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湘潭之役对于曾国藩和他湘军来说是第一步胜利，那么，几个月后曾部湘军又告捷了湖北的武汉战役，则属再一步的更大胜利。其影响尤远远超出军事本身，它对清廷的刺激力是空前的，清廷就此所作出的反应也是复杂的。当然，就武汉战役的本身而言，它是湘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作战的又一个阶段性归结，自有着诸多战事的铺垫，导向它的更是一段血火交织之路。

征湘太平军湘潭挫败后，退守岳州。当湘军整编的时候，原进军湖北西部的太平军曾天养部突入湖南境内，相继占领澧州、常德、桃园等地，后越过洞庭湖也屯驻岳州。岳州在洞庭湖东北，扼该湖与长江干流的连通处，是湖南与湖北的水上交通咽喉，地理位置十分显要。会师于此的两支太平军，在这里筑工事，设关卡，准备迎击湘军的进攻，也从上游屏蔽着其武汉一带的据点。

这年（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间，曾国藩部署分路进军，东路由平江趋湖北通城、崇阳，西路趋常德，这两路为旁翼，皆为陆营。中路为主力，由塔齐布所率陆营和褚汝航所率水师担当，从水陆两路直逼岳州，随后又继有增援部队。塔齐布率军自新墙（在岳州东南）北攻，太平天国方面曾天养率军迎战不利，退回岳州。湘军水师则在东洞庭湖设伏，败太平军水师于君山、雷公湖一带。在湘军水陆配合的进逼之下，太平军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城陵矶，湘军进占岳州。乘其立营未稳，太平军组织反击，但其接战不利，伤亡近千人。国宗韦俊等自武昌率水陆大军来援，合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向岳州反攻，湘军水师迎击，太平军方面再败，其战船被焚众多，又有千余人的死伤。

这时已近七月。曾国藩面对湘军在此次岳州之役中屡屡取胜的形势，遂督水师后帮从长沙起行，北上岳州。曾国藩的心目中，湘军在湖南与太平军的作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与骆秉章、塔齐布接连会奏，向清廷报捷。继七月十一日所上《水师克复岳州南省已无贼踪折》，七月十六日又上《水师迭获大胜将犯岳贼船全歼折》，对自六月以来在岳州一带的历次主要战事详作铺陈，涉及部署指挥情况以及作战细节、战果收获等事项。其夸饰成分自不可免，尤其是所报歼敌人数、毁敌船只数量更难说准确可信。为炫耀胜利，对缴获物都有细致的开列。如后一折中对七月初六日之战歼敌和缴获情况奏报说：

是日，自未至戌，鏖战数时之久。晚间，仍在罗山对岸扎营。约计烧船四百余号，其得脱者仅数十号耳。毙贼约二千名，生擒百二十名。夺船二十余号，内有长龙战船一只。大炮十四位。绣字北殿右四承宣金龙冠一顶，殿前正丞相龙帽一顶，功勋北殿右二承宣金龙冠一顶，殿前正丞相龙帽一顶，功勋北殿右二承宣龙帽一顶，北殿右四承宣黄帽两顶，功勋南殿左一指挥帽一顶，功勋南殿左参护帽一顶，承宣将使紫金冠一顶，北殿承宣绣龙凤帽两顶，各绣伪衔于冠上。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内有十四龙金冠一顶，錾金为字，制尤僭妄。又黄缎伞三把，绣龙黄马褂二件，黄羽绫马褂一件。画龙宫扇六把，红黄绣龙桌围二件。龙袍一件，蟒袍一件，承宣补褂一件，团龙补服圆领袍一件。大红缎靴三双，黄缎靴一双。承宣龙印一颗，丞相龙印一颗，印匣均用黄龙绣袱裹以银叶。其余旗帜、号衣、红巾、黄帽、抬抢、子药、刀矛，马匹之属，合计千余件，不能悉载。

像这样对所缴获的太平军方面的衣饰用物不厌其详地罗列，显然是为了突出其破敌的规格，因为所具体开列的这些衣饰用物，都是相当级别的军官所饰所用。至于对战况的奏陈，在张扬其胜利的同时，也极力突出湘军的奋勇和辛苦。如在与上面引文的同一折中，说“此二次该逆从武汉下游分起上犯，誓争岳州，仍处处埋伏，纯用诈谋。幸仗皇上天威，屡战屡捷，以少胜多，歼毙大头目数名。各将士非常奋勉，当酷暑鏖战之际，每出队俱用长巾渍水围绕心窝，驰骋烈日之下，随渍随干，辛苦万状，伤亡亦复不少，然士气终不稍挫”。曾国藩他们向清廷连续地特别奏奖褚汝航、夏銮、彭玉麟、杨载福等将领。当然，前敌将领实际上以塔齐布最为显赫和突出，因为他署理提督参与联衔会奏，自己的名字便不在此保奖之列。

