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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完曾国藩“圣地之行”的插曲,接下来便看他帅职的最后收束。
经过前已述及的两番称病请假,到同治五年(1866年)的十月十三日,也就是共计两月之假届满之时,曾国藩便以“病难速愈”为由奏请开缺了。折中述其病况云两月以来,加意调治,而心气过亏,不时出汗,不能多阅文牍。说话逾十余句,外舌端即骞涩异常,耳亦重听标病则屡有变换,近日右腰疼痛。说“似此病躯,久膺重任,断无不偾事之理”,故“再四筹思”,“请开各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病因之外,他还分析了自己操理军务上的长短,自然也是为开缺张本。他说自己“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于“剿捻实大不相宜”;还有颇值揣摩的一条,是说过去统带湘军,“颇有家人父子之情”,现在“惮于见客”,又不能亲作函牍,“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虽未明言与淮军将士难洽,实则隐含其意。鉴此种种,曾国藩不但请求去其帅职(钦差大臣),而且连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实缺也请一并开去,还要求暂行注销侯爵。若这样,他岂不是要放弃一切职爵回家告休了吗?可又不,他提出并不回籍而“以散员留营”。这岂不是给清廷出了一道难题,若真让他开缺留营,又将如何安排他的位置?让新帅怎样处理与他的关系?
这种事情,曾国藩当然要与乃弟商议,曾国荃回信表达了他这样的看法:“兄之功绩既冠当时,文章远驾七百年名臣之上,二者皆造物之所忌,及今极为完全之时,奉身而退,实为千古第一流人物。入觐一次,万不可少。到京疏请开缺,无妨至再至三。往京养病七八月,乞归林泉则可也;以散员住营,与兵事相终始,似不可也。”若从真心求退的地步说,曾国荃的意见到比较符合常规。因为此前清廷虽无允准他的开缺销爵之请,还是继续“赏假”,但已令李鸿章接署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起码给出了可能正式换帅的信号。若不再挂帅,“军中散员”又如何充法?
及至十一月初,清廷就有了实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而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的谕令。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却不情愿让李鸿章接其帅符,他写给李氏的信中有这样一番论说:
鄙意阁下不握星使(按:指钦差大臣)之篆,于事无损;不握江督之篆,则确有碍于大局。仆(谦称自己)不握星使之篆,亦于事无损;并不留营照料,亦有碍于大局。惟另简使臣来豫(按:曾国藩时在河南),俾仆得略分重担。新使虽于淮、湘各军不熟,然凡有调度,在东则与阁下商之,在中则与国藩商之,在西则与贱兄弟(按:指曾国荃)商之,似规模不至大变。公则无损于数省之全局,私则鄙人得以藏拙养疴,又不甚见弃于清议。盖七月以来,反复筹思而后出于此。入对之时(可见此时曾国藩拟入都),必更恳切陈之,不知果蒙俞允否?
可见,这是曾国藩酝酿已久、深思熟虑的“定策”。但这一“定策”似乎暧昧十足。按照他的说法,岂不是要找一个“不熟”湘、淮军的人来名义挂帅,做前台傀儡,让人家受他曾氏兄弟再加李鸿章的操纵,实际上主要还是由留军的曾国藩幕后做主?亏他想得出这样的“奇策”!不日,他又给李鸿章一信,坚决地表态,“鄙人于江督、星使、协办(大学士)三缺,决不肯以病躯尸位其间。故开缺之请,即十疏不获而请之弥坚,虽获谴而不顾”。接着说,“坐实此层,此外再求有益于大局,无损于尊处之道”。看来,他是要打消李鸿章对他辞职真诚性的怀疑,故而又特别解释,有谓自己的留营“照料之说,不过以留营自效,藉塞清议,其实不主调度赏罚之权,即全不干预矣。阁下接办,仆固无不放心之处,即他人接办,仆又岂肯以无效之故将军,更攘臂而越俎乎”?还说,“阁下既奉专征之命”,而“又有洋务、吏治、盐政三者万端填委,想见日夜劳勚,然鄙人内度病躯,外畏人言,势有不能代阁下分劳者,乞亮(谅)之也”。
若是他真的留营,“全不干预”之说,天知道几分能真,几分将假,能不让人生“此地无银三百两”之疑?
