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湖口惨败之后不日即是年节的来临。这在当时是最大的节日了，身在异乡处兵败之际的曾国藩，过年的好心绪想必是没有了。以至于这年（咸丰五年，1855年）的大年初二，他派专弁向湖南家中递送的书信中，连过年之事的只言片语都没有，说的全是军情和朝廷恩赏之类的“公事”。不知当时他预见到没有，岂止仅限于眼下短时呢，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会一直“客寄虚悬”于江西，领教军务的棘手，饱尝世味的艰涩，遭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困厄，程度之严重，对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达到极峰。是到咸丰七年（1857年）春间接到父亲去世的讣音，借奔丧之由他迫不及待地委军回籍，才算作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本节便要审视此段时间里，曾国藩在江西的境况。

此期湘军在军事上的逆境一直未得扭转，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顿。在太平天国走向鼎盛的时期，其军事扩展的强势在江西得到最为典型的体现，湘军难有起码的对抗力，虽然也在不停地打仗，但基本上是小打小闹，难以发动重大的战役。有胜有负也是自然的事情，但大致上是败多胜少。将领和营伍上有增有减，调剂变动颇大，而栋梁人物的折损难得弥补。想此间，几多人为因素？几多天然助力？

这是湖口之战败后不及旬日的咸丰五年正月初四，是日夜间，突然东北风大作，江面上臣浪撞击，湘军“水师老营战船在九江城外者，飘沉二十二号，撞损数十号”。这次“天罚”致使湘军外江水师所遭受的损失，恐怕不亚于那一次惨败的大战，不知道常怀“信天”意念的曾国藩当时心中作何思忖，反正他赶忙让残余的外江炮船全部上驶到湖北金口，而其内湖水师，闻知此大风坏船的警讯，则慌忙从湖中南下，驻泊江西省城南昌附近，湘军水师之两支愈分愈远。曾国藩本人怀着“事机不顺”的深深忧惧，也很快避至南昌。

这个时候，湘军对九江、湖口已经没有太大的威胁，为了从全局上争取战略主动，太平军反攻上游，复占湖北大片地方，到二月间，又完全占领武汉三镇。清朝的湖北大员们见本省兵勇无法抵挡太平军的攻势，请求曾国藩从其所部湘军中派援。身在江西自顾不暇的曾国藩当然明白，援鄂诚然为大局所需，但所部兵力越分散和减少他自己便越会陷于被动，但援鄂之事又是他不好强拒的。

已身膺湖北按察使的胡林翼，就以“有守土责因自请行”，曾国藩只好答应，以他所部二千五百人，又增派副将王国才、都司石清吉所部四千人赴援湖北。自此胡林翼即脱离了曾国藩而独立山头，并且是他迅速发迹的开始。他正月间到湖北，二月里就擢升布政使，三月即署理湖北巡抚，第二年冬从太平军手中夺下武汉后实授巡抚。胡氏成为主理湖北一省军政的大员，权位上一跃超过曾国藩。他比较成功地经营着湖北，使该省成为湘系势力的重要基地，给在江西的曾国藩以不可缺少的支持。假如没有主政湖北的胡林翼，曾国藩在江西的日子更不知怎样度过。就此而言，胡林翼的离去对曾国藩的日后境况来说是一件福事，但当时对曾国藩来说毕竟意味着“断臂”之失。