可真是福祸相倚，胜败叵测。就在曾国藩他们于十六日出奏的这一天，挫败突又降临：督率援湘广东水师的陈辉龙，与曾国藩一同进抵岳州后，急思破敌建功的他，第二天即率队北上，行至城陵矶，遭遇前来迎击的太平军，双方接仗，太平军后退诱敌。果然，陈辉龙麾下的沙镇邦带炮船追击，这时南风大作，水流湍急，顺流而下，进易退难，犯水战大忌。陈辉龙欲插旗收队，又恐沙镇邦头船有失，便以自己乘坐的拖罟大船赶往救护，其船身笨重，挣扎于旋涡激流之中，太平军兵船明里的蜂拥而来，埋伏于湖港的也出动配合，又有在岸上护纤夹攻者，将陈辉龙、沙镇邦及奔往救护他们的船只紧紧围住，展开猛烈攻击，陈辉龙、沙镇邦、褚汝航、夏銮等人毙命，同时有众多船只被毁。曾国藩叹日，其“经营数月，昼夜赶办”的船只器械，“一旦损失将半”，“伤心陨涕，愤恨何言”！

只隔了一天，也就是到十八日，塔齐布率陆营则又打了胜仗。这天太平军方面三千多人由城陵矶舍舟登岸，欲踞险扎营，知塔齐布军袭来，便分股迎敌，双方遭遇，拼死搏战。塔齐布身为署理提督，亲自冲锋陷阵，而太平军方面则右老将曾天养出马。此人骁勇异常，又富谋略，有“飞将军”之称。他为西征太平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因功封秋官又正丞相。他参与指挥了若干重要战役，使江忠源毙命的庐州之役即包括其中，接着他又转战湖北、湖南。此番与塔齐布相遇，两强交手。曾天养身先士卒，纵马直冲塔齐布，挺矛刺伤了他的坐骑，危急之中，塔齐布的兵丁黄明魁赶忙从旁救助，将曾天养刺伤，并使其落马。忍着伤痛，曾天养在地回矛相向，刺中对方的右胁。敌军一拥而来，将曾天养一阵乱砍乱刺。这位可能已年逾花甲的太平军大将，不幸牺牲。这对于所部将士的打击可想而知，统将阵亡，再也无心恋战，撤退当中，又被敌军追击、截杀，损失不少。

这次又是塔齐布扭转了湘军日前的败局，以胜抵败，也使曾国藩再次有了凭借。七月二十日，他与骆秉章、塔齐布会奏，就是故意把先败后胜联为一体，以“水师失利，镇道员弁同时阵亡，陆营旋获大胜”来具折。看来，如同“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的不同表述，可巧妙地造成意蕴上反正相对的差异一样，“先胜后败”还是“先败后胜”的不同拼接，也可以使人对战事的结局获得迥异的印象。对既定的战况，如何截段拼接，对于曾国藩辈来说真不啻一种出奏的艺术。不错，陈斩曾天养，败其所部，对湘军方面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可陈辉龙、沙镇邦、褚汝航、夏銮等将领被太平军打死，也是他们不得了的挫败啊！他们中既有来援的外省大将，又有湘军自己得力中坚。像褚汝航，从湘军出征开始就以营官兼水师各营总统，夏銮也是最早的水师营官之一。他们的毙命，对于湘军来说无异于摧梁折柱的损失。在对战双方都有败有胜的争持状态下，各自战略上的正误得失，对战局的发展趋势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中，总体上看来，是湘军方面愈发占据优势。

自七月中旬的较大战事之后，到次月（闰七月）初，双方又围绕岳州争夺进行过多次战斗，太平军方面失利较多，再克复岳州的可能性已很渺茫，被压迫在湖北占领地，基本上失去了反攻的战略主动。清军方面则抓紧时机，意在乘势收复湖北失地。而在这中间，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无可替代地居于主导地位。曾氏本人于闰七月初即亲督水军，进驻湖北洪湖之畔的螺山（时为监利县属）。至此标志岳州战役的正式结束和湘军主力出省作战的开始。这时曾国藩等人的上奏中有一番总结岳州战役并拟定下一步行动方案的陈述：

