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曾国藩当时的心态，绝不是自溺于玄远理念的杞人忧天，而是面对活生生现实情势的反应。摆在曾国藩面前的，从“理论上”说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以自翦羽翼的实际行动向清廷表明自己决无异志，是个铁杆的忠臣，让其尽管放心；再是取而代清，夺坐天下。

既定的事实是曾国藩选择了第一条路径。可据说曾经真的有不少人劝进，在这种事情上也确实留下了诸多轶闻，虽说多属无可稽考的谈助，不能尽信，但恐怕也不都是空穴来风。这方面的事情，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在他的著述里就有比较集中的铺叙，所据即多属笔记材料。撮其大意叙述几则事例。

其一：湘籍文士王闾运曾力劝曾国藩自居帝位。这天，他以三寸不烂之舌，一个劲地大放厥词。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案上写着什么，等到一个节骨眼上，他借故离座。王闾运赶忙趋前探看，只见水迹笔画依稀可辨，全都是“荒谬”两字。王闾运因说不动曾国藩，故有“我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的不满，甚至詈骂“曾大不受抬举”。后来，他自己戏拟的挽联中亦有“纵横计不售，空留高咏满江山”句，寄寓着对曾国藩劝进不成的深深遗憾。

其二：湘军夺下安庆之后，湘军名将彭玉麟曾派亲信呈送曾国藩密函，写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的话语。曾国藩拆看后面色立变，赶紧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立即把这片纸撕了又团成一团，放到嘴里嚼咽。

其三：胡林翼有一次见曾国藩，送去写有“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联语的条幅，曾国藩大为赞赏。可胡林翼临走时，又悄悄留下了写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的纸条，为曾国藩的身边人员看到，大为惊骇，马上离室。而曾国藩随后便进来了，想必看到。

其四：左宗棠则曾将写有“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一副《题神鼎山》联语稿，托胡林翼转给曾国藩，胡林翼启视自明其意，一字未改加封转达。曾国藩看罢，则将其中“似”字改为“未”字，递还胡林翼。胡林翼见此在笺尾批道：“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其五：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后曾国藩前往视察，驻留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刚刚亲自审问了李秀成回屋休息，忽有湘军将领僚佐三十来人来到其驻所前厅，说是求见曾国藩有话要说，侍从人员觉得情况异常，便赶紧禀报。曾国藩问九帅（按：指曾国荃）一同来否？侍从答曰未有。曾国藩慢慢起来，凛然凝立，对侍从说：“请九帅！”正称病的曾国荃赶忙来了，曾国藩这才出来，让大家坐下。人们见曾国藩严肃之极，迥异平时，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了，怎还敢坐。曾国藩也不说话，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他突然呼人取纸笔来，见侍从拿来的是平常的簿书纸，便改令取来大红睡笺，挥笔写就一联，掷管而去，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众人皇悚地屏息静气好一会儿，曾国荃才领头到案前探看，其他人随之。一看之下，有的人咋舌，有的人舒臆，有的人细细体味着连连点头，有的人叹息不止，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则木然呆立。而曾国荃开始似乎愤然，继而懔然，最后显出惶然，对众人说：“谁敢有复言者！此事我曾某一人担当。”于是大家惘然而散。

不难体察，这是由曾国荃导演的诸将集体劝进的一幕闹剧。曾国藩看破实情，一言不发地用联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使得曾国荃和诸将们打消了原来的念头。那么曾国藩写的又是怎样一则联语？其曰：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除了这类湘系人员劝进的传说之外，还有被俘后的李秀成也曾劝曾国藩做皇帝的说法，并引起后世学者的特别注意，试图通过李秀成的“供述”来索解。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即言及这个传说。1944年，广西通志馆为追寻这个传说而曾专去湘乡曾家查录《李秀成自述原稿》。而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见其“原稿”卷末被撕毁的情况，也认为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将这个事情与湘系人物的劝进传说联系起来，就更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暂且不去穿凿“劝进”传说中具体情节的真伪程度，而从其宏观意蕴上体味，它能反映什么问题？