不过,在曾国藩给李鸿章写这封信的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七日,确实上过辞回江督之任的奏折。所陈理由是,“两江总督公赎之烦,数倍于军营,而疆吏统辖文武,尤以接见僚属为要义”,自己“精力日衰”,难以胜任。但又说,“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迹涉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畏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所以“但求开缺,不求离营”。不但所陈两项理由有抵梧之嫌,而且后项调门虽高却愈显矫情。说白了,他是在尴尬难收的情势下有些“胡搅蛮缠”了。要说受“清议之交讥”,在当时对他来说已非“防备”的问题,而是已有时日的现实遭遇。或说他是在遭“言路数劾”的被动情况下,“忧谗畏讥”,乃先请病假继请开缺的。当然,清廷不会看不出曾国藩心中的隐意,不过对待这样一个老臣,面子还是要给留的,尽管无论如何也不会允准他所谓做“留营散员”的要求,但还是顺着他的话茬儿“表扬式”地坚持成命,说由他的留营请求,“具征奋勉图功,不避艰难”之意,谕其“不必以避劳就逸为嫌,致多过虑,着尊奉前旨,仍回本任”。曾国藩复奏还是坚持己见,说“倘必责臣以回任,则开缺之疏将累上而下不已,臣咎愈重,宸听愈烦,辗转耽延,徒稽时日,大局或因而有损,臣心亦无以自安”。看来,真大有死缠百赖的架势了。而清廷成命不改,谕令的措辞和口吻却严厉了许多,说“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当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凛遵前旨,克期回任”!这回,曾国藩总算答应暂接总督之印,但提出不回南京而驻徐州,还是要朝廷“从容筹议”,另行择人。虽说尚未完全遵命,但毕竟进了一步。不过,动作仍颇迟缓,于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才从周口移至徐州。清廷谕称“既经接受两江督篆”,“着即回驻省城”,而直到三月上旬,他才抵达南京署衙,兑现了真正的回任。
看,奏辞与回任之事,中间是何等胶着,何等费劲!在此事上曾国藩恐怕是前所未有地磨磨唧唧,与朝廷不啻来了场不紧不慢的拉锯战。上面之所以有些不厌其烦地察其过程细节,是因为它实在值得揣摩。
在此特定情势下,帅符与督符比较起来,哪个在皇朝的政治衡器上更重?自然是帅符。因为尚未平息的所谓“捻乱”,是清朝当政者心目中直接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也是阖朝关注的焦点,谁能平此“乱”事,谁就是继“剿平粤匪”之后再为皇朝排危纾难的“大英雄”,谁就将是咸同时期笑到最后的得意“功臣”,谁就将踏上一个更新的借“功”发迹的坚实台阶。所以,事实上曾国藩的内心里是非常在乎其事的,在阴差阳错的种种特定条件之下,他一方面消极求退,一方面又不情愿作为一个失败者中途全身退局,特别是面对昔日学生辈的李鸿章以咄咄逼人的架势前来取代,并很可能奏功超乎于他的可料结局,其心里不免会苦辣酸甜诸味俱全。曾国荃写信宽慰乃兄,说李鸿章“尚是宠荣利禄中人,今日见解又少进矣,其计较利害也亦甚深,接办此席(按:指平捻统帅),谈何容易。幸得轻巧移荷担于渠肩,则在己之进退缓急,似不必过与之深谋耳。”意思是说把一副艰难的胆子,这么容易地就推给了计较利害、不知深浅的李鸿章,这岂不是得计之事?宽慰之中显然又包含着为之解嘲的浓重意味。
