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移花接木“魔术”的机妙之处，除了使之编练的武装外出作战逐步“使命化”以外，也在其组织本身彰显出鲜明特色。

先说其选将、招勇方面。

曾国藩编练湘军，一条最根本的组建原则即所谓“选士人领山农”。也就是说以读书有知识者为军官，以山乡农夫辈充兵勇。当然，这是就总体情况概言之，不排除具体操作上的酌情灵活把握，未必拘此一式。湘军的这种组建原则不仅非一般团练所具有，而且与清朝“经制兵”也迥然不同。拿以汉族人为主体的绿营兵来说，它作为世兵制下的产物，成员有相对固定专门的“兵籍”，不能随意从籍外人等中招募，从军官到士兵多系行伍出身，军官的选置和调动权全在国家。而曾国藩编练湘军，选将招勇有着自主权。他正是基于对清朝国家经制兵窳败状况的不满，特别注重湘军人员的素质条件，而这方面对军官和士兵的具体要求又是大不一样的。

对军官何以着重从“士人”中间选置？从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间给朋辈信中的这样一番申论，似可窥其基本底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诸勇则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浑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其中对“带勇之人”即军官具体列出了四项基本条件，并分析了须具备这些条件的理由。认定只有满足了这几项条件，才说得上“智浑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而最根本的，是归结到要有“忠义血性”。对此，曾国藩一再强调。当操办有关事务的人员，以“不苟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的选将主张与他商议时，他在表示认可的同时，又特别作嘱，说“以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辄，终不能行一步也”。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只能是像他们这样的读书明理之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忠义血性，才可能成为文经武纬之才，才可以“治民”、“治兵”，才有望摆脱八旗、绿营将官的种种弊习。至于士人本来不懂兵事，这并不是曾国藩所特别顾虑的。他自己在这方面不也是从头学起吗？江忠源、罗泽南、王鑫等人岂不都是如此？当然，带勇之人也有不同的层次，在选置上曾国藩自然也会取其所宜，灵活把握，在基本原则上则一以贯之，保障了其将领的基本特色，即军官中的大多数人系“士人”出身。

至于对勇员要从“山农”中选募，显然是要利用这等人的身体健壮而性情憨朴、好蒙蔽驱使为之卖命。从湘军编练伊始，即有对“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摈弃不用”的要求。曾国藩特别强调，若所招兵勇中一旦发现“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必须“严汰”。到后来改定营规时，他更是根据多年即行的惯例，把兵勇的“募格”明确规定为：“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其立意，从当年曾国藩对新募湘勇的“晓谕”之辞，也可有助于进一步揣摩：

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的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拼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可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况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保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

——这样的文字，并不是译作白话引录，而是原本如此。曾国藩用如此浅俗的语言来讲解这般“道理”，岂不是典型地针对他们心目中的蚩蚩“山农”的吗？将这样的人招作勇员才便于“带勇之人”的欺骗和利用呀！

湘军选将募勇的特点不仅仅在其人员的素质条件要求上，还在于所建立的将与将、兵与兵、将与兵之间的关系上。以湘籍人士为主体的将领（也包括幕府要员）层人物，一般并不是到从戎后才偶然遇合，而早先读书修业时即多相识相知，声气相通，有志同道合的基础，甚至不乏具有师生、密友、姻亲等各种特殊关系者。而投笔从戎的选择，也多与在前有关系上的相互荐引有直接关联。从官弁的选置看，基本上是自上而下逐级由个人识用的，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私人隶属关系。湘军军官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网络，是由清朝国家选置将领的“经制军”中所不可能具备的。兵勇的来源，也往往相对集中于湘省的某些县份，这于“山农”要求的地理条件自然有关。而同乡同里者又往往相对集中于同一营、哨。湘军兵勇地域来源上的相对集中，从人为因素看，除应招时他们的连带因素外，招募者也有意利用其同乡间便于团结协同的好处。如招募水勇（水师亦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曾国藩即明确指示：“水手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尽管实际上水勇也未能清一色地仅用湘乡人，但曾国藩本要取之于湘乡一地的用意说的已很明白。在军官与兵勇的关系上，因为兵勇直接为带领他们的军官所招，也就有了所谓“兵为将有”的“私属性”，兵勇一般只直接听命于他所隶属的官弁，若一旦该官发生或死或散的变故，属下的营伍往往要遣散重招或由兵勇自愿认可新官，等于改换门庭。或谓“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按：‘完好’意）”，像这种情况在当时清朝国家“经制军”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再看其营制、饷章方面。

