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江忠源窘急之中把曾国藩再代为练勇六千的拟议出奏以后，尚在编练之中的曾氏湘军便被清廷纳入了调遣外出作战之列，并频频督催。

咸丰三年（1853年）秋，西征太平军在江西南昌撤围后，分兵进攻安徽和湖北。其攻鄂部队九月间相继占领黄州和汉阳，尾随“追剿”的江忠源也从江西转战湖北。江部兵力单薄，清朝湖北地方上的军事力量也不敷所需，防务吃紧，形势危急，省城武昌也面临朝不保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于十月初两次谕令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在曾国藩相继接到两谕之时，湖北形势发生变化，太平军从汉阳东撤，武汉的严峻形势暂时得以舒缓，这给了本来就不打算应命仓促拔营出援的曾国藩以借故拖延的理由。他于十月下旬向清廷奏陈，“目下武昌无贼，臣赴鄂之行，自可暂缓。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军情变幻，须臾百出，如有万分紧急之处，虽不奉君父之命，亦当星驰奔救。如值可稍缓之时，亦未可轻于一行，虚糜饷项”。其实，曾国藩心里盘算的，不仅仅是拟援之地军事情势的问题，更在于自己的水师尚未编练就绪，认为与太平军作战，有无可用的水师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他此次上奏中也特别明确地强调：

因思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不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

此奏上达，咸丰帝朱批不但未对曾国藩未遵前旨率部出征湖北表示责怪，而且予以表扬：“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然而，湖北形势刚稍转圜，安徽方面又频添险象，江忠源受命安徽巡抚，麾下缺兵少将，到皖后困窘难支，不得展布。清廷焦灼之下，于十一月中旬又布谕催迫曾国藩率部援皖。说是“皖省情形甚属危急。总由江西无水师战船拦截追剿，任令贼船往来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鸱张”，要曾国藩带已练水陆之师，“自洞庭湖驶人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并置激将之辞，说曾国藩“忠诚素著，兼有胆识”，“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当月下旬接到该谕后，立即上奏解释，不能应命马上出征，须待时日，因为水师的船、炮、勇三者皆未完备。就造船之事，他奏报说，自前次上奏之后，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皆以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近日刚仿照自广东绘来的快蟹船式，赶造出十号，还须添造二三十号，而新造之船，百物未备，虽日夜赶办，亦难遽就；此外还需拖罟船只，衡州匠少技拙，尚未试造。关于置炮的情况，他奏称，现在衡州仅有广西解来之炮一百五十尊，长沙新造之炮虽有三百余尊，除解往湖北及存城防守者以外，可取备战船之用者，已属无几，要等购办的“夷炮”、“广炮”千尊运到，乃足资配放，但运输非易，要待时日。至于募勇一事，曾国藩特别解释，前“添勇六千之信，系为江忠源尚守江西言之”，“旋奉带勇六千之旨，系为救援湖北言之”，均事过境迁，没有成行，眼下陆勇已属整备，而水勇尚无章程，须待水勇亦成军定章，水陆齐备，合之则两相夹击，分之则各能自立，才可出战。总之船、炮、水勇三者统筹，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明春乃可成行。曾国藩此次上奏，陈述的事项非常具体，可以说不厌其详，目的显然在于，能让清廷了解细致情况，谅解他不能奉旨即刻出征的苦衷，并非泛言虚词，一味搪塞，也非高调空唱，自我吹嘘。并且说到，有关督抚人员与他多次函商，“皆言各省分防，糜饷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合防，糜饷少而力较厚”，共议“四省（按：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合防之道”，“兼筹以剿为堵之策”。

不想，这次咸丰帝对曾国藩陈述的缓期出征的具体事由全不理会，只是抓住他与有关督抚大员的议商之说，竭尽挖苦、斥责之能事。且看其朱批：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已见，则大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可以想见，曾国藩见此朱批，感触一定是很复杂的，心中会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能不感到委屈吗？对“圣上”就不产生一点尤怨？但这些，都得死死地掩在心底，他还得说：“仰见圣谕谆谆，周详恳至，见臣之不事畏葸而加之教诲，又虑臣之涉于矜张而严为惩诫。跪诵之下，感悚莫名。”不过，曾国藩并没有惊惧得惟命是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定见，向皇帝再次陈述不能立时出征的缘由：第一，是起行之期，必须等到外购之炮解到和新造、改造的船只毕工。第二，出征也不能遽达皖境，因为“黄州以下，节节有贼”，“若舟师东下，必须克复黄州，攻破巴河，扫清数百里江面贼腙”。第三，“现在大局，宜堵截江面，攻散贼船，以保武昌”，因为“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强调“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第四，所练成之陆勇，现在本省境内一些地方“剿办土匪”，不能遽行撤回，要待到正式出征作战时再调回带出。第五，在“饷乏兵单”的情况下，会“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必”。