当年在曾国藩帐下的淮人刘秉璋,自然是知情者,其子刘体智想必是从乃父的渠道获知有关情事,所留下的记述可有助于体察局中奥妙。说是:曾国藩挂帅平捻“师劳无功”,李鸿章继任,曾国藩愧不忍去,自请留营效力。李鸿章到军,亟亟从曾国藩处取钦差大臣关防,曾国藩说:“关防,重物也。将帅受代,大事也。彼不自重,亟索以去,无如之何,然吾弗去(不离军)也。”李鸿章“遣客百端说之回任,弗许”。有人为调和他俩间的关系,说乾隆时代,西征之师以大学士管粮台,位与钦差大臣相当。曾国藩故作不解地问是什么意思,这时刘秉璋解释说:“今回两江之任,即大学士篼粮台之职也。”李鸿章则私下这样向曾告话:“以公之望,虽违旨勿行可也。九帅(指曾国荃)之师屡失利,不惧朝廷谴责欤?”这样,曾国藩才东归回任两江,“自是绝口不谈剿捻军事”。而李鸿章代曾为帅之后,也没有改“扼河而守之策”。及“大功告成”,李鸿章疏请加恩前领兵大臣,曾国藩得加一世袭轻骑车都尉。但他听到后大怒,对江宁知府说:“异日李宫保(按:指李鸿章)至,吾当为之下,今非昔比矣。”此为笔记材料,难保细节上处处确凿,而大旨上当为不谬。总之,是说曾国藩因为师劳无功卸帅而又愧不忍去,对取代他的李鸿章事事嫉而不服。其中所述关防交接之事,公牍中当然不会有上述情节的记述,不过由奏疏材料可知,的确不是曾、李二人亲自交接,而是由曾国藩派员送至李鸿章当时的驻地徐州,不能排除李鸿章事先起码是委婉索取的可能。至于平捻告结后李鸿章为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从前督办诸臣”请奖,曾氏被加赏(系“一云骑尉世职”)也是实有之事。
无论如何,易帅之际的曾、李二人,气态上确是大相径庭。与“意甚悒悒”的曾国藩恰恰相反,李鸿章壮年新近,雄心勃勃,贪求军功,不惮戎马,他把接揽帅符作为独立“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他接到署理钦差大臣的谕旨,便很快复奏,在套话性的“谦辞”说过之后,便是当仁不让受命的表示,有“非敢沽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之谓,说“若从此脱卸地方事件,专意办贼,事机可赴,神智不纷,尤可勉励报效”。他深知后路粮饷保障的重要,故极力为由朝廷督饬曾国藩尽快回江督之任张本,说是“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敦切恳劝,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但“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那朝廷怎样“善为区处”,还不就是让曾国藩正式卸帅而回任两江吗?可以说,清廷的此一决策,与李鸿章这一奏疏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曾国藩当然也敏感地察觉。
要说,李鸿章所言两江筹饷对前敌军事的重要性,也是实情,并且,那也是相当费心和棘手的事情,他自己即有实际的体察。正因为这样,两江总督人选与前敌统帅的真心配合至关重要。曾、李之间虽说不无派系及私家争竞上的一些矛盾,但在平捻之事的大局上,还是能够尽量配合,不出大格的。曾国藩尝对国荃弟说:“大约湘淮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然后贼匪可渐平,外侮不能侵”。这当是他的肺腑真言。要回任江督,在其位就得谋其政,费心操劳就筹饷济军而言,自然也是对君国大局做了贡献,属“公忠”之举,但对个人功绩、声名而言,则不免为前敌统帅所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后匠人”角色。再说,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即使费尽心力,职事也未必能够达到别人的期望值,与其那样,还不如以“散员”的名义留军可有进退地步。恐怕又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吧,曾国藩亦曾对国荃弟说:“余视江督一职实难称职,前数年幸未泼汤,此际何必再作冯妇?留军而不握大符或者责望稍轻,疑谤稍减,是好下场也。”总之,曾国藩是陷人在一种极其矛盾和尴尬的心境之中,最后才意兴索然地回了两江总督之任。此后也老是缓不过劲儿来,有谓“只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人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竟然到了觉得生不如死的地步,尚复何言!
