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武汉之捷，使得清廷对其军乘胜东下而“直抵金陵，扫清江面”，寄予了速成的希望，迫不及待督促其进军。曾国藩既然未得署理湖北巡抚而专理军务，也就更没有了在湖北滞留的理由。不过，他对仓促东进从内心是持有疑虑的，并上奏陈说：

臣等细察大局，尚有可虑者数端。水师抢船太多，私匿藏货，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飏之意。又以岳州酷暑苦战，保奏稍迟，颇生觖望，时出怨言。屡胜之余，志骄气溢，殊觉散佚，暗伏挫败之机，此可虑者一也。武昌窜出之贼，臣塔齐布洪山截剿，虽歼去四千，然逃者尚多。汉阳窜出之贼，则截剿无几，现有逃归下游蕲（州）、黄（州）一带，尚有数万。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久已沦为异域，小民劫于凶威，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剃发，而乡民畏贼之暴，狐疑观望。崇阳、兴国、蕲州、黄（州）、孝（感）等处，乱民尤多。设官军稍多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此可虑者二也。水陆两军银钱、子药，丝毫皆取给于湖南，此后去湘日远，不特饷项支绌，势难长久接济。且千里以外，转输尤艰，军火、银米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此可虑者三也。

其所言“三虑”，第一是忧虑湘军的军纪士气。私藏财物，贪求奖赏，志骄气溢，散佚不整，这种情况湘军初战伊始就显现出来，实际上后来也一直难以有效整治，特别是在贪婪骄纵方面甚至愈演愈烈。曾国藩这时奏陈其情，既隐寓了需要整军而暂缓东下的一项理由，也道出了湘军与生俱来的一种弊习。第二是忧虑“贼”势仍盛，“乱民”尤多，若己方稍有败衄，即会陷其四面重围之中而难于自拔。从所透露的有关情况看，武汉之役清方真正消灭太平军的力量未必很多，主要是“击溃”而已。而从所谓“乱民”的情况，则可以体察民众对太平天国倾心拥护和服从的真相。这自然对于湘军和整个清方阵线来说是重要的不利因素，需要预筹对策。第三是忧虑东进而远离湖南后，湘军所依赖的湖南对其饷项和军火的供应上出现困难，导致其军溃散而前功尽弃。这的确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湘军不像清朝经制兵那样在饷项军需上靠国家支拨，而主要靠“自筹”，尽管这时已出省作战，但还是由其源出之地湖南筹办支应。湖南与湖北水路交通联系上便捷，又属“湖广”同一政区，而东下至江西地方则失此条件，饷需筹措供应上的困难会随之而来。以后的事实证明曾国藩这时忧虑的确有其先见之明，而绝非杞人忧天。

清廷似乎没有听任曾国藩从容休整、稳步推进的耐心，而急切地催其东进。曾国藩只得应命。不过，他即使真想挥羽直下江西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太平军方面在武汉失败后并没完全从湖北溃退，而是仍在武汉下游的一些据点努力坚守，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也对湖北军务适时地作了调整性部署。对在武汉失守之事上负有直接责任的石凤魁、黄再兴调回天京问罪斩首，而改委秦日纲统理湖北军事。太平军在田家镇到蕲州数十里的江岸上构筑工事，这一江段夹岸皆山，水面较窄，是防守的有利地形。特别是“以田家镇对岸之半壁山最为隘口，江流仅一里余，山势直压中洪，山川迴薄，真水战必争之地也”。太平军在这里的江面上横安铁链数道，编列排、船，配以枪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三四丈宽的深沟，沟内建木栅、炮台，沟外钉竹签、木桩，防御体系构筑得尤为坚固。其目的显然是要在湖北东境通连江西的江段及沿岸地带，加强防守，扼制湘军的乘势东下，直接屏蔽和保卫九江（江西境内）。

当时清方的进军方案是分为三路：以塔齐布所部进攻兴国（时为州，治所在今阳新县）、大冶，为南路；曾国藩自督水军浮江而下为中路；由提督桂明等率湖北兵勇进攻蕲州、广济为北路。拟各路相机配合，随时酌情调整部署。