伏查逆贼从常（德）、澧（州）饱掠归来，占踞岳城。环岳二十里坚筑土垒、木城至二十余处，自荆河脑以下，沿江湾泊贼船，连樯数十里，仍于两岸分扎营垒，设立炮台。而罗（螺）山、倒口、六溪口等处，皆贼舟老巢。层层关锁，沮我东下之师。自我军克复岳城，水陆屡捷之后，又从湖北募集二万人，悉锐上犯。于（七月）二十五日到岳，二十六、二十八九等日，三次大战。该逆凶锋顿挫，臣等即知其有逃窜之志矣。向来此贼将窜，往往故张虚声，示以进战之状。幸我军烛破诡计，一鼓而扫平之。是以贼之军火、器械、旗帜、马匹、无一物得返归者。又以水师并力穷追，沿江二百里之贼巢剿洗殆尽，西可塞由荆入蜀之路，南可固由岳入湘之门，稍纾宵旰焦劳于万一。然臣等仍当慎之又慎，步步为营，谨遵屡次训谕，谋定后战，不敢轻于一掷。现在臣国藩进扎监利县属之罗山，臣塔齐布亦即日拔营前进。一面咨会荆州将军官文多派兵勇，从大江西岸直下，协助臣等一军。并咨会兼署督臣杨霈，由德安进攻汉口之背，以图克复鄂省，扫荡逆氛。

可以看出，曾国藩是要在取胜于岳州之役的基础上，步步为营地沿江向下游继续推进，在湖北清军的配合下，攻夺武汉。湖北和武汉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湘军记》有这样的评断：“湖北居天下之冲，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入湘粤，北达中原，四战之国也。自昔南北纷争，则扼襄汉；楚蜀相攻，则守荆彝；江左偏安，则重武昌。武昌据上游，谋金陵者，率取建瓴之势，风利浃旬可二千里，故楚旗东指，则三吴震骇，由形便势顺也。”

的确，湖北特别是武汉，是清方与太平天国争夺的要区。太平军自广西举义，北进湖南，虽说没有攻下长沙，但得以渡洞庭湖，浮长江顺流而东，直趋武汉。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时或惯称二城（武昌、汉阳，汉口属汉阳），隔江鼎立，相辅相倚，武昌为清朝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衙署的所在地。太平军于咸丰二年腊月夺占武汉，特别是拿下武昌，为他们出征以来第一次攻克清朝的省城，意义非凡。不久，太平军主动放弃这里，向东进军金陵（江宁，即南京），并在那里奠都，称为“天京”。随后组织北伐和西征，西征的战略重点就是要从天京的上游拓展控制区，而安徽的安庆、江西的九江、湖北的武汉，就是其沿江自下而上要踞守的三大据点。其中武汉又分武昌、汉阳，各自有相对的独立性，占其一处并不等全占武汉，当然是以武昌为首要。西征太平军在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第二次攻下汉阳，旋即退出，次年正月间第三次进占此处。及至六月初，正值曾国藩在湖南整军的时候，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曾国藩率湘军进入湖北的这个时候，武汉全区皆在太平军占领之下。

正因为武昌争夺激烈，反复易手，清朝湖北政局也很不稳定，省区大员或死或革，变易频繁。从咸丰二年（1852年）以来，湖广总督之职就有程矞采、徐广缙（署）、张亮基（署）、吴文镕、台湧（满族）、杨霈（先由巡抚兼署，此人为汉军旗）等人的相继易手，而湖北巡抚，则历经了常大淳、罗绕典、崇纶（满）、青麐（满）、杨霈等人的前后更替。

