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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侯门能持“勤俭”风?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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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被封侯之后,他的家庭自然就成了“侯门”。“侯门”的生活风习,也是反映主人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将其封侯前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则能见曾国藩不改传统、秉持勤俭家风的努力追求。不过,这种追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现实,却不是曾国藩本人的意愿所能控制得了的。还是从具体事情中来细细体察吧。

封侯之前,曾国藩居两江总督的官职已有数年,即使有了相对稳定的衙署之后,他还是没有马上接来眷属同住,说是担心欧阳夫人出来过惯官署生活而不愿返乡,也就是说怕她丢掉村妇的本色。但家庭生活,天伦之乐,毕竟是饷经了长年累月军旅疲奔的他所盼望享受的,及至同治二年(1863年)秋,他决定把老家的眷属接来团聚。九月间,一艘华舫承担了接眷使命。这是号称“长江第一船”的曾国藩的座舟。此船是由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为曾国藩特备的,船舱的四壁张以绢素,上画颇有几分韵致的梅花,不知情者很难想象得出,这还是出于彭玉麟这个武夫的亲笔呢!船艄特造一亭,可供凭栏远眺。这次出行接载总督大人的眷属,当然又加特意布置一番,大有接嫁之用的喜舟样子。

除儿子纪泽已先期到达、二女纪耀暂时留乡外,这次欧阳夫人率儿女媳孙一大群同舟东下。她们心境很好,一路上指指点点,谈笑风生。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千古佳名的岳阳楼,滚滚滔滔的长江水,巍峨神奇的黄鹤楼,九江的城影,湖口的形势……在撩拨着她们览胜兴致的同时,当也勾动她们的无限感慨。这岂不是实地领略于今已居总督高职的家长之非凡战斗历程吗?是的,眼下这艘有着舒适条件的华舫,迅速顺利地把她们载向了总督衙署。然而,“总督大人”垫铺通向督衙的道路,是花费了多少非同寻常的艰难曲折!

无论如何,这时在安庆署衙,曾国藩得以与家人、亲戚一齐相处。在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府衙旧址上稍加修整而成的这一处所,说不上豪华宏大。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后来追记了当年其居处概况:

署中内宅口一进,其前即签押房,其后有一院,在左旁复小有隙地。

文正公(指曾国藩)稍增葺三楹,以分居二女及婿,复隔别其门,出入异路。文正公每至一处,常喜种竹,故环室有竹。又喜构望楼,以资登眺,因于三楹上加小望楼……凡修茸更造之费皆出自养廉银,不动公帑分文也。

与整日里花天酒地的那种达官贵人的眷属相比,这个督署里的眷属们,所过的确实算是比较简朴的生活。曾国藩对其要求颇为严格,而她们自己在平日里也养成了比较简朴的生活习惯。她们的仆人,除欧阳夫人自老家带来的一名月工资八百文的村妪,另外还有适湘潭袁氏的纪静所带的一名小婢。因家务活儿忙不过来,她们就在安庆当地以十余缗钱买一婢女。曾国藩知道后,竟大加申斥,最后转赠出去了事。当时女眷们像梳妆之类的生活琐事,都要自理,不能假手婢媪,否则,被曾国藩査知便遭训斥。女眷们的活动圈也只限在署内,赶上街市上搞迎会之类的活动,她们只能从望楼上远眺一下。

同治三年(1864年)秋,已有侯爵的曾国藩的衙署迁到金陵,眷属随往。当时此城刚经过其湘军洗劫,一副残破景象。太平天国的王府殿堂多被焚毁,只因为英王陈玉成死难较早,所遗府第空无人居,才免于被毁之灾。曾国藩便又以麟作为其临时督署。看来,与敌方的这位英王在居所上还颇有些“缘分”。

这年,暂留乡间的女儿纪耀一家也来了。婢妪实在不够用,欧阳夫人便从难民局中招雇了一名侯姓仆妇。此人在陶澍任两江总督时,就曾人署做过陶公子的奶妈。后来战乱中逃难到湖南,与丈夫和儿子离散,自己被太平军带到天京。在湘军围城城中粮食困难因而向外遣散老弱的时候,她被放出城来,被曾国荃所设立的难民局收留,此番又被雇进了督署。后来,欧阳夫人她们一度返湘,侯媪不愿随往,便被转荐做了李鸿章家的仆人。不久,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她随役于署。这样算来,她一生中在三任江督的家中服务,真也算是奇遇。

曾国藩对眷属们惯常不苟言笑,偶尔也说上几句笑话,特别是爱逗逗小女纪芬。纪芬小时候头上常生虱子,所以留发很晚,自然也爱惜头发。当时流行梳抓髻,以铁丝做成发架,把头发绕在上边,十一二岁的纪芬也模仿着作这样的发式,但因发架过大,梳出的大抓髻与头之比例失调。曾国藩于是就开她的玩笑说:“须唤木匠改大门框也。”看着小女那一副憨样子,他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这在湘乡土语中,就是老实相的意思。