继胡林翼之后赴援湖北的又有罗泽南部。曾国藩湘军建旗出征之时，罗泽南部虽不直属其中，但由楚地到赣省的作战，实际上都是在曾国藩麾下，越来越成为曾国藩辖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湖北的危急形势，罗泽南坚意率部往救，他上书曾国藩说：“东南关键在武昌。株守江西，如坐瓮中，日与贼搏战无益。今贼据武昌，关键已失。崇（阳）、通（山）群盗如毛，江西、湖南边邑均不得安枕。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人……请率所部径出崇、通，据上游，以图武昌，取建瓴之势。武昌复，东南大局始有转机。”据说曾国藩“伟其言”，表示了赞同态度。而其幕客刘蓉则力持异议：“罗军赴鄂，江西兵力益单，恐不能自守。”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此军去，势益孤；然规武昌以维东南大局，宜如此，岂能为吾一身计？”刘蓉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也随从赴鄂，“冀稍自效”。这样，不但罗泽南所部五千人离开了曾国藩，而且把刘蓉也挂扯了去，时在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他作为曾国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结交，以后亦常有联系的朋友，在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以前，就与罗泽南共同操办过湘乡团练，敦促丁忧的曾国藩出山，刘蓉也是力者之一。曾国藩湘军建旗出征，刘蓉作为曾氏幕僚随从，出谋划策，作用非同一般。此番随罗泽南同去，成为其左军将领，罗氏自领中军，右军交由李续宾统带。李续宾迪庵，也是湖南湘乡人，与其弟李续宜，都是罗泽南的弟子，从戎则为罗泽南的部将，是湘军著名的悍将。可见，罗泽南率部离去，曾国藩手下又失去一批要员。表面上看曾国藩是从大局出发慨然同意放走罗氏，实际上他是无可奈何，知道罗泽南不愿无功可奏地寄人篱下，同时从用兵方略上说他的移鄂作战也确是上策，不好不顺水推舟地送个人情罢了。后来曾国藩在家书中有这样的忆述：“罗山于咸丰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罗泽南到湖北后，得到了胡林翼的特别推重和礼遇，所部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为时不长，到咸丰六年（1856年）春间，即在指挥中受重伤而不治身亡。

对曾国藩打击更大的是，在罗泽南从江西离去的前夕，累攻九江卒不能下的塔齐布，忧愤莫解，急火攻心，病死于军中，这是在咸丰五年（1855年）的七月间。塔齐布既是曾国藩手中的一颗特殊政治砝码，又是部下一员得力的干将。他身为提督这样高级别的武职大员，具有直接向清廷上奏的资格和权力，曾国藩关于军务方面的奏报，塔齐布也多具衔合奏。但对于曾国藩，他一直以部属自居，唯命是从，并且一直坚持亲临前敌指挥，每每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剽悍异常。九江攻不下来，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曾国藩移驻南昌一段时间后，为了与水陆两军联络上的方便，又北上移驻到南康（府治在星子县）。六月下旬，他与塔齐布在青山地方会晤，商议作战方案，塔齐布表示要坚决把九江攻下。他为此做了切实准备，让军中“广置攻具，备云梯数百，布袋四千，扎草人以缘城，结竹筏以渡水”，“各营弁勇，皆自备档牌、竹盔之属”，“专俟月黑阴雨之夜，大举攻城”，曾国藩也拟派兵配合。就在七月十八日夜，塔齐布刚下达了出队攻城的命令，正要出营，不意“陡患气脱之症，昏迷不醒”，随即死去。

曾国藩闻报感到“不胜悲愕”，他赶忙奔赴其营，亲为料理丧事，并专折上奏，嘉其“纯诚报国，忠勇绝伦”，说是其“身殁之后，军士百姓同声悲泣，不独臣军失此名将，大损声威，即东南众望所推，亦均恃为长城之倚。远近官绅，并深惊悼”。对这种“哀辞”似乎无必要细加穿凿，不过，这位死时尚不到四十的满籍湘军悍将的“倜傥”确有佐证。有记载说，咸丰四年岁杪的战事中他与部众失散，“单骑驰入乡间，马陷泥淖，几失道。有田父引止其家，老妪涕泣上食，为匿马稻秸中”，而湘军营中正因塔齐布的失踪而悲伤着急，忽然被乡民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皆跃起跣而出，握手相劳苦，继以泣”，而塔齐布“谈笑自若”，日：“饥甚，速具饭啖”，“饭罢，已元旦矣”。岂知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心目中的这位卓异将领永远地走了，他们再也不会有重逢的可能。

有人说，曾国藩“生平最器重者有两人，日罗泽南、日塔齐布，分兵杀敌，屡建奇勋，后罗、塔同时殉难，曾臂援顿失，东西南北，往来无定，湘人为之口号日：‘拆掉一座塔，打碎一面锣，穿烂一部罾。’纪其实也。”所谓“口号”中的“塔”、“锣”、“罾”，分别喻指塔齐布、罗泽南、曾国藩，用的是姓名首字的谐音。所说“罗、塔同时殉难”，当然不很准确，两人死期有几个月的间隔，不过若从“长时段”看，可算是几乎“同时”了。无论如何，短时间里相继失去塔、罗两员宿将，对于曾氏湘军来说影响是巨大的。有的论者即说，“湘军自塔齐布、罗泽南死后，已无国藩训练之师，其后招募，皆由统领负责，即曾国荃之吉字营，亦非国藩旧部，而刘长佑、刘坤一、萧启江等，皆出王錱麾下，本不属于国藩者也。湘军纪律最坏者，为鲍超之霆军……鲍超乃胡林翼擢拔之人。”湘军具有多头多支，由曾国藩所统者转承分合的变动也很大，涉及有关将领和营伍颇多，这里仅就与所述的时段有关者略作介绍。