曾国藩这时出于合力对付太平军的需要，当然有得到湖广总督、荆州将军以及湖北省的有关大员配合的愿望，并且有所联络商讨。但曾国藩与这些人员之间的关系基础多不看好，有的先前基本没有联系，比较生分，有的则宿怨颇深，俨若政敌。加之有关人员手下的清军脱不了积弊旧习，不能与湘军相比，所以曾国藩主要还是寄望于自己的筹度部署。他这时除了对所原自建湘军营伍整补强化外，对收揽其他相关营伍、掌控有关将领也颇着意。譬如应咨调带广西水勇前来的李孟群，恰遇其在署湖北按察使任上的父亲李卿谷在武昌死难，曾国藩一方面上奏代为请恤，一方面又为“愤激填膺”的李孟群奏请留营，随同湘军一道行动，李孟群随后在湖北战场上真的发挥了不小作用。再就是罗泽南所部，江西巡抚咨调援赣，曾国藩上奏阻之，说“该员现带湘勇，屡次大捷，独当要隘，以寡胜众，亦请随同出境东征，免其赴援江省”。罗泽南也果真得以留了下来，在对武汉战役的谋划和实战上都起了重要作用。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还有胡林翼。此人不但这时即已成为湘军棋盘上的一颗特殊棋子，而且以后数年中地位越来越显重要，成为支撑湘系的一大柱石。他本人以及与曾国藩、与湘军关系的有关情况，还需作一番回溯。

其人字贶生，号润芝（又作润之或咏芝）湖南益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胡达源，嘉庆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胡林翼又是湘籍名宦陶澍的女婿。他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庶吉士散馆后在京为翰林官。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乃父去世，丁忧回籍，数年间赋闲未出，但实怀经世之志。借助父亲特别是岳父的关系，与诸多显宦名流有着交往。在他们的督促和直接帮助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报捐知府，分发贵州，次年到黔。先后署安顺、镇远、思南知府，补黎平知府，着力办保甲、团练，治“土寇”、“匪盗”，显其手段。但受该省一些官员的猜忌和掣肘，又急切希望投身镇压“粤匪”的战场，胡林翼遂决意离黔。经御史王发桂奏荐和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他于咸丰三年冬带黔勇北上，次年正月到湖北时，吴文镕已在黄州兵败身亡。当时湘军方编练初成，建旗出征，见胡氏“进退无所属”，曾国藩便商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调胡林翼返湘，乘机将其揽于自己麾下，这时胡林翼已补授贵东道。曾国藩对胡林翼颇为看重，“密疏论荐谓其才胜臣十倍，可倚平寇”。到六月间曾国藩部署岳州之役分路进军时，作为旁翼趋常德的西路军就是胡林翼一支。他最初所带来的黔勇并不多，只有六百人，到楚后相机扩充是很自然的事情。

及至曾国藩部署进军湖北的这时，胡林翼已被授予四川按察使，仍在楚领军。曾国藩又专片请让其扩充所部，随同行动。奏称：“新授四川臬司胡林翼，才大心细，为军中必不可少之员，请旨饬令该臬司管带黔勇，酌拔他路兵勇，能自一队，随同东征。”但是，当胡林翼率部进至通城的时候，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其留湘，他又返回岳州驻守。可见，这时曾国藩与骆秉章在用兵立意上并不一致，曾氏极力揽军以筹武汉战役，骆秉章则特别着意湖南的防守，这固然与他们各自责任有关，但也反映出暗中为自己麾下的军事实力计而进行的争夺。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到胡林翼这个重量级人物身上。骆秉章争其回湘驻守也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不久胡林翼所部仍回归到曾国藩麾下。

当胡林翼率部回驻岳州前后，湖北的战事正在激烈地展开。湘军和湖北清军在武汉以南和以东夺回了诸多被太平军占领的据点，从外围上很大程度地作了肃清。由李孟群、杨载福率领的水师顺江挺进到武汉西南不远处的金口，曾国藩随后也进驻于此。从这里小军山上看武汉，太平军的营垒已是历历在目，最后攻取武汉的作战行动已提上日程。曾国藩会同有关将领筹议进攻方案，定分路进兵之策：一由金口达花园，一由纸坊达洪山。但在军务分配上，出现了争议。罗泽南带着军事地图进议说：“贼精锐尽聚花园。环城贼垒九座，长濠巨障，延袤数里，扼水陆为守。破花园贼垒，武昌可不攻而下。宜遣重兵击花园贼垒，而以一军驻洪山为犄角，防贼绕窜。”花园地方在江之东岸，外濒大江，内枕青林湖，为太平军踞守的重要阵地。这时塔齐布所部有八千人，罗泽南所部有三千人，众寡悬殊，罗泽南本来意在让塔齐布所部担当进攻花园的任务，但对方军中有将领不表同意。在这种情况下，罗泽南奋袂而起，自告奋勇说：“吾军少，不足当大敌。必无人任此，泽南请当之。”曾国藩酌情为罗泽南增配了军力，攻花园的任务就交由罗部承当。塔齐布则率部趋洪山（在武昌东北）。而湘军水师，顺江分班序进。武汉之役的最后决战打响了。