就是对这样一个小爱女,在穿戴上曾国藩也一点不放纵她。从安庆迁到金陵时,纪芬还为叔父国葆穿着孝服,她上身着蓝呢夹祆,下身穿长嫂贺氏所遗缀青花边的黄绸裤。曾国藩见了斥责穿得太侈,纪芬便赶忙拿三姐的一条绿裤换了。这条裤子也是贺氏的遗物,先是留给纪琛(纪芬之姐),这次又换到纪芬身上。还有一次,来了客人,纪芬穿着缀有阑干的羽纱祅,等客人走了,曾国藩进屋来,盯了纪芬身上的衣服好一会儿,追问夫人小女怎么穿这样“华好”的衣服,欧阳夫人赶忙说刚才不是见客了吗?其实,这件衣服的质料羽纱,是一种洋货,质薄而粗,价格比呢便宜,比湖绉更便宜她平时也穿在身上,只是外罩一件布褂,见客人时便把外罩脱去。

曾国藩应命挂帅平捻期间,眷属们返回老家。及至曾国藩回任江督返驻金陵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七年(1868年),欧阳夫人和纪芬以及儿媳、侄媳一行人又回到这里。这时督署已迁新址,宽绰多了。曾国藩对眷属们生活上的要求依然严格。他特别为女眷们制订了这样一张功课单: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已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莆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鹤蛋(按:指线球),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不仅平日里如此,即使逢有婚丧大事,也不放纵。据曾纪芬记述,乃父“所订章程,子女婚嫁,皆以用二百金(银两)为限,衣止两箱,金器两件,一扁簪,一挖耳,一切皆在此二百金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为大女儿纪静筹嫁,即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到四女纪纯出嫁时,因居住在外,兄妹们提出与在老家出阁应有点区别,建议多用点奁资,可曾国藩坚持不依,写信(他当时正在挂帅平捻,领兵在外)切嘱仍援其姊前例,还是限定在二百金以内,欧阳夫人只得听命。曾国荃“闻而惊异”,说哪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亲自査验,见果真如此,嗟叹再三。他觉得实在寒酸,便瞒着乃兄自作主张略增其奁资。当然,即使奁资二百两银子,当时在一般民家也是个难及的数字,不用说贫苦之家了。平时,督署里的眷属们再节俭,也基本上是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她们自然是一个寄生的群体。然而,作为当时一个侯门之家,能够如此,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吧?

据纪芬忆述,乃父“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祖父去世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资。不过,同治五六年间,在其老家却花费七千缗(每缗即一串)修建起了名曰“富厚堂”的“侯宅”。这是在老家的曾国潢“瞒”着乃兄主持建造的。按曾国藩的本意,是将老屋修缮一下,或略加添建,不想新宅花偌多费用(七千串钱时约合六千两银)。得知此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云:

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耗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殊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隐逸者,忧灼曷已!

不日,曾国藩又就此事写信给纪泽儿:

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指国潢)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

可以体察,曾国藩不想以这多花费建造新宅的心意和事后的“愧”、“惧”是真实的,但木已成舟又无可奈何。虽说对国潢弟的这种做法从心里不认同,但弟弟也是一番“好意”,何况,好像他还为建此宅垫付了“一千余金”。至于曾国藩说此钱“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是因为一时“手头紧张”呢,还是出于“时机”的考虑?他没有言明。而所说“凡居官不可有清名”的话,实在更耐揣摩。他应该是怕到头来弄个“名清而实不清”的结果,而“不清”的结果虽非己所愿,但又非己所能拒,眼下侯第的落成岂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还有,像乃弟国荃那个“贪”劲儿,所得赃私也“惠”及家族,曾国藩就能撇得清吗?他曾为人送乃弟的“老饕”之号抱冤,说打赢金陵之役后财货上“吾弟所获无几”,可他也不止一次地对乃弟在钱财之事上的不检点进行劝诫和警告呀,还不是知其贪欲不泯吗?曾国藩就亲口对人讲过国荃弟在家乡营建园池的情况,说其“宅外一池,闻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所起屋亦甚拙陋,而废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至于招怨因由,按其解释,主要是因一凭己意强买树木、田地。譬如人家坟地或屋舍旁借以为荫的多年大树,多不愿买,他则必重价购之,“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从湘潭购杉木,逆流三百余里,又有旱道须牵拽,厥价亦不啻数倍”;买田之价也必定较“寻常有增无减,然亦致恨”,因为强让人家出卖所本不愿卖的地块。如此高价强买,岂不也是“豪夺”的一种形式?莫不是在耍“有钱光棍”!而这样出手阔绰、似乎多如砖头瓦块的银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曾国藩在力持传统家风、恪行家教并严格要求和反省自己方面的努力,不能说是虚伪的,而且有着多年坚持的一贯性。