一方面，曾国藩做皇帝是社会上的一种愿望乃至期盼。由这样一个当为真实无疑的事例可以进而印证：不追求“自营居室”的曾国藩，有一次例外就是“咸丰中于家起书屋，号曰思云馆”。湘中风俗，构新屋必颂上梁文，工匠乃以湘乡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当地土语所谓‘细’，就是‘小’的意思。意思是说屋主人的官还是太小，要打下太平天国的都城自己做皇帝。”记此事的是曾国藩的小女曾纪芬，她说“其时乡愚无知，可见一斑”。“有知”也好“无知”也罢，反正是乡民的一种祝愿性表达。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力量而言，当时曾家有夺坐天下的可能性。如果说其实力“咸丰中”还在发展过程中的话，那么，到拿下天京时已至鼎盛，这种可能性就更大。这样看来，清廷的相关疑忌和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他曾氏兄弟手下直接掌握着十几万湘军，单曾国荃所部就有五万人，再加上湘系其他分支军队，总共大约三十来万。既然湘军能最终灭亡有过几十万大军与清朝对垒十几年的太平天国，那么，如果转而对大清王朝图谋不轨，不同样也是莫大的危险吗？清廷能容忍汉臣这种尾大不掉之患吗？所以，清廷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他们利益一致，清廷需要利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但另一方面，清廷又疑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曾国藩集团一方面忠于清廷，另一方面又有对清廷不满的地方，提防着它。这实质上是满洲权贵派与汉族实力派军政势力之间的矛盾。

也许有人说，他曾氏兄弟拼着老命地镇压太平天国，正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呀，又怎么能够反叛朝廷呢，清廷的担心岂不是多余？其实，只要想一想，历代王朝皇室父子兄弟之间，为皇位的争逐相互谋害残杀的事情都层出不穷，何况是异族的君臣之间？再想想，历代王朝君主对臣下尾大不掉的防范，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已算是做得比较温文尔雅的，更多的则是借故甚至无端杀戮。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由多少冤洒的臣血凝结而成的警句！这对熟知历史的曾国藩来说，岂不是“小儿科”的常识吗？

当然，既定的事实是，曾国藩选择了自翦羽翼以释君疑的路子，这自有他的必然性。对其人来说，沦肌浃髓的是纲常名教那套东西，他是要做个荩臣的。“反叛”可能是他压根儿不敢做或许也不想做的事情。可话又说回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哪一家的天下不是夺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御座夺在屁股底下，就成了天经地义的新皇帝，到那时不表臣服才是叛逆呢！正因为如此吧，有的史家就不以曾国垄操纵劝进之事为不可能，像萧一山先生就不失为一个典型。他在述及曾国荃操纵“劝进”情事时，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颇有觉得顺理成章的意味，对曾国藩所持态度则颇表称道，说是：“盖其时国荃与攻城诸将，独揽大功，嫉之者多谓宝物尽在军中，且有追抄之谣，诸将欲自保，遂有陈桥之变。而国藩斩钉截铁，以十四字示意，其襟怀之嘉落，浩气之流转，跃然纸上。以无人无我之意态，见至高至明之哲理，其感人至深，虽国荃亦不敢为赵匡义矣。”所谓“陈桥之变”，是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的政变，发生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地方，被将士“黄袍加身”（当然是在他的策划授意之下），做了皇帝，建立北宋政权。而赵匡义是赵匡胤的弟弟，他继兄之位，而有弑君夺位之疑，所谓“烛影斧声”即源于此事。总之，是用来借指篡位之事。

当然，对相关笔记材料，不能尽信其所有情节的真实，但也绝对不应该以“荒诞无稽”四字简单地完全否定和弃置，而可以从中体察它的主旨性“神韵”，这样来看，就可以说它的“虚中有实”。运用这类材料来借“虚”窥“实”，应该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历史解读方法。并且，从曾国藩后人的有关说法看，也可印证当年对曾国藩的劝进之事是实有的，绝非全系捕风捉影。如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6年从其母亲曾广珊（曾国藩孙女，曾纪鸿女儿）口中，听说了“李秀成劝文正公（按：指曾国藩）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的家传口碑，并强调，“这是曾家家里人自己说的，不是一般的传说”。著名太平天国史学者罗尔纲先生，曾应邀于1977年10月间托人专门对早已患病卧床的俞女士作过访谈，嗣后她又将有关情况亲笔写给罗先生。几年后，罗先生撰专文介绍其事。