这年（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中旬其进军行动开始。作为南路的湘军陆师又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攻大冶，一支由罗泽南率领进攻兴国，取胜之后，这两支湘军在十月初合军进攻半壁山。太平军迎战失利，退回山上，得到增援后再次对湘军展开反攻，仍然败北，半壁山要隘被湘军夺占，这里的太平军退向对岸的田家镇。湘军水师进军中在蕲州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御。太平军蕲州守将为优秀的青年将领陈玉成，他率军在这里严密布防，岸上有陆军驻扎，江中则设有舟城，相互配合，使得湘军水师屡攻不下。为了不失快速东下与陆营配合攻取田家镇的战机，曾国藩决定采取不在蕲州胶着、设法绕越太平军舟城的方策，取得成功。这样湘军最后水陆合攻田家镇的战事在十月中旬展开。

使湘军最感棘手的是太平军在这里的“安置铁锁之法”。曾国藩在上奏中这样介绍：

该逆安置铁锁之法，与吴人成法不同。吴人于两岸凿石穿铁，江中无物承之，故一处熔断，全锁皆沉。该逆则节节用小船承之，中用木排三架承之。船与排之头尾，皆用大锚钩于江底。铁锁四道，横于船、排之上，以铁码钤之。故虽南岸斫断一节，而其余数十节仍牢系如故。

与这种铁锁之法相匹配的排、船设施和营垒扎布情况，曾国藩也特别注意，他接着奏陈说：

排上安炮，船上置枪，以防我舟师之逼进；排上铺沙，船中贮水，以防我火弹之延烧。自铁索以上，皆贼之战船，大小约三四十号；自铁索以下，皆贼之民船，湾泊约六十里，大小五千号，亦时放枪炮，以助声威。其北岸则于田镇街外，筑一土城，长约二里，街尾为吴王庙贼营一座，系铁索北岸之根，（配以其他数座营垒，工事）长约六七里，皆密排炮眼，向江心轰击，全力以防舟师。

针对这种情况，湘军将领们共同商议对策，决定将其水师分为四队，各自承担相应的作战任务：第一队专管打断铁锁，使用炭炉、铁剪、大椎、大斧等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第二队专管攻敌炮船，与之相对轰击；第三队待开铁锁之后，直追下游，大烧敌船；第四队坚守老营，以防敌船上犯。其陆军则排列南岸以助声威，见机行事。十三日一早，湘军按所议定的方案出击，太平军方面凭借岸上工事“尽锐抗拒，千炮环轰，子落如雨”。湘军方面则临阵不乱，其水师各队既各从其事，又相互配合，截断铁锁，以轻便快船飞桨驶下，致使太平军船队大乱，被下驶数十里至武穴一带的湘军战船截住纵火大烧。而塔齐布、罗泽南所部陆营从半壁山飞驰而来，乘势掩杀。战斗一直进行到深夜，结果，太平军方面大败。按照曾国藩奏报中的说法，此战“凡烧船四千余号”，“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歼敌众多，“焚溺半死之贼，复混杂于沙际水滨，残骸堆积，断肢漂流，目不忍睹”。

湘军的凶悍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将领们，并没有为武汉之役的胜利冲昏头脑，对此战有着周密的谋划，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特别是能够成功地破坏太平军方面的铁锁之法，是取胜的战术关键。与日前半壁山之战合而观之，则更能说明问题。曾国藩有这样的总结性奏陈：“查该逆以田家镇为金陵咽喉，并力争此关隘。臣等以南山高，早经筹定先攻南岸，次攻江面，然后攻北岸。不图铁锁一破，焚舟数千，不特田镇之贼不战自溃，即蕲州乘胜之贼，亦胆破宵遁。”也就是说，不但半壁山、田家镇两岸的太平军溃败，而且曾让湘军无可措手的蕲州陈玉成部也因下游的失利不能孤守一地而撤退。当然，湘军方面在此役中也遭受不小的损失，有湘军将领后来忆述有关情形，说“我军亦伤亡不少，水师尤多”，甚至曾国藩有谓行军以来未有“丧师如此次之惨者”，“言毕放声大哭”。

田家镇败后，太平天国方面也没有完全放弃在湖北抗御太平军的努力，但终未能奏效，在经过了一系列战事的挫败之后，被迫回撤到江西境内，与驻守当地的太平军一道，扼制江南岸的要地九江、湖口。“九江者，北枕大江，南负匡庐，西通楚，东接皖、吴，为江西门户，湖口又鄱阳湖门户也”。湖口在九江以东，扼鄱阳湖与长江的通连之口，与九江互为犄角，皆为战略要地。

