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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显荣与隐忧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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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的刀光剑影,多少场的血雨腥风,“逆都”亡去,大功卒成,对于清王朝来说,自然是它庆功封赏的时候。

在巡阅金陵期间,曾国藩即于七月初十日接奉上谕,他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乃弟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他们兄弟俩“拔得头筹”。这是一道洋洋数千言的长篇上谕,在表示得知“克复江宁省城”,“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之后,历数“发逆”之“祸乱”经过,回顾朝廷所谓“恭行天讨”的历程,表扬受命者艰苦战斗的“功绩”,接下来就是具体封赏,位居前列的曾国藩兄弟之下,基本上便是由他们推荐的“获奖”员名和“奖项”,主体人员当然就是该役参战表现突出的湘军官弁。其实,在正式接此上谕之前的初八日,曾国藩兄弟就从江宁将军富明阿的“咨到廷寄”中得知了他们被封赏的规格,因为从该廷寄中的“结衔”即可反映出来。虽说这还不是“专谕”,但事情已铁定无疑。获此“殊荣”,曾国藩当然掩不住高兴。这天赵烈文给曾国藩贺喜,笑道:“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也笑着回答:“君勿称猴子可矣。”想不到平时仪态严肃的主人,这当儿竟说出了如此的玩笑话,赵烈文笑得禁不住劲儿地跑了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曾家兄弟心中难道就只有庆幸和轻松了吗?曾国藩闻知攻下天京的消息之时,所谓“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其感触的五味瓶里,为什么还有一个“惧”字?何惧之有?

他的那篇日记里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完全可以揣知,惧遭功高震主之忌,落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他的这种心态并不是到这时才萌发,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数省军务之后就在心底滋生。“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这是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给家人信中的话,和盘托出了他当时的微妙心态。盈满为惧是真实的,绝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虚伪表示。

也就是在写上述那封家书的前一天,曾国藩隐约获知朝中政变的消息。这时,对此事详情还不了解的他,骇言:“怡亲王等俱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亲王尚且有此不测,他曾国藩若冒犯了朝廷又有几个脑袋?由彼及此,深感自己权位的上升未必吉兆,不禁心头一阵战栗,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铼负乘之咎也。

及至曾国藩获知了朝中政变的详细情况,更深感自己被朝廷“倚畀太重”,“权位太尊”,“可悚可畏”。他着实不止一次地上奏“辞谢大权”。就在这年十一月间,他接到令其节制四省军务及该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的上谕之后,奏称“此非常之宠遇,臣自顾菲材,实难胜任”,但鉴于江督对辖下三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各官,例得节制”,故特别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而清廷在采纳曾国藩建议,授命左宗棠督办浙省军务并可自行奏事的同时,并没有答应曾氏的“恳辞”要求。次年正月间,曾国藩上奏再次恳请收回他的“节制四省之名”,并极力表白心迹,说他“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之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自己“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要说,话到这个份上,说得够“到位”了,朝廷尽管表扬他“俱见谦卑驯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但仍坚持让他“节制四省”毋许再行固辞。

及至同治二年(1863年)三四月间,曾国荃接到补授浙江巡抚而仍在前敌统军的谕旨,他一方面行使公文署用新授官衔,一方面又表示要辞谢巡抚之职。曾国藩知道乃弟热衷功名权位,本来不好代他力辞,而曾国荃表示还是辞去浙抚专意前敌军事为好,这正合曾国藩的心意。于是,他上折为乃弟恳辞浙抚,并剖白心迹:

愧臣兄弟谬当重任,深恐上辜君恩,下负民望,遂陷于大戾而不自知。忧灼之余,每思避位让贤,稍分责任,又不敢数数陈奏上渎宸聪。上年正月间,臣密陈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臣家诚以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则必缺,曾蒙寄谕嘉许,俯鉴愚忱。臣弟国荃旋擢藩司,已叨非分。今又特沛恩纶,授以开府之荣,专其治军之责。闻命而后,已阅兼旬。臣与臣弟两次函商,欲固辞,则颇涉矫情,思立异于当世;欲受事,则不自量力,惧贻讥于方来。再四踌躇,诚恐治军无效,倾覆寻至。不如少安愚拙之分,徐图尺寸之功。惟有吁恳天恩收回成命,俯准臣弟以开缺藩司效力行间,与臣随时熟筹战守,相机进取,或者以勤补拙,以恐致福,迅克坚城,珍除丑类,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随后,曾国藩又有一奏片,请将自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二篆之中,分绾一篆”,也就是去一留一,以俾“责任略轻,稍释惴栗之怀”。他写信对曾国垄说:“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要说,钦篆、督篆辞去其一,这还是曾国荃的建议呢。本来,曾国藩酝酿辞权的“份额”还要大的,曾国荃便提了两席辞一的折中建议,曾国藩接受下来,不过还是忧虑权重致祸。他写信给乃弟说疏辞两席一节,弟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当然,到头来曾国藩还是两席兼领,曾国荃的巡抚之职也没有辞去。这时,清廷还着实指望他们效力,荣其位而笼络嘛!

及至曾氏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廷对有关“功臣”们进行表彰奖赏,曾氏兄弟自在显列,特别是曾国藩封侯对于汉家大臣来说已属罕有。不过,舆论认为,这实际上达不到清廷的许诺值。据说,咸丰帝生前有过能克复金陵者封王的说法,而及至湘军奏功,“廷议以文臣封王太骤,且旧制所无”,故没有兑现,或谓清廷知曾国藩“谦谨畏惧,必不敢膺王爵,且其凯捷折中早有推功诸将之意云”。但也有人说,这是清廷对曾氏兄弟“大功不赏”。不过,曾国藩还是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对清廷表示千恩万谢,颂扬备至。表面上君臣关系亲密无间,实际上清廷对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抑制有更大幅度的加码,甚至以隐含杀机的言词对曾氏兄弟进行警告,一次上谕中就这样说: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

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其弦外之音,曾氏兄弟不会听不出来。所以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喜中有忧,喜中有惧,绝非庸人自扰。而对曾国荃当时表现出的忧惧之心不足而居功骄矜有余,乃兄十分担心,生怕他惹出乱子。针对他把攻下天京功劳皆归于自己的气态,曾国藩忧灼地进行告诫,并且认为开缺回籍是他当下最妥当的选择,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这时即使有的局外之人也为曾家捏一把汗。譬如,曾国藩的一位老友曾向其进言:“大功成矣(按:指攻下天京,灭亡太平天国),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如何,于民如何,于家如何,于身如何,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阁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一个叫张集馨的官员说得更为明确和直捷: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曾涤生胞弟兄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尅,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从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灭绝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

这中间,并没有罗列现实危险的具体事例,主要是基于古朴变易观的一种预感。而对这种哲理,也是曾国藩所深信的,成为他盈满为惧的一种隐深的思想基础。早年居京期间,他就将其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并曾专门写过一篇《求阙斋记》,中心意思是说他读《周易》,对其中揭示的阳至则退而生阴,阴至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的自然之理深有感触,认为社会人生也是如此,事情不可一味求盈,不可追求极端,盈则转阙,故以“求阙”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与之类同,曾国藩还说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深深根植于他心底的这种哲理,结合现实事由的刺激,也就成为曾国藩的牢不可破甚至愈积愈坚的一种心结,成为他时常保持惕励之心、不时主动要求减权避祸的心理基础。也成为他教谕子弟,特别是有的放矢地训导领军为官而功利心又颇强的国荃等弟的一大要则。同治元年(1862年)夏间,鉴于他们弟兄为相为将,统领重兵,而又屡拜君恩,给国荃、国葆弟写信,感慨“近世似此者能有几家”?遂诫之曰: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盛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来之概、人来之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其中所谓“概”,是“刮平”、“削平”的意思。曾国藩借用自然现象和古语、史事来印证他所要讲的道理,提出设法“自概”的防患之计。他自己的这种心思确是超常强烈的,并且生怕自己因过盈而可能随时遭“概”而影响弟辈,尝言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曾国藩还提出“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的诫条与弟辈共勉,说自己“经咸丰八年一番磨难,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联系前边述及的,他借父丧弃军回籍到复出之后心理调节和处世策略变通的情况,便可更深切体察他这“三畏”的真意。