特别值得注意，曾国藩针对朱批中“平时漫自矜诩……”一番直言斥责的话，表态说：

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这真是一段“绝妙好词”！刚柔相济，不卑不亢，率直下更显披肝沥胆之诚，曲意中暗设以退为进之计。圣上您不是以才能、成效来给我下套吗？我偏不做这方面的任何承诺，仅以“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相许。不知是皇帝从中真的读出了曾国藩的一片忠诚，还是兼而怕在急于用之的当儿惹得其人消极怠工，此番咸丰帝一改上次的态度，主要是以好言相慰，朱批：“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只不过在后边又加上了个委婉示诫的小尾巴：“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在曾国藩看来，这已经是皇帝对自己的莫大恩遇了，以致“闻命感激，至于泣下”，当然要竭心尽力地加紧练兵，以便早日投赴与“粤匪”拼搏的战场，报效朝廷。这样，曾国藩便有了从容练兵的“合法”时间。因为其水师操办较晚，并且没有像陆营那样的基础，一切是从头开始，在实践中摸索改进，所以，在正式出征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更主要的是致力于对水师的编练。

起初，曾国藩着意于“造排”。排的形制，按曾国藩的设想，是编杉木为之，宽约七尺，长约一丈五尺；两头尖形，以便劈水疾行；前后安放两轮，如翻水车；旁施两浆，头尾置柁，顺逆皆可驶行；置大铁钉于头，以便冲击敌船；上置帐房一架，就像京师所谓西洋房子的样式，顶及四围皆用夹布，每日三次浇水，以御枪炮。至于用这样的木排与敌人进行水战的利处，曾国藩认为起码有下述诸项：第一，彼船高仰，我排贴水，枪炮仰攻则远而劲，俯放则子易落；第二，排身吃水既透，帐房亦极渍湿，敌方之火弹、火球，烧我不能燃烈，我之火箭、火球，近船即可焚放；第三，我勇在排，退则落水，敌若登排，不得不尽力死战，可救奔溃之积习；第四，每排之费不过二十两，造排百架，工不满一月，费不过二千，工价俱备；第五，每排仅雇一舵师，二桨手，其余皆用寻常兵勇，因为排身稳实，不虑荡摇，不必习惯之舟师，而可驱之于水战。总的看来，在曾国藩心目中，造排是既省时、省力、省费、省工，又具备灵便，利于攻击敌船并且寻常兵勇即可载以作战的特点，造排作为水师的战具是克敌制胜的一个妙招儿。

但是，设想不等于实效，按设计造出的木排一经试验，就暴露了突出的问题：一是顺水及横渡尚可行，逆水则极迟笨；二是排身短小，只在湘江上还勉强凑合，到长江大湖就非常不利。总之，很难适应实战的需要。所以，在十月下旬，曾国藩给骆秉章写信，要其千万不可将造排之事入奏，以防眼下说得天花乱坠，而“将来无可试验，反蹈欺饰之习”。实际上，这个时候曾国藩已意识到造排并不可恃，而开始向“设法买船改造”的思路转移了。到前边述及的他以水师未备为主要理由，向清廷要求缓期出征的时候（十一二月间），显然所说就不是造排而是买船、造船之事了。

不过，战船怎样造法，不但当时曾国藩个人心目中没有具体底数，而且“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他们“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浆，如蚿之足，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但娱乐之舟与作战用船毕竟是两码事，若果真只如此仿造自难能成功。幸亏这时候有内行人来助。一是守备成名标从长沙来到衡州，告诉曾国藩广东快蟹船和舢舨的船式；再是同知诸汝航从桂林也来到衡州，告诉曾国藩长龙船式。这些都是实用的战船之属，算是解了曾国藩此前不晓此道的燃眉之急。于是他除了在衡州设厂之外，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纠集工匠赶造各式战船。