而无论如何，曾国藩实际没有并且也不会黄袍加身的，他要坚定不移地做大清的忠良臣子，以自翦羽翼来消解君疑，所以“裁湘留淮”也就较快地付诸实施。而这与在特定的客观时势条件下，曾国藩、李鸿章的个人心态条件密不可分。

曾国藩的“忧危”典型心态上巳述及。李鸿章则与之迥然不同，他的心态是以“激进”为“主色调”的。在镇压太平天国当中，李氏尽管在“用沪平吴”方面也一显身手，但就全局而言毕竟还是“配角”，他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奋进”，争取更“辉煌”的前程。在如此心态的李鸿章看来，曾国藩裁军的筹谋当然是失策和不合时宜的。他稍后曾对人这样说：“揆帅（按：指曾国藩）亟欲集赀撤军，为隐退之计，功成身遂，古今同尚，孰不慨慕。惟主少国疑之日，粤匪残焰犹张，中土边疆传烽正盛，老成宿将岂可自弃于宽闲。”而在曾国藩酝酿裁减湘军这时，他则直接向曾氏表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剿他处。”这与其说是敦劝湘淮共留，不如说其实意在于为保留淮军张本。正如《淮军平捻记》中所评说的，当时“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李鸿章“平捻之态，已豫（预）及之矣”。为了达到保留淮军的目的，李鸿章还大兴“因时变制”的舆论，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所谓“成法”，固然包括他接下来说的武备、编制方面的事情，而从更深一层言之，自然也关乎“兵”、“勇”的分别。若按这方面“成法”，国家经制兵以外的勇营，既然只是临时性、非正规武装，一旦兵事告结，那么即当裁撤遣散。如此淮军岂不也面临着被裁革的命运？所以李鸿章力倡“变计”而行，留用他们的强劲之旅，并以此为样板来改造绿营。很明显，湘、淮军的战斗力强于八旗、绿营，而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淮军又优胜于湘军，既然曾国藩真心要裁湘，那么在当时清王朝需兵急迫的形势下，作为主要保留对象的劲旅就舍淮军莫属了。而这时李鸿章又极力鼓吹淮军可为曾国藩所用，颇有点不妨“弃湘用淮”的意味。他致函曾国藩说敝部淮勇能战而多土气，相从年久，性情熟洽，尚易用命。改隶别部，难得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相依恃。这样看来，裁湘留淮并不仅仅是时势逼迫下的无奈之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曾国藩个人特定心态驱动下的产物，而“留淮”则正好适合李鸿章的心理。

曾国藩在他特定心态的驱使下，对“裁湘留淮”有一个酝酿过程，而不是一个早上的仓促决定。这个酝酿早在镇压太平天国当中就开始，到夺下太平天国都城后很快就形成既定决策。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二十日，也就是在其湘军拿下太平天国都城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曾国藩就向清廷奏报了这样的裁军计划及相关情况：

惟念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前此贼氛方盛，万不得已，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诸将之愿遣散归籍，盖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因与臣弟国荃商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两万数千人，分守金陵、芜湖、金柱关各要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进剿广德等处。

当时，尽管湘军攻陷了天京，这可以说标志着太平天国的灭亡，但并不等于和太平军作战军务上的彻底结束，太平军还据守着周边省份的数处地方，并且随时有流动转移的可能，余战尚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将他的最嫡系湘军部队裁撤一半。理由除了上面引文中所涉及的外，还有“盛暑鏖兵，病者甚多，纷纷禀请撤勇回籍”之项。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折中，曾国藩还为乃弟奏请开缺回籍，说“曾国荃克城之后，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忡，据称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致偾事。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躯，一面亲率遣撤之勇，部勒南归，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清廷当然要装模作样地挽留一下，谕嘱他“安心调理”，“毋庸遽请开缺回籍”。八月末，曾国藩再次上折为之奏请，说“国荃正当恪遵谕旨，赶紧医治就痊，于金陵一切善后事宜，有关吏治民瘼者，加以讲求，借资练习”，“惟一月以来，延医诊视，日进汤药，病势有增无减”。对其病症，则这样描述：“缘怔忡旧患，起于心血先亏，而成于忧劳过甚。从前数月一发，尚可支持，进则一月数发，日增狼狈。每至举发之时，粥饭不能下咽，彻夜不能成眠，始觉气如奔豚，上冲胸际，渐至心神摇动，头晕目眩，有平地颠仆之虞。”除强调身体不克支持外，还特别述以“幸值撤勇就绪，军务业经大定，地方又无专责”的情况，请求准其开缺。所谓“撤勇就绪”，实际仅是开头而已，这从折中所言“至现在遣散勇丁已近万人”，“其余专俟饷到，次第遣撤”，即可看出。而清廷接曾国藩此奏后，立即就同意了让曾国荃开缺回籍的“恳请”，上谕中说，“若不俯如所请，惟恐为职守所羁，未能从容静慑，转非体恤功臣之道”。从这一奏一答当中，臣下“恳挚”与君上“体恤”的表象下，掩藏着多少不宜说破的隐意！无论如何，在着手裁勇的同时，连其直接的统领人也去职了，既无了军职，也无了虚挂有时的浙江巡抚之职。对于曾国藩主动削兵释疑的设计而言，这可谓“双管齐下”。

