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述说曾国藩卸帅情事之前，还需要回溯他“圣地”之行的一个插曲。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间，他由江苏徐州移驻山东济宁（后又转河南周口）。山东乃古圣之乡，这位平捻大帅在这里进行了与军务几无什么关联的一系列朝圣活动。

在移营济宁的途中，曾国藩于二月十五日谒孟子庙，并且拜访了孟子的后裔孟广均。这于其人的日记中，只留下了非常简略的记述。第二天行进途中，他到“宣村之东六里曰凫村”的地方，展谒了孟子母亲之墓。这位非凡女性与丈夫邨国公同冢，墓在凫山（俗名马鞍山）之背。谒过之后，曾国藩还“策马登凫山顶一望”。在这里，也许还找不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一定会撩拨起展谒者心中的层层波澜。曾国藩之所以非常重视家教，应该是基于儒家文化中的“齐家”之旨，这中间，孟母教子故事当不失为典型而生动的素材吧？曾国藩展谒孟母之墓的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这位古圣之母心存深切敬仰。

当天，曾国藩行抵曲阜，这里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故乡。衍圣公孔祥珂出城迎接。在公馆略事停留后，便到圣庙谒拜行礼。据说，孔庙始建于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命祭祀孔子，以其故宅三间作庙。当然，随着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他的享庙规制也在不断提升。明清两代钦定按皇宫之制建筑，与最原始的“故宅三间”之“庙”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曾国藩拜谒的这个时候，虽说由于战乱环境和财力限制，不可能像今天我们见到的浸润在“旅游”氛围中的“华美”和热闹，但想必能更有一种沧桑和肃穆之感。曾国藩这时的武帅名头，决掩不住他“儒臣”的“质地”，在对古圣礼拜之际，脑海中是否会泛出十二年前他写《讨粤匪檄》时的情思？在那篇出师文告中，他可是把维护孔孟圣道的调子唱得够高啊！于今亲临圣殿，是他“剿平粤匪”后又担负“剿平捻匪”使命而军务却颇不顺手的时候，他会不会默默祈祷先师的护佑呢？

在此拜谒完毕，曾国藩又“至殿上及后殿敬谨瞻仰，即圣配行官夫人之寝殿也”。接着，再到东边展谒供奉孔氏先世五王的“崇圣祠”，看了记载孔圣历代支派的两座图碑之后，曾国藩又转看“孔壁”。眼下的这一“寻常照壁”，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有着一个重要符号的意义：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九世孙孔鲋将祖传的一些儒家经典藏于故宅墙壁里，自己隐居嵩山，及至汉初鲁恭王刘余为扩建宫室而拆除孔氏旧宅，发现了这批“古文”经书，较当时的“今文经”在篇目和内容上多有不同，成为历史上形成“今古文经”之争不可缺少的一方资料源，也是儒学原典保存和传衍的千古佳话。为了纪念藏书的孔鮒，后人建此“鲁壁”。历代文人睹物思古，吟咏颇多。如明代孔贞栋的诗句即颇有意味蝌蚪（按：指蝌蚪文）出从古壁中，至今大地书文同。秦人遗下六经火，三月咸阳焰尚红。而此刻，面对这面看似寻常的照壁，熟读儒家经书的曾国藩，心中能不思绪万千？此壁之西为孔宅故井，相传就是孔子当年的吃水之井，其水有“圣水”之称。览毕，曾国藩又到“孔壁”南边的诗礼堂，在里边小坐饮茶。不知道此泡茶之水是否即取自“圣井”？若是，当别有一番滋味吧？茶罢，“至大成门内阅孔子手植之桧”。此桧既然传为孔子所植，当然就成了非同寻常的“圣树”。据说，它多次枯死或遭焚，又多次复生，雍正十年复活那次，孔府还特别向雍正皇帝报喜，作为“世道兴旺”的吉兆。曾国藩观览此树，留下它周围“环以石栏，高仅尺许，有似立石，色微红，有似肉芝”的记述。桧栏之北为“杏坛”，相传是孔子讲学的地方，有于此“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之说。曾国藩作为读书起家之人，身临其所也会浮想联翩吧？而他的日记里只留下“有似楼观”的外形记载。出来大成门外，曾国藩“阅御碑亭十三座”，其中九座为当朝的，其余四座为唐、宋、金、元者。接下来“至西边谒启圣祠，又至后殿瞻圣母颜夫人寝殿。又阅金丝堂，观各乐器”。