从成军出征时已投入使用的各类船只的规模看，有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舨一百五十号，拖罟一号为统帅坐船，由所购民船改造成战船者数十号，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其战船上所备之炮，按曾国藩《报东征起程日期折》中所说，借用广西者一百五十位，自广东购办者共三百二十位，本省提用者一百余位。其中以所谓“夷炮”为多，炮重从二三百斤至三千斤不等。并言及当时其水师的编制，分为十营，“前、后、左、中、右”正、副营各五，正营旗用纯色，副营旗用镶边。其营官是由褚汝行、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充任。每营分配的船只数量一般相等，官兵人数约为五百，十营合计大概五千人的规模。统领由褚汝行兼任。

在湘军水师紧锣密鼓编练的时候，其陆营的规模业已成型。这个时间里的变故，最值得注意的是王鑫所部的归属问题。

王鑫作为罗泽南的弟子，与乃师同为湘军最早班底营伍的头目。他们师徒都与曾国藩为同邑人，也都在曾氏练兵的最早相谋者之列，但似乎一开始就不甘心附于曾国藩手下。王錱，在经绿营兵长沙闹事曾国藩移驻衡州后，他对曾氏说：“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将粤匪扫荡！”曾国藩想必看出了他要“单干”的意思，遂致信巡抚骆秉章，说其人“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骆秉章便写信请王鑫赴省城面商，王鑫果然来了，提出先发巨额口粮、硝磺等军需物资，表示“必能不负所委”。不能否认其人所谓“讨贼”的心志之大，但用三千兵勇即可扫荡“粤匪”，显然无异于痴人说梦，在以后的战事中，王錱也绝不是常胜将军。

就说湘勇出援江西之战败北，所损兵将即多为其亲旧，王錱愤而请“增军殄贼”，提出“欲练万人为恢复中原计”。他这时独领一军而不愿隶属曾国藩麾下的意态愈发显露，曾氏与他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不但私下对其有“精神上浮，言事太易”，“难与谋大事”之评，而且直接致书王氏本人，说他“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曾国藩还屡屡致函有关人员，要他们也对王鑫进行规劝，并且对他招带勇营的具体事项作出非常明确的要求，甚至提出若干“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的“通牒式”条款。但最终两人之间的分歧未能弥合。曾国藩曾这样概括他们的“见解不符”：一是王欲率师急行，专由陆路，自己则欲明春（按：指咸丰四年春）始发，水陆并备；二是王欲统勇三千，一手经理，自己则欲划开数营，各立营官；三是王意新招之卒业经亲选，无可再拣，自己则疑其多有可汰；四是王欲因援鄂之行，乘势东下，一气呵成，自己则以援鄂之暂局与此后之长征，截分两事。

如此说来，其间的不合，既体现在对王錱所部状况的要求各异，也反映出对兵机战略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最要紧的实质性问题，是王錱所部保持相对独立，还是严格隶属曾国藩麾下。正如有人注意到的，王錱之于当时的湘军将领“无不敬重”，但到头来“惟与曾国藩分道扬镳，实亦基于自立创军之一念而已”。也正以因为王錱不愿放弃“自立创军”的念头而折节归从，曾国藩自然也不愿迁就性地收揽于自己军中。曾氏在率军出征前夕致郭嵩焘函中这样交底说：“璞山（按：王錱字）一人而恃三千人，一出而独当一面，其阅历局量，似尚不足此。其志趣所在，不特不欲受仆（按：曾国藩自称）节制，亦未欲他帅节制也。与其进止之际，以龃龉而失机，不如此时早自决定，不复带之东下。”当湖南巡抚骆秉章致函曾氏商议王錱所部归属时，曾国藩回复说：“璞山之勇，若归我督带，即须受我节制，此一定之理”，“既不能受节制，自难带以同行”，“一将不受节制，则他将相效，又成离心离德之象，故遂决计不带也。”就这样，曾国藩湘军出征时，王錱所部没有作为隶属营伍随从，所统“二千四百人别为一军”，实际上当时是归骆秉章属下了。

此外还有罗泽南，因年龄较长不愿再远征他乡，而湘南地区所谓“会匪”活动得仍比较厉害，也需要有兵力防范，罗泽南部也就留驻衡州。不久，根据军务的需要，该部实际上一度也由曾国藩统一指挥。而王錱所部虽未如此，但无疑也属正宗的湘军，并且，也曾出省作战，与曾部湘军在整体上互为配合。只是曾国藩所部湘军“建旗东征”之时，王、罗所部都不在其编制之中。