为何在裁撤湘勇的同时曾国藩也连连奏请让乃弟开缺回籍？长时间的战地生活，使曾国荃的身体确有病症不假，但其病的程度上恐怕是为曾国藩夸大了，甚至可以说成为托辞，实质性的问题在于让其以暂时隐退的方式以削减舆论的攻讦和朝廷的疑忌。曾国荃其人的性格、做派，特别是他的挥霍无度和贪得无厌，比乃兄更容易招人嫉恨。曾国藩曾亲口向人述及这样的事情：咸丰七年（1857年）他忧居在家时，亲家母自省城来看多病的大儿媳，要买高丽参为之滋补。曾家人说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方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指曾国垄）买尽。”曾国藩最初还不相信，及“遣人探之，则果有其事”，乃弟收罗数十斤高丽参，装一竹箱，让人担回军中，有受伤者便令嚼参以渣敷创，也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这种“海上方”。听曾国藩讲述者感叹古人一掷百万，奚以过之？曾国荃的挥霍公款、孟浪行事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贪赃肥私，更是无所顾忌。曾国藩的小女纪芬就不讳言，他这位叔父在为将时期，“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这样看来，人送他“老饕”的骂名并非冤枉于他。拿下天京城后，其人的贪赃肥私恐要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传说他仅在天王府中，就“获资数千万”。其中有“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熠熠有光，夺人之目”，“诚稀世之宝也”；还有“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浪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说是“圆明园物”。即便是传说，也足见舆论对曾国荃贪鄙的看法。而他对眼下乃兄极力主张的让其抽身引退，并不真正理解和认同。曾国藩曾对人言，当年秋间他刚把衙署迁到金陵之时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也就是说，曾国荃当着众人的面发牢骚，闹得乃兄简直下不来台。事后，曾国藩对乃弟多番开导，在他四十一岁生日时，曾赋诗十三首进行宽解、劝慰，其中有云：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山河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

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据说，当曾国荃读到上引最后两句时，竟禁不住放声大哭。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复杂得很。不过，如果乃兄真的写过“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那副联语的话，他这个为弟的在这个时候一定会体味得最为深刻。对他来说，也是“流水高山心自知”呀！

无论如何，曾国荃的职事是暂时取消了，“裁湘留淮”的方案也在雷厉风行地实施。同年九月初，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这样说：

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销，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准，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顷舍弟沅甫（国荃字）部下已裁撤万人。国藩拟于今冬明春共撤四五万人……

这可以视为对“裁湘留淮”的运筹和实施计划的一种解释。就“裁湘”而言，曾国藩自家的嫡系部队，即由曾国荃直接统带攻取天京的那大约五万人的队伍，所行裁撤，比他最初上奏中所言“裁撤一半”的比例还要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分批把该军裁撤殆尽。当然，“裁湘”并不仅限于曾家嫡系部队，在该军大加裁撤后，又裁去湘军的其他一些营头。左宗棠麾下约四万人的部队也裁去半数。而所剩湘军多已不直属曾国藩统辖、指挥。从湘军的总体情况看，无疑是较前大大削弱了。而李鸿章的淮军则“仅裁撤老弱数千，其各营劲旅尚存五万余人”，基干得以保留下来，并且随后又进一步扩充。此番兵力上的消长变化，对于曾湘、李淮的前途至关紧要，可以说有着一失百失、一得百得的影响作用。最直接的，当然是反映在不久“平捻”之役的兵力投人上，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在下一章当中将有具体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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