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以出现上述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的军事方略失误吗？恐怕不是。这一点，不妨与李鸿章挂帅后的情况对比来看。

李鸿章挂帅统军，也是经过一年零七八个月（恰与曾国藩挂帅的时间差不多）的艰难拼搏，在与其他多支清军的联同下，最终于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将捻军镇压下去，取得成功。是李鸿章在战略上较前作有原则性的改弦易辙吗？其实并没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战略方案完全是萧规曹随，一点不作变通更改。事实上，军情千变万化，形势条件不同，军事指挥员绝对不能胶柱鼓瑟。具体的作战指挥情况不待细说了吧，就基本战略方针而言，李鸿章实施的所谓“扼地兜剿”，与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河防配以游击之师而形成的“攻防结合”，应该说大旨略同。据说，曾国藩的沿运河筑长墙防守法，是襄办其军务的淮人刘秉璋所出主意，李鸿章当初对这种方法看不上，致函刘秉瘅讽讥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想来，这主要恐不是针对刘秉璋，而是针对曾国藩的。可不久李氏代曾为帅亦无以改前曾国藩的“扼河而守之策”。还有知情者说，曾国藩挂帅平捻，“筑长墙，守运河及沙、鲁诸河，闻者皆笑其迂”，而其后李鸿章“踵而行之，更守胶、莱、北运河，及马颊、徒骇，遂蒇厥功”。诚然，自李鸿章受命挂帅之初，就有袭用曾国藩成法的定议。他说，“中原迤东，豫、皖、（山）东、徐（州）平旷千里，终年驰驱，实疲兵力。官军马队苦少，追贼不能穷远，则终无聚歼之法，不得不借地利以图合围。河防果能立脚，西路险隘较多，地势较窄，蹙贼于山深田多之处，彼骑无可施展，以步敌步，可操胜算”，“筹思再四，曾节相（按：指曾国藩）前议固有深意，无以易之”。

曾国藩“固有深意”的平捻方策，可谓基于他对捻军在作战上长短优劣的颇为清醒的认识。且看他的这样一番总结性论说：

此贼（按：诬指捻军）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圈之法疲之也。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稂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正是由于能够“知彼”，同时也能够“知己”，故而曾国藩平捻的战略战术原则并无大误。他与李鸿章先后挂帅，尽管作战结局异样，但所用方策略同。曾国藩之所以“师久无功”，除了作战具体指挥上的某些缺陷之外，更根本的原因，一是对所统军队控驭上的受限；二是缺乏继续坚持的心态和身体条件，实有“半途而废”之嫌。而这两个方面，又是前者与后者有时存在一定因果联系的。

曾国藩对所统军队控驭上的受限，直接缘于部下主体上已非湘军而为淮军，另掺以其他杂牌军队。所谓“杂牌”军队，前边曾经提到僧格林沁的残部，陈国瑞军即属之。就是这个陈国瑞，桀骜不驯，引发过诸多事端，使曾国藩大为头痛。其人为湖北应城人，早年参加过太平军，后叛投清军。在僧格林沁挂帅平捻期间，于同治元年（1862年）归其帐下为将，隔年授总兵。僧格林沁被杀后，清廷震怒，将前敌诸将问罪，陈国瑞则以受伤及以往“战功”得免，并代领僧格林沁残部，护理钦差大臣关防，驻扎济宁。他对新挂帅的曾国藩根本不放在眼里，骄横恣肆，我行我素，不听指令。淮军刘铭传部受命赴济宁助守，陈国瑞深为嫉恨，竟率兵突入铭军营中，杀人夺械。刘铭传亦满身盛气、不甘受屈之人，便以暴抵暴，打死陈国瑞亲兵若干，并将陈国瑞逮起关押数日，直至他服软乞求才予放走。这场火并双方死者竟至数百。

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端，陈国瑞和刘铭传都不自认其错，而是各执其词，向曾国藩控告对方。