曾国藩的瞻观，是在衍圣公的亲自陪同下进行的，周历各处之后，他还被邀到衍圣公府“叙谈颇久”。离开的途中，在轿子里曾国藩还抓紧时间阅读了三十来页的《曲阜志》，想必是方才之游，更激起他了解“圣地”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背景情况的兴趣吧？这天，他还瞻拜了颜子的“复圣庙”。

第二天（十七日）吃过早饭，曾国藩到曲阜城外谒孔林等圣所，并有较为具体的记述：

出城北门，谒至圣林。约三里许，有万古长春坊。稍北，有红墙夹甬道，道皆有古柏，仪树勾挑。又北有楼观，即林墙门也。过下马牌后，有洙水桥。桥北入大门，至享殿下行礼。殿后甬道之右为子贡手植之楷，稍北为乾隆驻跸亭、康熙驻跸亭。又北为宋真宗驻跸亭。又北即圣人墓。墓之东为伯鱼墓，其南为子思墓，其西南为子贡庐墓处。旋至周公庙行三跪九叩礼，庙之规模甚小。周公墓在陕西，相传此为鲁太庙遗址，两庑配享鲁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许谒少昊陵，《曲阜志》颇以此墓为可疑，然坟冢叠石为之，广八丈九尺，高二丈，规模奇古，云是宋时所为，则其来已旧矣。又行二十里许，谒启圣王林，行六叩礼。圣兄孟皮墓在其南，享殿坍塌，不蔽风雨矣。

展谒这数处地方，往返约六十里。回到曲阜城里，曾国藩马上作了副一联语赠衍圣公。联曰：“学绍两南，群伦宗主；道传一贯，累世通家。”衍圣公府则为曾国藩举行午宴，殷勤招待。宴罢，曾国藩又仔细欣赏了府藏文物，有清廷颁赠的周朝铜器，其“古泽灿然”；有珍贵的名人字画，其中包括吴道子所画孔子像原本；还有“元明两朝衍圣公及孔氏达官所留遗之冠带衣履”，其“彩色如新”曾国藩感慨这些东西为其“生平所未见”。

曾国藩在孔子故里自然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朝圣”。结束此行后，他回到驻地济宁。及至四月中旬，又一游泰山。十五日至岱庙，观览之细，兴致之高，从他俨然游记的文字中即可看出：

头门凡五门：正中曰正阳门，左右曰掖门，又左曰仰高门，又右曰见大门。余入仰高门，院中左有《宣和碑》，右有《祥符碑》。二门曰仁安门，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余碑甚多。正殿曰峻极殿，祀东岳大帝。后殿曰寝宫，祀大帝与碧霞元君。正殿丹墀之下，东有古柏如龙爪，有藤萝绕之；西有新榴如凤翼，有倒挂嫩枝，葱翠异常；又有一柏正当甬道，名曰独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环咏亭，自宋元以来题咏各碑环嵌壁间，李斯刻碑亦自山顶移嵌于此。其内为东岳帝之便殿，陈列朝所颁法物珍器于此。中有乾隆间颁镇圭，长三尺许，厚二寸许，上青、中白、下绀色，首为凉玉，邸为温玉。环咏亭之南有唐槐，苍古无匹。旋赴东院，有炳灵宫，宫前有汉柏六株，尤为奇古。又登仰高门、正阳门之楼一望岳色。