湘军在湖北胜利之后乘势东进，气势汹汹。当时曾国藩统一指挥的湘军及湖北方面的各军达二万数千人，急欲一鼓作气地拿下九江，向东继续推进。当时驻防九江的太平军将领是能攻善守的林启荣。赶来指挥西线战事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名将罗大纲也驻于此城。他们针对湘军方胜之下急攻冒进的心态，坚守疲敌，平时“静若无人，夜无更柝号火”，似无防备，而湘军一到城下，则立时“旗举炮发，环城数千堞旗帜皆立如林”，使敌人的进攻无从措手。在连日攻城无效的情况下，曾国藩与将领们会商，决定将湘军陆师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继续攻九江，一支由罗泽南率领进驻湖口城外的盔山（今灰山），与胡林翼部会同，合力进攻梅家洲（盔山以北约八里），旨在牵制湖口的太平军，割断湖口与九江的联系。

太平军方面则有的放矢地应对，石达开移至湖口，罗大纲移至梅家洲，林启荣仍留防九江，三地兼顾，各有高级指挥员坐镇，并力坚守，不给湘军以可乘之机。九江坚防已久自不待言，像石达开与罗大纲所驻湖口和梅家洲这“江省内河出口”东西两岸地方的防御工事，“东岸县外厚筑土城，多安炮位”，“西岸立木城两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而东西两岸间的口内扎有大小木排，“数十丈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索，篾缆，层层固护”。

面对太平军的坚固防御，湘军虽屡次发动强攻，但终难奏效，所谓“伤亡愈多，军心愈愤”，躁急之中，实则锐气大挫。太平军方面则谋划随机应变的破敌之策。首先是要打破湘军的水上优势。鉴于湘军水师大小船只相互配合，有重有轻，或稳或便，实战中往往能长短互补，发挥良效的情形，太平军方面即筹策于怎样使其大小船只分开，截堵它于两处，使之失去配合作用，分割歼之。他们先用小船不断对湘军进行袭扰，使之时时警戒，不得安宁，更加重迫切欲求决战的躁急心理。太平军方面甚至作出要撤湖口守兵的架势，诱敌深入。实际上不眨眼地密切注意湘军的动态，寻求可利用之机。

机会终于到来了。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陆齐攻，在太平军方面的诱使下，其水师的轻便快船、舢舨等一百二十余号，气势汹汹地冲入鄱阳湖内，石达开、罗大纲见机立即部署堵塞湖口水卡，断其出路，将其截堵在湖内，而湘军笨重大船则被截在江面。这样，湘军水师遂肢解为内湖、外江不能相互配合援应的两部分，其“轻捷之船”，“陷入鄱湖内河”，机动灵活的长处再难发挥，而外江“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无以自立”，一下子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地位。太平军乘机展开攻袭，利用小划冲入湘军江中船队，在岸上的太平军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烧毁敌人大中船只数十艘，余者向九江退避。而业已重占九江对岸小池口的太平军，也击败了前去夺垒的湘军陆营。湘军方面调整部署，只好暂时放弃对湖口的进攻，集中兵力攻击九江。而太平军方面乘敌人仓促调整、立脚不稳之机，于二十五日夜间对湘军江面水师发动突袭，取得大胜。且看曾国藩在向清廷奏报中所言：

是夜三更，浔城（按：即九江）与小池口两岸之贼，各抬小划数十只入江，乘月黑迷漫，入我军船夹内，火蛋、喷筒，百支齐放，右营被烧战船一只，各哨慌乱，挂帆上驶。臣国藩坐三板督阵，禁黑夜不许开船。江阔船多，莫能禁止。该逆已用小划数十，将臣坐船围住……文案全失。臣国藩遂饬备战船与罗泽南陆营紧相依护，而遣人四处追回上驶之船。黎明陆续归队，复将贼船追击，夺回船三只。

所言时分、天气、太平军战术等情况当为不虚，但对湘军败况和损失的述说，应该是大大隐讳了。所谓“右营被烧战船一只”，其余各船“挂帆上驶”，“黎明陆续归队，复将贼船追击”云云，如此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先败后胜”的味道，显然又是在玩文字游戏。通常说此战太平军“立焚敌船百余号”，使其“辎重丧失，不复成军”。若真是这样，与曾国藩所言相比，差异竟有多大！即使按曾国藩门人的说法，当时湘军江面战船被焚的也有“十余号”。当然，战况战事说法分歧，事过境迁而确情难究，这并不足为奇，不过曾国藩于此的故作隐饰也是明摆着事情。对比他在给诸弟信中的说法，即可为证：