对陈国瑞情况，曾国藩自为熟闻，决无好感。早在上年春间清廷曾寄谕询及陈氏，意在擢用，曾国藩是以其“桀骜扰民，断不能独当一面”复奏的（那时陈氏并不在其部下）。而此时鉴于清廷对其人的看重，本想尽量迁就、笼络，冀其有所收敛，能为所用。而清廷闻知陈国瑞、刘铭传部火并事件后，并未深究，只是让曾国藩斟酌调解。曾氏奏以宜让陈军暂行驻扎河南归德，不使与铭军同处。同时，上一密片指陈“陈国瑞事状”，说经访查，皆称此人“凌轹州县，性好私斗，屡次梗调，劣迹多端”，江、皖统兵各员“无不畏其狠忍，不愿与之共事”，他未能力救僧格林沁而“假装受伤”欺饰，肆行招勇勒派，“俨有独当一面不受节制之势”，本应严参惩办，因亦有人“言其善战可用，素不贪财好色”，“至性过人，好听忠孝古事”，“臣生平爱惜将才，视如性命”，故“给予公牍，历数其过，褒扬其善，与之约法三章，令其痛改前非，勉图后效”。所谓“给予公牍”，是指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初六日对陈氏具禀的批文，洋洋二千数百言，确实称得上是直言不隐地“历数其过，褒扬其善”。所谓“约法三章”，是告诫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亦逐条详作阐释和要求，语辞严厉而又不失恳切。另还有“勒令遵从者”三条：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英翰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官衔宜去“钦差”字样（按：其文移结衔擅用“钦差帮办军务”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

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下旬，曾国藩又有“补参”陈国瑞的一折和“再密陈陈国瑞事状”的一片，折中补参事项，是对他战阵未能救护僧格林沁，而“饰词巧脱，逍遥法外”，与他人“同罪异判”提出异议，请旨将其“撤去帮办军务，革去黄马褂”，暂留总兵实缺责令戴罪立功，以示薄惩而观后效。片中是陈明陈国瑞对前给批牍的回复中，“于查询各事则巧为掩饰，绝无由衷之言、悔过之意；其于禁约三端，则故作游移，亦无矢志遵行之语”，申说并无将此列人参款，是“因河南实乏良将”，故稍留其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可知，陈国瑞到底还是不买曾国藩的账，尽管曾国藩又气又恨，但为了军事上需要，也只得勉强留此“鹰犬”在其摩下。可这样的人，能够听命于他，收臂助之效吗？

作为曾国藩所统带部队主力的淮军，虽说本来是由“湘出”，但既独立形成军系，它终究是以李鸿章为主人，对曾国藩也以“外帅”视之。尽管曾国藩标榜对淮军将士“但恐失之过宽，断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并且在实际上也采取一些笼络措施，但淮军仍不愿听命于他。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放手淮军，处处干涉前敌安排，给曾国藩造成很大难堪。

按照曾国藩关于“四镇”（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河南的周口，山东的济宁）分驻重兵，另设游击之师，动静结合的战略部署，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所部是充当游击之师的，任务是追踪捻军，这样常处前敌，自然艰险。李鸿章为李昭庆的安全计，曾私下商请曾国藩改让潘鼎新所部充当游击之师，而由李昭庆率部驻防山东济宁，不料曾国藩拒不答应，还把李鸿章教训了一番，说是李家“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吾二人视剿捻一事，须如曾家、李家之私事一般”。李家兄弟自然不满，酝酿让李昭庆退役而脱离曾氏。

铭军首领刘铭传也乘机发难，使事情更雪上加霜。在当时曾国藩所统的部队中，刘铭传属最为出色的将领，所部在军中举足轻重，被布置在“四镇”当中尤当冲要的周口，并拟相机随时调援他处，尤其是要充当“追剿”的游击之师。及至定计扼守沙河（周口至槐店段），亦责成刘铭传负责，亦艰巨任务。刘铭传不甘受曾国藩驱使，为他人做嫁，在战事颇为紧张和关键的时候，以所部过于劳惫为由屡屡要求休息。在他自己径向曾国藩要求不被批准的情况下，李鸿章便出面干预，意在让刘铭传告假归籍。若刘铭传离军，曾国藩的战略部署就会受到极大干扰，他忧愤难耐地致函李鸿章严词相责：“省三（刘铭传字）自元年夏赴沪，今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数月，亦不为甚劳甚久……今若听其告假回籍，则沙河必办不成。在大局无转机，在省三无恒德矣。”甚至这样向李鸿章摊牌：“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敝人于淮军，除遣散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归假，皆敝处径自主持。”经此交涉，李鸿章的态度表面上有所改变，但实际上仍深有城府，甚至私下这样怂恿淮军将领：“湘中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他依然隐操淮军的控制权，因“由人调遣，窒碍殊多”，而“颇有后悔”的淮军将领们，则仍旧唯李鸿章马首是瞻，对曾国藩或阳奉阴违，或公开对抗，刘铭传在这中问俨然领头人。当然，李鸿章的态度更具有深层的影响和制约性。知情者即有谓，当时李鸿章对淮军前敌军务“事事干涉”，“且时上章，条陈军务，文正（指曾国藩）弗善也”。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纵有“撤湘军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深悔，但也无济于事，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对淮军指挥调度困难，当是迫使曾国藩在平捻战场上无功而退的非常重要原因。