所谓“曾国荃之吉字营”，是咸丰六年（1856年）秋间，由曾国荃招募成立的。当时曾国藩“困于南昌”，曾国荃“在长沙思救兄难”。被朝廷特诏起用的长沙人氏黄冕为江西吉安知府，遂与曾国荃会商援江之事，“延国荃为军主”，所谓“素负奇略”的曾国荃慨然日：“方吾兄战利，吾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义当往赴。君但能治饷，吾当自立一军赴国家急。”黄冕“请于巡抚骆秉章，檄国荃募三千人，别遣周凤山领一军，合六千人。以其始攻吉安，号其军日‘吉字营’”。这就是该营的来历，也是曾国荃正式从戎的开端。他就是以此营为班底，到后来不断扩充，成为曾国藩湘军里实力最强且最为嫡系的一支。不过，溯其初源，的确又不是曾国藩自己编练者。

在曾国藩兄弟中，曾国荃并不是继乃兄之后最早的一个从戎者。前边已经述及，在湘军初成之时陆营营官的名单中，就有曾国葆。他是曾国藩最小的弟弟，却是湘军最早一批营官中的一员，当时才三十来岁。不过时间不长，在靖港、湘潭之役后的整军中，曾国葆即被裁撤回籍了。几年之后乃兄曾国华在三河之役中毙命，他“大恸誓出杀贼，以报仇而雪耻”，复又出山从戎。至于在曾氏同胞五兄弟中排老三的曾国华开始湘军将领的生涯，与曾国荃一样也是咸丰六年，并且还在曾国荃之前数月。同是因为曾国藩被困江西，消息不通，急欲救助，遂向署湖北巡抚胡林翼请求拨兵。胡氏慷然应允，拨付兵卒数千人，让他带领赴援江西。总之，曾国藩受困江西期间，已有三弟国华、四弟国荃赴援前来，成为其手下的重要将领。

此外，在咸丰五年（1855年）的春间，还新募集成所谓“平江勇”营伍。曾国藩让原在他幕府、靖港之战中曾参与救过其命的李元度出而领之，李氏就是湖南平江人，这样兵将之间有“乡谊”可凭。不过，李元度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物，带兵实非其长项，但好刚愎自用。他最终因不听曾国藩的指令而我行我素，导致重大的兵败事件，受到曾国藩的参劾，发生两人一度交恶的事情，这是后话。这时在江西，面对莫大的艰难险阻，李元度率部出生人死地转战，虽说受制于大局，难以有显著战果，但毕竟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以至于曾国藩为他的“辛苦折磨，誓不相弃”深为感动。至于塔齐布所部，作为曾国藩湘军陆营的主力，在塔死后，其军并没有遣散，而是改派副将周凤山接统。

来援江西的还有刘长佑所部湘军。刘长佑为湖南新宁人，与江忠源同乡，并且一开始就帮同江忠源练勇，后自带勇作战。此时出援江西，湘乡人士萧启江在湖南所带的“果字营”隶属之。还有新宁人氏刘坤一亦在湖南带勇，此行也一同随之。他们都不属曾国藩的原部。有人所说他们“皆出王錱麾下”，或就在湘楚一段时间的共事关系而言。