此军自破田镇后，满拟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贼坚守，屡攻不克。分罗山湘营至湖口，先攻梅家洲坚垒，亦不能克，而士卒力战于枪炮雨下之中，死伤甚众。盖陆路锐师，倏变为钝兵矣。水师……苦战经月，伤亡亦复不少。腊月十二日，水师一百余号轻便之船、精锐之卒冲入湖口小河内。该逆顿将水师堵塞，在内河者不能复出，在外江之老营船只多笨重难行。该逆遂将小划乘夜放火，烧去战船、民船四五十号之多。二十五日又被小划偷袭，烧去抢去各船至二三十号之多。以极盛之水师，一旦以百余号好船陷入内河，而外江水师遂觉无以自立，两次大挫；而兄之座船被失，一军耳目所在，遂觉人人惶愕，各船纷纷上驶……此等情景，殊难为怀。

当然，所介绍的并不只是最后湖口一战的情况，连同此前的相关战事一同追述。明确言及其军“死伤甚众”，“锐师”变为“钝兵”，挫败致使“人人惶愕”等总体情况。就具体战事而言，说二十五日被“烧去抢去之船至二三十号之多”，与奏报中的仅一艘被烧的说法显然大相径庭。而不管是在奏报中还是此家书中，曾国藩都没有言及湖口惨败他曾两度欲寻死之事，似有隐衷。他这两度寻死，一次是他在江上督战，坐船被夺，几陷绝境，遂“自投水，左右救之，棹小舟入罗泽南营”；再一次是被救上岸到罗营后，“见粮台辎重各船皆退驶，战舰亦多溃而上溯者”，他“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等人“力止之”。

揣摩起来，曾国藩这两度寻死，意味似各有些不同。如果说江中那次的确是濒临绝境，觉得与其落入“粤匪”之手，还不如自行投水“殉难”，结果被左右救出，无奈之中又事存侥幸，那么到岸上在罗泽南等人面前要赴敌而死的争持，显然有故作表演的味道了。有的著述这样描述：当时曾国藩“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逃，只剩下少数船只停泊在南岸罗泽南营旁边，情景十分凄凉。念及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湘军水师竞遭如此下场，深感大势已去，羞愤难当，遂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马缰，众幕僚寸步不离，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始罢”。据作者出注，所本亦即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就是本书所用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年谱》）中的有关材料。与原始材料相比（上已引及），该作者的描述显然是加上了自己的合理推想，旨在揭示曾国藩当时的心境乃至他和劝止人员的行为细节，增强了生动性。从中似乎也更可以体察曾国藩的“表演”成分。不错，惨败之下他心境凄凉、羞愤乃至有几分绝望是难免的，但被救上岸后再真的坚意赴死似不至于。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能让他去死吗？这一点他自己的心里当是比谁都清楚的，既知如此还偏要明里去做，想必是要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忧愤而又“忠勇”之极，既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也借以感化部众。这与湖南靖港败后他真欲寻死的情形显然大不一样了。

曾国藩没有死。他向清廷奏报湖口之战的情形，当然是在他欲“策马赴敌以死”的表演之后，他不但玩文字“魔术”有意掩饰了诸多事情，而且数战合奏以胜掩败的故伎重施，将湖口之战与前边的战事结合起来，以“水师三次获胜，二次败挫”奏陈。通篇读来，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湘军最后遭受了湖口惨败，而只是数场大胜中的小挫而已。其实，湖口之败对于曾国藩部湘军来说是具有阶段性归结意义的，表明了它在湖北胜局之后，因此战役性挫败而跌入低谷。而太平军方面则扭转了武汉战役之后的被动局面。从战局意义及双方胜败原因上来看，太平军方面湖口大捷，使清廷驱湘军迅速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落空，对曾国藩的军事计划也是一个粉碎性打击。其胜利的原因除了有关前敌诸将领协同一致、指挥得当外，还与湖北溃败后退至江西，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并能抓住有利战机果断而巧妙地反攻分不开。而湘军方面则相反，湖北战场上的胜利，导致了其骄傲轻敌的情绪滋长，急攻不能奏效之下，则产生躁急心理，频频仓促改变军事部署，轻率出击，防守上也纰漏多出。这当然与作为总指挥的曾国藩有直接关联。同时，也是致使曾国藩数年间困顿江西的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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