及至同治三年(1864年)春末,拿下太平天国都城用不了太久时日的形势已基本明朗,这时曾国藩心里并不是为奏功后的荣显憧憬所塞满,而且也在为退路尽早铺阶了。三月二十五日,他上了“因患病请假调理”的奏折,说“臣向患呕吐之症,每发则减食断荤,旋就痊可”,但这次“复行举发”,“忽然眩晕,左手右脚疼痛异常,抽瘛亦数次,起坐不便”,据医云系“肝家血亏,又中风寒”,请求“赏假一月,在营调养”。并不是说他这纯粹是无病撒谎,相关病症是有的(当为脑血管病的症候),不过,也不无借题发挥的意思。他给国荃弟的信中即交实底说,之所以“具疏告病,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一则(待)金陵幸克,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这样看来,他此番因病请假主要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甚至,曾国藩这样看待所期望的“金陵之克”:说此“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当时,李巧章在东线军务颇为顺手,有让其军前来“会剿金陵”之议。曾国荃决不愿让其染指(对此,李鸿章心知肚明,所以托故到底未来),而曾国藩认为其来“不过分占美名而已”,“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即使因此“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何况,到真的拿下金陵之后,现实的种种变端不断增加着对曾国藩的剌激。譬如,关于幼天王的下落和原太平天国都城中财货真相问题,就不失为两大要端。

幼天王从天京逃出是既定事实。但曾国藩起初向朝廷的奏报中说是在宫殿举火自焚者之列,随后即使知道了实情仍不情愿道明,态度暧昧。不要说引起“外间”怀疑,人言籍籍,即使湘系要员左宗棠,也一点不给曾国藩留情面,据金陵逃出的难民所供和侦知的情况上奏,把“洪填福”(即洪福瑱)出逃的大致线路都说了,并且强调,余留的太平军尚有十多万,“相互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一下子刺痛了清廷的敏感神经,上谕中明言指责曾国藩所奏其人“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极担心“洪幼逆尚在,难保不图死灰复燃”。不仅如此,而且由此连带得让朝廷对所谓某地某地防军对敌人“斩杀净尽之说”,也认定“全不可靠”,要曾国藩“査明”。这样,就意味着曾家湘军攻灭“逆都”的战果,在朝廷的心目中大打了折扣。由此,自然引发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再度交恶。而让朝廷怀疑的结果,也难免使曾国藩的心里更曾几分悚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左宗棠比曾国藩更“实事求是”和“开诚布公”。并且,在天京陷落后数月间清扫外围太平军的残留据点方面,左宗棠指挥的湘军,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至于幼天王,是在太平天国有关人员的护佑下,经过多处辗转,终于被俘,于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二十日在江西南昌遇害的。时隔五天,干王洪仁讦也在那里被杀。

至于太平天国都城里的财物,虽然不会像传说的那样“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但为湘军抢掠私获的也肯定是个惊人的数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充公的东西了。为此,曾国藩上奏中还特意加以弥缝,煞有介事地说,事先他们弟兄曾商议,“城破之日,査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他这种话骗不了舆论,有的大臣上奏明确表示质疑,说是“金陵积有巨款”。朝廷也不是傻瓜,当然也不会相信太平天国的都城里竟然赤贫如洗。只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特别严厉地公开追逼,但这样的口吻也足以让曾家兄弟心里打鼓:说若是真像有的臣工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何况,所谓“追抄之谣”形成舆论的飞箭,命中曾国藩心头敏感的痛点。在这种情况下,平时就常怀忧危保泰之心的他,此时岂能不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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