对咸丰五六年间江西的战事情况用不着详细叙述，只要明了这样一种基本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总体战局上，太平军方面大占优势而湘军显居下风的态势了：清方人员有说，到咸丰六年春，“时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亘千数百里，众号数十万”。所谓“鄂渚”指武昌一带，“梅岭”则为大庾岭，在江西、广东之交。在这纵贯江西全省连带湖北东部的广阔范围内，有数十万的太平军，可见其声势之盛。仅就江西而言，当时该省十三府（其中包括宁都直隶州）共八十余州县，有八府五十多个州县望风附归于太平天国，占了该省的绝大部分。只因为这年秋天，有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不幸事件的发生，导致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死去，大批太平军的官兵罹难，最后翼王石达开率兵出走单独活动，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军事也开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对此，清方自然是幸灾乐祸，清廷连连部署乘机反攻，在石达开尚未与洪秀全公开分裂之时，即对曾国藩发出这样的指示：“据江、浙各省奏报，皆言金陵内乱，恐石逆不得志于皖、楚，势必窜人江西。该逆于诸贼中最为凶悍，若令回窜江西，占据数郡，煽惑莠民，其势愈难收拾。着曾国藩等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若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对江西士民耶！”石达开日后独树一帜，果真有经掠江西的军事行动，但此时暂且尚无清廷所患之虞，而对江西既有局势的扭转，湘军也仍然显得无能为力。尽管湖北方面在胡林翼主导下的反攻大见成效，武汉及其下游大片地区从太平军占据下夺回，并挥羽直指江西九江，战略全局上清方开始向主动地位转变，但曾国藩所部及援军仍难有大的动作，主要是从袁州（治所宜春）、瑞州（治所高安）的西路试图突破解围。

曾国藩被太平军围困窘迫到何等程度？这从他连家信都不敢明写明传，而要用隐语书写、裹以蜡丸隐藏暗送的事情，即可见一斑。不妨引录这样的一信，是咸丰六年四月初八写给国华（温甫）的：

温六老板左右：

三月二十八日，有小伙计自鄂来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润之老板信三条，知雄九老板噩耗。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迪安老板新开上湘宝行，不知各伙计肯听话否？若其东来，一则恐无盘缠，二则恐润老板太单薄。小店生意萧条。次青伙计在抚州卖买较旺，梧冈伙计亦在彼帮助，邓老八、林秀三亦在彼合伙也。雪琴河里生意尚好，浙闽均有些伙计要来，尚未入境。黄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与印渠老行通气，不知可得手否？

余身体平安，癣疾全愈。在省城与秋山宝店相得，特本钱太少，伙计又不得力，恐将来火食为难耳。余不一一，澄四老板三月十九日发一信来，已收到矣。

开益号手具润公老板、迪安老板、义渠宝号、吴竹宝店均此。

来伙计两人，照给白货。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全信以商家口吻写来，以谈商事而暗示军情。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之处，“温六老板”指曾国华，“润之老板”指胡林翼，“雄九老板”指罗泽南，“迪安老板”指李续宾，“上湘宝行”则指李续宾所新接统的罗泽南部，“小店”系曾国藩代称己处，“次青伙计”指李元度，雪琴即彭玉麟，“黄虎臣老板”即指时在江西任湘军营官的黄虎臣，系直用其名，“印渠老行”指刘长佑处，“秋山宝店”指江西巡抚文俊处，“澄四老板”指曾国潢，“开益号”为曾国藩的自代，“义渠宝号”指唐训方处，此人湖南常宁籍，字义渠，先在湘军水师，又改陆营，后随罗泽南，时在湖北；“吴竹宝店”指吴坤修处，此人江西新建籍，字竹庄，在湖南做地方官，曾参与湘军编练事务，此时正拟随曾国华率军援赣。明了这些指称，对信文的隐意也就不难破译个大概了，毋需再言。像这种通信方式的使用，绝非此仅此一函，而是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惯用的。曾国藩后来忆述当时的情况说：“江西土地，弃之贼中者为府八，为州若县若厅五十有奇，天动地岌，人心惶惶，讹言一夕数惊，或奔走夺门相践死。楚军困于江西，道闭不得通乡书，则募死士，蜡丸隐语，乞援于楚。贼亦益布金钱，购民间捕索楚人致密书者，杀而榜诸衢。前后死者百辈，无得脱免。”可见，当时信息环境极差，讹言纷传，草木皆兵。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他们千方百计地突破封锁，与楚地沟通信息，互传情报，而太平天国方面对此则严加防范，即使对方用隐语蜡丸，所募传递者也常被查获，被处死示众者竞有“百辈”之众，可见情况的严酷。今天看来这种貌似游戏之笔、戏谑之作的隐语信函，想来当年写得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松。正因为隐秘性强、传送难度也大的原因吧，他们这类函件保存下来的已属凤毛麟角。从所引一例，也算得见其庐山真面目了。

