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秋初。文俊为满籍人员，任此新职前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也是处在楚赣间清方官场复杂关系网中的人物，不能不从曾、陈交恶之事中得到些警戒，而曾国藩对新任的旗籍巡抚也不能不加意为善。从表面上看，他与新抚之间没有再像与陈启迈那样公开抵牾，甚至在“蜡丸隐语”的家书中还以“与秋山宝店相得”暗示与文俊的关系不错。而实际上，两人间虚与委蛇的成分都不会小。即使两人诚心向善，对陈启迈前在江西官场上结下的关系网、培植下的亲己势力，也难以破除。曾国藩以当时自己的“客寄”地位，竞奏参巡抚，也不免让人看起来有些咄咄逼人的出格，容易遭受嫉恨。其实，非仅此一特例，前在湖北取得武汉战役的胜利后东下江西的前夕，他就曾独自上专折“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大力褒誉自己的座师吴文镕，对青唐也有回护之辞，对崇纶则极言论咎，还涉及到对其他有关人员的评议。以其当时特定的身份和处境，这样做自然也容易招人之忌。总之，当时曾国藩是一副锋芒毕露、刚挺逼人的派头。他越是这样，越遭到一些官员的横眉冷对和故意为难，即使有把陈启迈奏参下去这样的“胜局”，其处境上也难有根本性改变。

统观曾国藩困滞江西这段时间里的总体情况，其厄难简直达到极点。就连与曾氏不谐的王錱，都发出“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的叹惋。王闽运作《湘军志》时，披阅当年有关曾国藩的资料，留下了“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的感言。王定安在《湘军记》中则感慨，曾氏“以客军寄江西”，外逼“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薛福成也深知当时曾国藩在江西“不管吏事，权轻饷绌，良将少，势益孤，列郡多陷者”的境况。在曾国藩自己的心目中，那段遭遇自然更是留下了创巨痛深的印象，尝言其时自己陷入“几于通国不能相容”的窘境，感叹“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何其苦也”！

时至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正在江西瑞州大营中的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于当月初四在里第去世的讣告。他“大恸”而“仆地欲绝”。这自然不能说是故意作态。而此一家庭变故，让曾国藩有了委军回籍再“正当”不过的理由。日前他就曾以“目疾”为由上奏请假呢，此番似乎可以名正言顺地“归隐”调节一下了。

§§第五章“涅粲”复出后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