那么，这时曾国藩所部湘军是怎样一个规模呢？其水师情况上已述及。其陆师也为十营大约五千人的样子，按黎庶昌《曾国藩年谱》中所列营官，有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曾国葆、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等人，塔齐布兼为陆营的先锋。水陆各营正式兵员，再合以陆营的长夫、随丁，水师雇船的水手、粮台的员弁、丁役，全军约一万七千人。物资方面，携米粮一万两千担，煤一万八千担，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械数千件，子药二十余万斤。可以想见，这支颇具规模的军旅浩浩荡荡出征的景象。

曾国藩湘军“建旗东征”的时间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新正月底。这时，南国楚地也还是春寒料峭，但这支军队很快就会搅起战火的升腾。他们的武器不光是刀矛枪炮，还有其统帅手中的那管狼毫。曾国藩这时特作《讨粤匪檄》一道，布告远近，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这是一篇费尽心机炮制的文告，其立意诡谲，蕴涵深险，文辞考究，很值得细致地品味和分析。

这篇檄文开篇首先宣示和声讨“粤匪”的“残忍惨酷”：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万余，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人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撼者也！

——没有首先声讨太平天国要颠覆和取代清朝统治的“弥天大罪”，而是一上来就痛斥其所谓“荼毒生灵”，祸害人民，似乎这是他曾国藩最为关切和最感激愤的事情，由衷而发，无可抑止。并且，把“粤匪”与“我两湖、三江被挟之人”的悬殊境况特别强调出来。看来，曾国藩于此并不想凸显自己甘作清廷犬马的形象，而是挂上了怜惜民众、忧患楚吴的脸谱，要激发所谓“有血气”者的“痛憾”之情，从而理解和支持湘军，至于他对太平天国起义者所谓“残忍惨酷”事项的列举，自然不惜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檄文接下来进入又一个层次：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这显然是从保卫中国传统“圣道”立论，以激发读书识字者而对抗“粤匪”的诡招儿。在曾国藩辈的心目中，圣人名教自然是天经地义，不可或变，作此种宣示对他们来说理所当然。耐人寻味的是其对“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的指斥。诚然，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密切结缘。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是利用了《劝世良言》中包含的基督教的某些素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拜上帝教就是移植了基督教。一则，《劝世良言》中所介绍的有关基督教内容并非全面系统，而较为有限，本不足以仅据此就能移植来一个基督教，洪秀全在借以创教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必然糅进了他头脑中储存的像儒学、佛学等其他文化成分；二则，《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文化水平不高，对基督教教义、教理的掌握未必到位，他又是专门针对华人宣道，其书中内容与基督教本义有不尽吻合之处自不可免，而本无一点基督教知识基础的洪秀全，也只能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劝世良言》的有关内容，所以，他从中所接受下来的东西，对比原本的基督教来说，肯定发生不止一层的变异。三则，也是更重要的事情，洪秀全在创教数年后，随着客观形势和个人思想的变化，逐步具备了发动反清起义的志向，遂着意利用拜上帝教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使拜上帝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方面的工具。

曾国藩当时对这些情况当然不会有特别具体的了解，他对基督教和拜上帝教各自的面目也不会明晰地认识。不过，这里他言“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恐非纯然误会之言，而自有利用中国人反洋教情绪的用心。当时从中国的士大夫到广大民众，对“洋教”多是深恶痛绝的，大有不共戴天之势。究其原因，除了认为洋教士横暴不法，为非作歹之外，觉得洋教会淆乱中国圣道，也是特别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反洋教事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势下，给“粤匪”再戴一顶“天主教”的帽子，认定它竞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岂不是更加它一层莫大罪恶！这是“读书识字者”所能容忍的吗？还不赶快来卫道而对抗这“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其实，何仅止于“读书识字”者，那个时代即使目不识丁的国人，谁又脱得了纲常名教的网罗，孔孟圣道对他们的浸润不也同样沦肌浃髓吗？只不过“读书识字”者更具有自觉性罢了。所以，曾国藩布设的这一招数更是厉害，他是要最为广泛并且是从最为隐深的心理层面上，进行为卫道而起来抵抗“粤匪”的社会动员，特别是对地主阶级智识层人员进行动员。与这相辅相成，他还布设了又一层圈套：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