说到曾国藩家族的传统家风,可以说是由曾玉屏老人奠定的。对其治家之道,曾国藩提炼、概括为“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经常性地以之教谕家人(各次所言,八字排列顺序或不尽一样,但以上面所引排列者似为最多),不啻视为传家“锦囊”。这“八字诀”的大旨是:考,指谨行祖先祭祀;宝,指与亲属邻里搞好关系;早,指早起;扫,指扫除洒洗;书,指读书;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

其中除考、宝、书三项外,其余五项都是与农家生活直接相关的,集中概括了农家的一些勤劳事项。农家最讲究起早,讨厌贪睡;而早起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要打扫当院街巷,这既合乎卫生要求,也是积肥的一种途径。种菜、养鱼、养猪,都是解决副食乃至交易换钱的重要事项,自产自食的东西似乎格外甘美可口。曾玉屏老人就尝言:“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到了曾国藩这里,就更上升到一种特别的意境,那就是自行植养这些生物,能造就一种家庭兴旺的生机。他曾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军营中写家信,还特别询问:“下首台上之线瓜、娈瓜今年有收否?”又嘱咐弟弟“冬塘肥鱼望烘几个寄营”。显然,不是曾国藩真为解口馋,而是培养家门勤风,保持农家本色的一种督教手段。

其实,即使“考”与“宝”二项,也是与农家息息相关的事情。祭祀祖先,无论穷家还是富室,都是要恪行的神圣之事。宗祠族祭,在乡间更是成规模的群体活动。以孝为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即使对乡野的蓬门荜户也是浸润深刻的,何况像曾氏这种人家?和睦邻里,在乡间比城市更为讲究,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种朴素的谤语却概括了乡间邻里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则。旧时乡间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交往面很窄,而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时常遇到自家力不能及的事情。协同互助,靠邻里最为便捷,一旦邻里关系弄僵,过日子就会陷人一种尴尬境地。曾玉屏那时尽管已是在乡里说话算数的人物,但和睦乡邻也是他所特别注意的。到曾国藩在外做官,写家信也时常问讯和嘱咐睦邻和接济亲友方面的事情。

唯有“书”字一项,说来未必与每家农户都结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轻视读书,只是有些人家实在没有条件罢了。事实上,目不识丁的农民对识字的神圣感往往要强于识字者,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要让自家子弟读几天书、识几个字,去领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的。“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这种俗谚对农民与其说具有刺激性,不如说更具有信条意义。前边已经述及曾玉屏其人在读书方面早荒晚悔、寄望儿孙,而靠读书成名成功到了曾国藩身上如愿以偿的特定情形,这使得“书”字诀自然更包含进了特别意义。

所谓“耕读之家”,是曾氏给自家当初的恰当定位。到了曾国藩兄弟这辈,虽上升为显宦人家,但是起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仍真诚地想要保持耕读之家的本色和传统,其中核心精神,可以说就是持勤俭而戒豪奢,他屡屡以此来训诫家人。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冬间写给国潢弟的信中,责其兄弟在乡“各家规模总嫌过于奢华”,如四抬之轿,“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尔一坐,常坐则不可;告诫乃弟“于俭字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及至贵为侯门,曾国藩的这种警策之心亦不稍怠,在给国潢弟信中曾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蒋市街在离曾国藩老家几十里的地方,当年他曾去那里的集市上卖自家编的菜篮,曾国潢则曾在竹山坳给人以车拖运墓碑,这种营生对于他们兄弟来说或许只是偶尔为之,但成为曾国藩记挂在心用以教谕家人克勤克俭的典型生活素材。其人这样努力教谕家人持勤俭而戒奢华,用意自然是为家族能安妥顺遂、福柞绵长。曾国藩晚年的这一说教或许很能体现他上述教谕的思想基础:

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能其久乎?

当然,曾国藩纵有此心,侯门优越的地位条件之下,不要说对其整个家族,即使对自己的小家庭,也难以保证克勤克俭,一点不染奢靡之气。及至他去世的前一年,曾给国潢、国荃弟写信这样述说他署中家庭的用度情况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食口众,则用度浩繁。又兼治病医药,百端奢靡,人少出多,江督岁中进款竟不敷一岁之用。曩者尝怪澄弟日用太侈,不能节俭,以致欠债甚巨。今余亦因用度不俭,亦将欠债,深为可讶。将他的这番话,与前边引及的所谓“凡居官不可有清名”云云联系起来,岂不更有助于体察其“深意”所在?

而无论如何,当年像曾国藩居这样的高官崇爵,尚能有几分对自家倡俭戒奢的真心,也算难能可贵了吧?这在其后人身上发挥的影响效用也是明显的,小女纪芬就不失为一个典型。她自幼恪遵父教,培养勤俭,终生秉持此旨,这位寿过九十的“崇德老人”,留下《廉俭救国说》,其精神之源,便直接溯及乃父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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