十六日早饭后，曾国藩与幕客六人登泰山。所记更为细致生动：

出泰安北门三里许，过岱宗坊，旋至玉皇阁小坐……又至关帝庙小坐，有盐当会馆。旋过飞云阁，有孔子登临处坊。旋过万仙楼下，未登楼。

旋至斗母阁小坐，水声清激可听。旋过水帘洞，在大路之西，图中误刻于东（按：可见当时也有“导游图”）。旋阅石经峪。峪在大路过溪之东，约步行小半里。其上为摩天岭，岭上泉流涧中，巨石铺于涧底，纵横五亩许，刻《金刚经》其上，字大径尺四寸许，中署三大字，曰“暴经石”。又有明汪玉者著论谈文，其子汪坦刻之石上，侧署二大字，曰“经正”。旁一巨石曰试剑石。旋还大路，过一小桥，土人名曰“东西桥”。自此桥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桥以上，路在溪之东矣。夹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壶天阁小坐。自城至此凡十八里。又过回马岭，至二虎庙。登岱程途，至此得半矣。该处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三里”。稍北为云母桥，该处有瀑布，名曰“御帐坪”。小坐，盖途中最胜之处也。遥望东边石壁，摩崖一碑，曰“万丈碑”。过朝阳洞，有元君殿，今颓毁矣。旋至五松树，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时松久不可见，今亦有虬松数株。又北为对松山，溪之两岸，古松森列，与东西桥之柏洞皆低岳茂林也。自此以上为慢十八盘，过升仙坊为紧十八盘，岱岳中最为险峻之处。至南天门小坐。旋折而东，行里许，为碧霞元君庙，又东北一百步许为东岳大帝庙。余即在此停住。卯初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觉登陟之难，盖号为四十里，实不过三十二、三里。小憩片时，旋至两庙各行三跪九叩礼。因捻匪未平，发愿默为祈祷。中饭后，小睡片刻。旋与幕友步行登览各处。

先至岱顶，即所谓天柱峰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陂陀，相传为山之颠（巅）顶。门外有无字碑，广二尺许，厚一尺五、六寸，高丈二、三尺，《志》称为汉时立石。顶之西南为青帝宫，又西为寝宫，内有元君卧像，门锁，未得启视。其南为北斗台，台上两石幢，高二尺许。寝宫之西为孔子殿。以上宫殿四处及北斗台皆已颓败。旋至岱顶之东，有乾坤亭，因纯皇帝（按：乾隆帝）书“乾坤普照”扁（匾）而名之也。又东为日观烽亭，亦有纯皇帝诗碑，其后一碑题“孔子小天下处”。此亭本可观日出，今已颓毁，上无片瓦，不如玉皇殿东轩看日出之便。又东南为舍身岩，改名爱身岩。岩之侧为仙人桥，两石壁之间，三石相衔，下临深谷，有如飞桥。又东为东神霄山，即日观峰迤东之耸起者，实一山耳。遥对西神霄山，即南天门迤西之耸起者。傍夕归，观东岳殿后唐明皇摩崖《纪泰山铭》。其旁小泉曰圣女池。凡岱顶之可观者，略尽于此。

看，曾国藩这未必经过特意精细润色的记述文字，岂不就是堪称上乘的游记？五岳之首，巍巍泰山，百景斗异，气象万千，一路游来，尽揽在胸，记之笔下，井井有条，不求逭染，生动自出，言简意赅，出神入化。实在不忍割爱，故录载于此。

当夜，曾国藩一行即住宿在山上。因傍晚为阴云微雨的天气，曾国藩估计黎明断不能观览日出了，于是“髙卧不起”。而幕友黎庶昌等四人却不甘心，他们结伴登玉皇顶东轩，等到五更时分，“严风微雨过后，竟得一睹日出之胜”。曾国藩大概不无遗憾吧，但更能借事悟理，说“乃知天下事未阅历者不可以臆测，稍艰难者不可以中阻也”。

