬如治河,他在京赴省城就任前夕就直隶政务所上奏疏中,就把它视为练兵、饬吏“两大政”之外的又一要务,到任后也的确有所动作,尤其是关注对流经京郊、为患经常的永定河的治理。清前期的若干年间,政府对永定河工定例有较大投入,但及至晚清时期,由于屡有战事,财政日益窘困,此项河工经费不断减少。曾国藩回顾有关情况说从前每年部拨岁修银近十万两中,隔数年辄复另案发帑,加培土工,自道光二十二年后,而另案之工停矣。自咸丰三年以后,而岁修十万仅发四分之一矣。也正是由于国库拨发经费不能保障,所以永定河工又“多系由外捐办”,“历年成案皆系由司库借拨现银,再由岁修项下按年摊扣归款”,而“岁修筹银久经裁减,又加扣去捐款,则河员之领项愈微,到工之实银愈少”。像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可以说成为一种多年久积的痼疾。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正是深知多年间该项河工只是权宜性地修修补补,治标而未治本的局限,有言“经久恐须添筹巨款,乃可一劳永逸”。事实上,巨款的添筹仍非易事,所谓一劳永逸更是无从谈起。
不过,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在永定河工方面确实做了一定努力,态度上是积极、认真的,也有些不无价值的筹划、设想,并切实督办过一些抢险和治理工程。他请训出京赴任的途中,即曾“先到(永定河)工次周历履勘”,对修复工程进行布置,当堤工预期合龙之时,他又专程前往査勘验收,并待得来水经历了实际考验,才向清廷奏报了施工情况,“是此次堵筑南上汛一处漫口,实将通工二十汛之堤埝坝埽已普律全修”,“而询访民间,皆称此次工程坚实,已为近二十年所未有”。然而,就在曾国藩上此奏折的这一天(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永定河北堤四下汛五号处漫溢决口,这虽“尚非本年新工之失”,但毕竟说明该河险患仍多。曾国藩奏参了永定河道等有关官员,部署堵口抢险,因连接秋、伏两汛,一直沿至十月间才告合龙。鉴于“历届堵筑漫工”只为权宜之计、不能规划久远的教训,曾国藩设想有所改进,以免“下壅上溃及此塞彼决之虞”,甚至在革除深层积弊上有所作为,但一则问题本身过于困难,再则也未能给他充分的尝试时间(因调离),最终也没能如愿。
除了上述各项以及拟在下一节论述的文教方面之外,曾国藩在其他方面的政务上也花费了不少心力。至于效果,亦难有根本性改观。在他上任几个月后,积重难返、无力回天的势头就已显示出来,他自己也切实体察到了,如在这年五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初到直隶,颇有民望,今诸事皆难振作,恐虎头蛇尾,为人所笑,尤为内疚。于心辗转惭沮,刻不自安。”政事繁难,曾国藩被搞得心力交瘁,只是强打精神、耐着性子做事而已。有道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巳”呀,而这时暮年的曾国藩似乎已失去了往昔的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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