而李鸿章在接奉由他实任钦差大臣的谕旨后,虽上奏中谦称自揣亦无“奇谋胜算”可以超过曾国藩,但表露出的气态上诚为“感奋”异常,说“乃荷圣恩简任,加以策励”,“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惟有随时勉循职守,殚竭驽庸,以报鸿慈于万一”。他既接帅印,表露出奋勇行事、不踩异议的气态,甚至连曾国藩与他商量之事,也是“坚执己见,毫不相让”。故曾国藩曾对人说,“少帅(指李鸿章)近颇傲,殊非吉兆”,“此次大举,必不能治贼”。而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他,依然怀有辞职的打算。在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初写给国潢弟的信中即言移驻金陵满三个月后,再行专疏奏请开缺。连上两疏,情辞务极恳至,不肯作恋栈无耻之徒;然亦不为悻悻小丈夫之态。不过,他的再辞拟想并未付诸实施。三月间,他接到褒扬其“公忠素著,保障东南”,而“交部从优议叙”的上谕,自然不宜随即请退,而五月间又补授他为大学士,这对臣工来说更是至高无上的职衔。在六月中旬所上谢恩折中,曾国藩有这样一番“交心”五月初间,本拟具疏陈请,让贤避位,时以亢旱为灾,民心惶惧。今则群贼东窜,军事方殷,自当补效乎艰虞,未敢轻言乎进退。赧颜而拜新命,抚躬而省旧愆,惟有勉竭愚诚,强扶衰疾,更集思而广益,冀补过而尽忠,或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显然,辞退更是不能了。
不过,他回任后在政务上也未见有大的动作和绩效(洋务上倒是有可纪之事,另处再述),所不能不继续关注的平捻军务一度也仍无起色,李鸿章和曾国荃等人遭到朝廷的严厉责难。六月初八日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言及:
昨有严旨,因捻贼窜至豫东,全无堵御,各帅均被斥责,沅浦(按:曾国荃字)摘去顶戴,与豫抚李鹤年均交部议处,少帅(按:指李鸿章)戴罪立功。旨中并有各疆吏于捻贼入境,则不能诸御,去则全无拦遏,殊堪痛恨。李某剿贼,已届半年,所办何事等语。辞气严厉,为迩来所无。少帅及沅浦胸次未能含养,万一焦愤,致别有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且大局如此,断难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
曾国藩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气凄怆”,赵烈文不知如何安慰他是好,只是这般相劝:“安心养摄数日,勿以境累心。假使不理公务,卧以治之,镇压民气,犹胜寻常督抚十倍。一旦无公(按:指曾国藩),则大江以南,乱可翘足而待,幸为国为民自重其身”。不知曾国藩自己此时内心深处,还能有否这样的自负?
战事对于敌对双方来说,都是在艰难地进行着。就具体战事而言,你胜我败,你败我胜,反反复复,不待细说,但从总体趋势上看,捻军一方是越来越陷被动。及至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底,以张宗禹所部西捻军的最后覆没为标志(此前赖文光所部东捻军已败亡),清方终于取得平捻之役的胜利。算来,自从李鸿章前敌挂帅,经历一年半还要多一点的时间,在其他多路清军的配合之下,才最终把捻军镇压下去,历程也是颇为艰难曲折的。而李鸿章正是因为不像曾国藩那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放手放胆,所谓“坚定不摇”,才顶过偌多挫折磨难,最后收平捻“头功”。在获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授协办大学士的封赏后,曾国藩于八月初向他致信表示:
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佳话也。自去秋以来,波澜叠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为可敬。从此亦宏伟度,浑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于密。古人所称“勋绩盖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客套中又有掩不住的真实髙兴。这胜利也离不开他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上的后方配合啊,他为筹饷等事的确尽了其力。虽有过自己挂帅“剿捻无功”的丢脸面经历,但他还是希望不管在谁手下能够最终把“捻匪”荡平,这符合他们共同的利益要求——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满家”还是“汉家”。而无论如何,镇压捻军的事局,对曾湘、李淮来说,又是其主观能动因素和客观实力水平的综合检测器,李淮方面的后来居上已成为既定的客观事实。平捻战事中的曾退李进和曾败李胜,使得湘消淮长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并明朗化。在这种宏观情势下,清朝官场人事的变局,朦胧微妙地续演着后戏。而就在曾国藩写上面引及的给李鸿章道贺信之前,他已经接到了调任直隶总督的朝命,只是没有立即启程赶赴新任而已。他对这一人事变动的疑虑重重后边再说,而此时他无论如何恐怕也想不到,大约两年之后,又会有直隶总督之任的李曾瓜代一幕。至于其具体“剧情”,将在下一章中展示。
§§第九章移督畿辅的日子里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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