曾国藩此期军务上的困顿，与他遭受江西地方官员的轻鄙、排斥和故意刁难是连带的。他仅以兵部侍郎的虚衔带勇在赣，在该省没有任何地方事权，所言“客寄”，货真价实。曾国藩尝言，他在江西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该省的文武僚属，大率视他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不少人对他的极尽讥讽、侮辱、排斥之能事，甚至连他受命于朝廷的名分都不承认。这样，他在所“客寄”的地方何能有权威可言？稍后他回顾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的事由，具体归纳说：“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款惬，则或因吃醋而坐咎。”总之，是没有地方事权。而掣肘者最要紧的自然是当地“大吏”。

与曾国藩相龃龉的江西“大吏”，为首的是巡抚陈启迈。他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甚至连曾国藩奏准应得充饷的捐输、截漕等粮款项目，陈启迈也多方挟制。他还对曾国藩麾下有的湘军部队任意调防，甚至是“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使之无所适从，所谓“虽欲迁就曲从而有所不能”。陈启迈在曾国藩于江西设厂造船“重办水师”之事上也是出尔反尔，“无三日不改之号令，无前后相符之咨札”，使曾国藩感到不仅是他自己与之难以共事，“即为属员者亦纷纷无所适从”。在择人用人问题上，陈启迈与曾国藩也时常冲突，像在关于举人彭寿颐之事上即闹得不可开交。彭氏为江西万载县人，该县知县李岵在太平军到时弃城逃走，而乡民彭才三等与太平军勾通。过后彭寿颐倡办团练，彭才三贿通李峼，诬告彭寿颐，搅其办团之事。陈启迈对此案“批词含糊，不剖是非，兴讼半年，案悬未结”。彭寿颐向曾国藩处申诉，曾国藩观其所刊团练章程，觉得“条理精密，切实可行”，传见其人，认为其“才识卓越，慷慨有杀贼之态”，遂与陈启迈面商，“拟即带至军营效用”，而陈启迈“坚僻不悟”，不但不答应曾国藩的要求，反而“坐彭寿颐诬告之罪”，饬令按察使恽光宸审讯，“严加刑责，酷暑入狱，百端凌虐”，“至于酿成冤狱”。可以揣想，陈启迈之所以最后对彭寿颐在处置上变本加厉，与恨他向曾国藩处告状，而故意兴狱事挫磨其人来折辱曾国藩必难分开。

冲突闹到这个份上，曾国藩觉得忍无可忍，竟至用出了奏参陈启迈的“尽头招数”。专折中除了对上述情事一一详陈之外，在前边还特别列举出，不属与自己直接冲突的陈启迈平时军政上的若干错谬之举。如绿营的已革总兵赵如胜，系奉旨发往新疆之员，陈启迈将其奏留于江西使用，结果仍是临阵先逃，致使“全军覆没”，而陈其迈对他“始终怙非袒庇，置赏罚纲纪于不问”；已革守备吴锡光，系奉旨正法之员，陈启迈为施救而奏留其在江西效用，竞“倒填日月，谓留用之奏在前，正法之旨在后，多方徇庇”，并为其“虚报战功，奏请开脱罪名”，后又“奏保屡次超升”，“种种欺饰，实出情理之外”。曾国藩还特别强调说，“自军兴以来，各路奏报，饰胜讳败，多有不实不尽之处”，“然未有如陈启迈之奏报军情，几无一字不虚者”，“兹风不改，则九重之上，竞不得知外间虚实安危，此尤可虑之大者也”。军报饰胜讳败已属“常情”，不用别人说，朝廷也会有几分清楚，曾国藩这里说陈启迈的奏报军情“无一字不虚”，将其严重程度推到了极致。这显然是暗示其“欺君之罪”大矣，如此这般会致使朝廷“不知外间虚实安危”的可怕后果，还是能够容忍的吗？曾国藩为了表明自己绝非因与陈启迈的私怨、而完全是出于“公忠”才奏参其人的，奏折末尾特别陈明他“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这的确不是画蛇添足之笔，能够有助于让皇帝消除其因私怨而奏参的疑虑，相信出奏者目的上的正当性。这会让后世人不免有些奇怪，既然两人间有着这样的关系，何至于在江西闹到如此地步？这中间的是是非非怎好评说！

此事的结果，看似曾国藩奏参获胜。皇帝革了陈启迈的职，改由文俊接替充任江西巡抚。按察使恽光宸也先行撤任，与陈启迈一起听候新任巡抚文俊查办。事在咸丰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