军务中的诸多掣肘，当然使曾国藩本来就颇为消沉的心情变本加厉。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初，曾国藩就感叹：“军务毫无起色，加以大水成灾，酷热迥异寻常，心绪实为恶劣。然亦只好安命，耐烦做去。”如果说，这时他还打算强制自己“耐烦做去”的话，那么，很快他便再也“耐烦”不下去，打算撒手不干了，在八月十九日致国荃弟信中这样就说：困捻不成前功尽弃，大局尤坏，忧灼之至，“万不能肩此重任，拟于三日内奏请革职革爵，出军养病，密片请派李（鸿章）、左（宗棠）二人接办”。当然，所谓“奏请革职革爵”，实际上没有真的这般“雷厉风行”，是稍稍拖延了一些时日，不过，在此前后，就接二连三地向朝廷请病假“在营调理”。八月十二日，已移驻河南周口的他，发出请假一月的奏片，陈说他早在临淮时，即“感受暑湿，浑身酸疼，医治未痊，力疾西上”，到周家口后虽“外感渐愈，惟出汗过多，心气甚亏”，医嘱“必须静摄”。在此次请假获准期满之后的九月中旬，曾国藩又奏请续假一月，所陈理由是，虽经调理“外症痊愈”，但“心气过亏”的内症依旧，甚至在该月“初九酉刻，忽然昏晕倒地，虽旋即扶坐无恙，而颓衰之态实难支持”。其身体有病并非虚言，这自然会对其精神、心绪上直接产生负面影响，但似乎也未到“不支”的严重程度（这从随后他被取消帅职后，曾要求不回江督之任而留营作为“散员”效力的情况可证），是借以作为他“奏请革职革爵”的过渡性前奏而已。

还有官场人际上的风波，对曾国藩的消极退隐情绪更不啻雪上加霜。让他最忧心的事情，是乃弟国垄对湖广总督官文的奏参。曾国荃开缺回籍休养后，曾于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间被授山西巡抚，他以病体未愈为由没有赴任，次年被调补湖北巡抚，并参与组织对捻军的镇压。他与湖广总督官文矛盾渐深，终在这年八月下旬奏参其人，并且语词颇为严厉。说他“徇私忘公，愈趋愈下”，“但知媢嫉怀私，妄自尊大，不以军务为重，惟以逸豫自安”，“致使军务、吏治弊端丛出”。具体开列其人的“劣迹实事”，有“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添受陋规”、“弥缝要路”、“习尚骄矜”、“嫉忌谠言”等项。并且保证所参皆实，有谓“傥有虚诬，自甘重坐”。另外，曾国荃还弹劾了时为军机大臣的胡家玉，其人能入军机，自然也属朝中权要（被劾后遂出军机）。