清早他们起行下山，不消一个时辰便回到郡城。能如此之快，是因为乘坐一种特别山轿，其“长六尺许，两损弧而向上，如一弓小桥然。舁夫以皮带承肩，上下石磴，轿皆横行，舁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则皮带正负在项后；横行，则皮带斜曳在肩侧也”。看来，这算得上当时很便捷的载人登山、下山的工具了，曾国藩辈得以享用，与平时所乘轿舆相比自会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但会否想到轿夫们的苦累？

无论如何，此旅当会使曾国藩在军务的紧张、疲惫中暂得调节和松弛。他总结说：“此次登岱所心赏者，在庙则为镇圭，为李斯碑，为汉柏、唐槐，为龙爪柏，为扶桑石；在山则为玉皇顶、无字碑，为《纪泰山铭》，为南天门，为御幢坪。外此虽有胜迹，非所钦已。”看来，除了“朝圣”的精神需求外，其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典型的文物古迹。当然，即使此际，曾国藩也仍然难免军务的“骚扰”，他十六日的日记中有云是夕阴云作雨，闻贼又窜曹州，恐其渡运河而东，焦灼之至，睡不甚成寐。还有，在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庙行三跪九叩大礼的时候，他不是还“因捻匪未平，发愿默为祈祷”吗？

不过，此际恐怕算得上曾国藩挂帅平捻期间心情最好、儒气弥炽的时候。莫不是受到了“圣地灵气”的感染？游过泰山回到济宁军次，居处“欢迎”这位大帅的却是跳蚤、虱子、臭虫之类的小动物，一连几天，他被咬得难以入眠，满身奇痒，肿起一个个包块，“大者如桃，小者如豆”。他也奇怪“何以毒气甚重如此”，命人“搜査”，结果这天夜里捕着了一蚤四虱，次日白天在床铺又搜得“大臭虫四五，形扁而润，比寻常臭虫大至倍许”。人们告诉他说，这是去冬蛰伏之虫，今年新出，所以饥而桿也。对此“凶犯”的处理，其人日记中没有留下原始记录，想来他未必有佛家“不杀生”的那般“慈善”境界，处以“极刑”无疑，因为害得他是太痛苦了，甚至“不欲治事”。而在这种情况下，夜间睡不好觉的他，竟还能时时用心体晤古人作字用笔之法，灵感光临，得“龙作潜身戏海水，鹰揩倦眼搏秋旻”的诗句，并且记作“戏为”，可见其雅兴之高。这不妨称为“身饲咬虫戏字联”的事例。

曾国藩的“圣地之旅”至此仍没有结束，还有六月上旬他专至嘉祥县谒曾子林庙。这不仅是“朝圣”，而且是“谒祖”。前边已经交代，曾参确是其家的老祖。初七日早晨他从济宁启程，午后即到嘉祥，住在该城的书院里。晚半晌时分，到宗圣庙叩谒，当然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而庙所的形制比起孔庙来可要差多了，“庙中规模扁小，朽败已甚”，后面的启圣庙，“名养志楼，尤朽敝不能避风雨”。谒庙完毕，曾国藩到主持宗枋的宗子曾广莆家一坐，从“广”字看，当属曾国藩孙辈之人了。其家“头二门及大堂等一概颓毁无存，内室亦甚残陋，即雍正年间所赐‘省身念祖’匾亦无悬挂之处，仅庋置于桌上”，虽说曾国藩以前就听说过“嘉祥圣裔式微”，但当下见此景况，还是深感“愀焉不安，愁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要表达自己的心意，赠广莆个人四十两银，又“捐祭产银千两”。

曾国藩的此番捐助对这位圣人远祖的祀事来说可算做了“大贡献”。在曾广莆的主持下，用那一千两银，很快买下济宁州北乡程徐庄徐刘氏田二顷十一亩九分有奇，增置了这多祭田，“祀事自兹无虞矣”。为此事，曾广莆于同治八年（1869年）专门勒碑为记，颂扬曾国藩“追远展诚”之举，并称誉其“勋高当代”，“此固邦家之光，而亦宗族之荣也”。在这件事情上，岂不更显出曾国藩的光宗耀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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