由罗泽南督率的攻花园一路的营伍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御，他们借木垒发炮如雨，罗泽南命令其部下乘炮火的间隙伏地蛇行以进，直逼守军大营，放火纵烧，全力掩杀。湘军水师前进中一路拔毁沿江木栅，从江干和各汊支攻击和焚烧太平军的船只，甚至发炮击中太平军火药船，致其爆炸祸及己方众多船只。塔齐布的洪山一路未占主动进攻的先机，当闻知罗泽南等部进攻中不断获胜的消息时，塔责备不愿承当进攻花园任务的将领说：“罗君（按：指罗泽南）书生，以少兵当大敌，我乃避居此，岂不为笑！”不过当城破太平军出逃的时候，塔齐布军截击奏效，也歼敌不少。武汉决战中，湖北清军也发挥了配合作用。这样，在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间，武汉即被湘军夺了下来。这最后决战只不过用了二三天的时间。太平军方面显得颇为被动。负责御守这里的将领是黄再兴、石凤魁等人，他们或是文官，或属国宗，不谙军务，不习战事，危急之中，既欠坚定勇敢，又无佳略良策，终使第二次夺占的武昌、第三次夺占的汉阳双双失去。而据曾国藩筹人的奏报，此役“踏平贼营十九座，烧船千余号”，“杀贼数千”。

这对于湘军、对于清朝方面来说自然是一大胜利。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杨霈在尚未把握确实消息的时候，就抢先出奏向咸丰帝报告“湘军攻占武昌”的“探闻”。咸丰帝览奏之后对事情的虚实尚半信半疑。几天后，曾国藩与塔齐布会奏的报捷之折到达，咸丰帝对事情才确信无疑，真是喜出望外，朱批日：“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恃，叩天速赦民劫也。”把反抗清朝暴政的起义，污指为造成“民劫”，难道这所谓“民劫”是“叩天速赦”真能奏效的吗？不知咸丰帝心中真的怎样想，反正此时他的喜不自禁不是装出来的。他立即发布上谕嘉奖攻克武汉的有功人员，杨霈被补授湖广总督。这样湖北巡抚一职就要有新的人选。这不，上谕中明言此职即让曾国藩署理，同时赏给二品顶戴，并赏戴花翎。给其他有关人员的奖赏就不再说了。对曾国藩而言，若果真能获得湖北巡抚一职，把握一省事权，领军又能理政，权位上可真是跃一大阶。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能够如此。也就是在发布上述那道奖迁谕旨的不日，咸丰帝又追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曾国藩赏给兵部侍郎，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又收回了让曾国藩署湖北巡抚成命！只是改赏他兵部侍郎的虚衔。而湖北巡抚一职，授予了前不久由湖南按察使先后升调山西、江苏布政使的陶恩培，而陶氏在湖南时曾惯与曾国藩为难，两人间宿怒颇深。何以有这样的变故？

据后来成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的薛福成记述，咸丰帝听到湘军武汉奏捷的消息“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中“某公”对日：“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闻听“默然变色者久之”。于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此所谓“某公”者，有人据薛氏所记的全文并辅以其他资料，推断为祁寯藻。并且，联系另外的记载：此人在当年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触怒新登极的咸丰帝时，曾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三，极力为曾国藩求情解难。两相对比，揭示出其人对曾氏“先扬后抑”，前后迥若两人的矛盾情状——揣测其原因说：“殆始之劝咸丰帝优容直臣，不过视若大臣义所当为，非对曾国藩真有推服之意。而其人素无远识，迨见国藩立功之骤，遂因诧而生疑欤？”

不管祁寯藻是否如此情形，反正咸丰帝真的是很快反悔。即使没有人提醒，他的这种心理变化至多是迟一会儿也会发生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出于他内心深处难以消除的对汉臣实力膨胀的担心。满洲权贵集团和汉族官僚阶层，既有着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上统一的一面，也有着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层上具有地位差异和利益矛盾的一面。诚然，当时满洲权贵集团中有些人已表现出“重汉”的政治倾向。例如官至相国的满洲镶红旗人文庆即尝言：“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孰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平时建白，尝密请破除满汉樊篱，不拘资地以用人”。即使像以专横著称的肃顺，也认为“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这类人物对曾国藩、胡林翼辈是诚心推服的，对他们的最终崛起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但是，疑忌和防范汉臣的心理在满洲权贵阶层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是容易能整体化解的，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心目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