特别是因曾国荃与官文系同区督抚，且在政事、军务上有过多年的连带关系，其间交恶影响尤显。对乃弟弹劾之事，曾国藩事先并不知情。可能是生怕谨小慎微的大哥阻拦吧，曾国荃事先并没与他商量。及至曾国藩获知，生米已做成熟饭，他内心忧急得要命，生怕惹出乱子。他是在十月初才得见曾国荃奏参官文密稿的，此前已为其奏参事“焦灼弥月”。看稿后虽对曾国荃表示“所言皆系正人应说之事”，“始行放心”，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半安慰乃弟、一半安慰自己的话。实际上，他难以真的放下心来，敏感地觉察着舆论反应，焦急地等待朝廷的评断结果，这中间还是忍不住责备乃弟，说“吾辈当儆省，何可乘机劾人”，“左帅（按：指左宗棠）虽横行一世，尚未弹劾如官（文）、胡（家玉）之显贵者”，“弟做此石破天惊之事，而能安居乡井乎”？经乃兄提醒，曾国荃似乎也不无后怕，回信中说“兄则谓为石破天惊之举，弟尤不觉魂飞魄散，只得静以待罪，听其自然而已”。事情的结果，是将官文撤湖广总督之任（其人不久又得任他职），实际上也就是将他调开免得与曾国荃同城共事，和稀泥的办法而已。尽管当下没有捅出曾国藩所惧怕的大娄子，但还是让曾国藩感到局面被动，隐患非小。他给当时在曾国荃处的纪泽儿写信说，“沅叔劾官相之事”，此间朋僚们“皆不以为然”，“闻京师物论亦深责沅叔而共恕官相，八旗颇有恨（此事）者”，你“当时何以全不谏阻”？“顷见邸抄，官相处分当不甚重，而沅叔构怨颇多，将来仕途亦逢荆棘矣”！

据知情者透露，曾国荃弹劾官文之事，有着复杂的官场挟私斗法的背景：时为湖北按察使（所据资料中述为“藩司”，当误）的唐际盛，与同为湖南长沙府籍且同属湘系人员的黄冕（南坡）交恶，而曾国荃则与黄冕为至交，唐氏怕曾国签来湖北对自己不利，遂代官文起草一份折稿，奏请曾国荃暂不来鄂接巡抚任，而直接到鄂境之外任军事官，官文没有采纳。唐氏便把折稿寄归湖南，传之于众，并造谣说官文已经密奏，想借以阻止曾国荃来鄂。曾国荃听信大怒于官文，到鄂后有十来天不肯接印，有人为官文辨白，曾国荃意方“稍释”。又有粮道丁守存等人，也不得志于官文，窥知曾国荃对其不满，故意进行挑拨离间，说官文对曾国荃素以弟相称，这是“轻玩狎侮”。而唐际盛则借机又怂恿官文奏放曾国荃为帮办（军务），官文不察，“冒昧行之”，复加剧了与曾国荃的矛盾。曾国荃终于觉得无法忍耐，连乃兄也不商量，便率尔对官文拟折奏参。据说，折稿是他亲笔起草，其间与侄儿纪泽议商，并由纪泽最后誊清。乃侄这时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书生，当然不能像他父亲那样顾虑周详，所以不但没有劝阻，还参与帮忙。后来获见此折的赵烈文，曾以“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评之。

而在参劾官文之前三个月，曾国荃即先行密参过唐际盛，指斥其“狡诈成性，专以钻营接纳为事”，“夤缘当道，倾陷同官”，而督臣“大事则任其挟制，小事则听其蒙蔽”，请“严旨将唐际盛立予罢斥，永不叙用”，以期“宵小从此敛迹，正士得展其才，于全省军务、吏治实有裨益”。结果，唐际盛被“召京”而离开湖北，等于剪除了官文的一个羽翼。接着，曾国荃遂将这位在湖广多年的总督诉诸弹章。

尽管曾国荃奏劾官文之事，对曾家乃至湘系集团后续的不利影响不可小觑，但其直接后果似乎没有像曾国藩最初担心的那样糟糕。当然，给曾国藩与官文之间造成很大ffi尬是必定的。据说官文自湖广离职赴京，路过扬州，而时已解帅印南下的曾国藩恰也在此地，两人“书疏往还，约明彼此不提（参劾事）”，身边人居间说合，劝两人见面，曾国藩先候待官文，而官文“见面无语”，待他礼节性地“答候”，曾国藩则未去晤见。及至各司道设席宴请两人，曾国藩到席，而官文未来。两人就这样相别。曾国藩倒能理解，对人说沅（指曾国荃）疏实未先商，然系亲老弟举动而云不知，何以为兄；若云知之，又何以对友？所以，两人相见不免“无辞可措”。至于事后他对官文的评价，倒也算得中肯，说其人“城府甚深”，当胡林翼在世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不过，“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坡”。

曾国荃弹劾官文事结，曾国藩的卸帅之局早定，故而不能说前者对后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事情发生是在曾国藩酝酿开缺辞爵之际，对当时他的忧祸求退心境，则无疑会产生“谐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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