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这是说太平天国毁庙渎神，幽界亦愤，典型的“神道设教”伎俩。儒家文化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伦理中心主义”的，但并不是与神秘文化绝缘，而是与之密切联体，相辅相成的。儒家文化中所容纳的“鬼神”，可谓多而杂矣，从佛、道之教到民间信仰的神祗，从圣贤英雄过世后的转化之神到普通人等的祖宗神灵，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而基督教作为严格的一神教，所信仰和礼拜的只是“独一真神”上帝，不能容忍再有别的神灵与之分庭抗礼，坚决反对偶像崇拜。洪秀全他们的拜上帝教，虽然难得基督教的真传，但其对佛寺、道院和传统祭祀中涉及的神灵偶像，也是排斥的，他们所到之处，不免有毁弃之举。这显然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不能接受的。曾国藩深明其道，故意借此锻制又一款煽动人们起来对抗太平军的法器。

通过从上述几个方面列数“粤匪”的“罪恶”，接下来曾国藩便宣明他所率湘军的“使命”和“传檄”的要求：

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师两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我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撼。是用传檄远近，成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报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遣资回籍。

可以看出，这里曾国藩所着意突出的“使命”，是“救民”和“卫道”两者，虽然也提及“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这只是装饰性的。也许，他心中明白：老百姓对大清朝廷的存亡也并不太挂心，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生计，除此而外，自觉不自觉地“卫道”——卫孔孟之道，卫惯常认可的鬼神之道，这也是人们比较普遍的一种心理要求。而曾国藩传檄所号召的，一是要所谓“血性男子”、“报道君子”、“仗义仁人”之辈出力、出智、出钱，投入对付“粤匪”的战线中来，这是正面的动员和激励；再就是要被“胁”而陷“贼”者投降“归诚”，这显然是策反，以分化和削弱敌方阵线。由此反映出曾国藩软硬兼施、奇正并用的策略。

在这道檄文的最后，曾国藩是这样行文的：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义”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曾国藩先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预言“贼”方必败的结局，他不但承认汉、唐、元、明之末所谓“群盗如毛”并且“莫能消平”的历史事实，而且认可那是由于“主昏政乱”所致。就此而言，曾国藩具有知史之明。诚然，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在每个王朝的末年，由于政治昏暗，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严重，民不聊生，被迫揭竿造反，爆发大规模的起义，成为惯常的事情，甚至成为导致改朝换代的直接契机，这不啻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像曾国藩所提到的汉、唐、元、明之末的情形，便很典型。其实，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虽然时值近代，但它基本上还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清王朝的“主昏政乱”，其斗争的目标，就是要以太平天国取代清王朝的统治。就此而言，与前代的农民起义并无质的不同。但曾国藩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承认当下“主昏政乱”的，而是要来几句歌功颂德，认定皇朝“列圣深厚之仁”。这与其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倒不如说是特定语言场合下的套语更为合适。最后他也并不刻意强调自己率军出征就是为保卫大清王朝，而只是强调“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极力渲染道德色彩，归根到底，极力突出的还是“卫道”。

《讨粤匪檄》绝不是一道普通的出师文告，而是曾国藩精心炮制出来的一篇宣传品，它具有很强的政治策略性，有的放矢而又有着广泛的涉及面，欺骗性和煽动性都不可小觑。只有在曾国藩这样的湘军统帅手下，才可能出品这样的东西。这对于曾国藩本人，对于建旗出征伊始的湘军，都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亮相。

§§第四章颠连楚、赣间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