因为湘军的编练是先从陆营开始，其营制也是由陆营奠基的。“营”，一直是湘军最基本的固定单位。首先是一营的人数，最初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

曾国藩尝忆述，他“于咸丰二年冬，奉旨办团”时，在省训练的三营湘勇为“一千零八十人”。直到咸丰三年九月，他仍言一营三百六十人符其营制。到咸丰三年冬，曾国藩屡有改为五百人之议，但开始明确说是包括“长夫”在内。如他在咸丰三年十月底给骆秉章的信中说：“湘军营制，加以长夫百四十人，即为五百人”。而到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出征的前夕，他给塔齐布的信中就明确说：“新定营制，五百人一营，每营四哨，每哨八队，火器占半，刀矛占半，所带各营皆如此……以五百人为一营，外招长夫一百八十人。”显然，各营五百人中已经皆不包括长夫。

那么，何谓“长夫”？它在湘军中是怎样一种角色呢？长夫不是战兵，但也作为部队中的特类成员，负担随军的运输和扎营后的筑墙挖濠之类的任务。专设“长夫”，这是曾国藩编练湘军的一个创造，能够保证军中的后勤和工程事项及时有序地进行，避免了临时征用民佚既扰民又无工效保障的弊端，并且能够让战兵摆脱若干杂务的干扰，更利于其集中体力和心思投入作战。可见，长夫在湘军中绝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闲杂”人员，最后确定其属于一营五百人以外的专类配置，似更利于它与“战兵”相对独立、各专其责而能相互协同配合。这不失为湘军提高综合作战能力在营制方面的一项重要保障。

其“营”下分“哨”、“哨”下分“队”的基本建制框架，以及使用冷、热兵器的队数各占一半的配置原则，在其军正式出征前夕确定下来以后，多年间也大致未变（只是在一些具体环节上或有微调）。到咸丰九年（1859年），曾部湘军制定出更为详明的《营制》，也是规定营官亲兵之外一营分四哨，每哨分八队，其中使热兵器抬枪、小枪者各两队，共四队，使冷兵器刀矛者四队；营官亲兵营六队，使属于热兵器劈山炮者两队、小枪者一队，共三队，使属于冷兵器刀矛者三队；也是规定每营五百人之外另用长夫一百八十人。至于营官以下的官弁设置，每哨设哨官和哨长各一名，队的头目则称“什长”，这也是前后因袭，没有什么变化。

湘军水师仿照陆营，也是以五百人为一营，前已述及其营下亦设哨。但水师是以船只为依托的，这与陆营明显不同。其船只类型亦有多种，自然需要因船配人，具体情况不再评述。另外，湘军在出征数年后也建立起马队，成为与陆营、水师并列的另一部类，但在湘军成军之初尚无。还需要说明，这里述及的只是曾部湘军的情况，其他别支湘军在营制方面或有所异，但大旨相仿。

曾国藩对湘军营制的明确和统一是非常重视的，他曾这样说：“以逆贼杨秀清，不过闾里一偷儿，其羽党亦皆乌合啸聚；而其官职、营制，人数之多少，旗帜之分寸，号令之森严，尚刊定章程，坚不可改，况吾党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而可参差错乱，彼立一帜，此更一制，不克整齐而划一之哉？”他在丑化太平天国一方的同时，却又拿它的营制说事儿，作为湘军方面必须整齐划一的论据。由此也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备营制的摸索，而一旦确定了认为合适的方案，便不轻易更改，更不容忍变异。

湘军的薪饷也有相对固定的规制，其饷额明显高于绿营，这不啻曾国藩挂出的一钩让人眼馋口热的诱饵。官弁们再有“忠义血性”，也不会真的达到泯灭利欲、不计报酬的境界，做兵勇的山民再憨，不是为“吃粮”和养家也不会应招入伍。湘军的饷额标准，陆营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另外还有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听其酌用，必要的开销之外一般当有节约归己的部分；哨官则每日给银三钱，哨长两钱，什长一钱六分；亲兵每日一钱五分，正勇一钱四分，长夫一钱。算来，薪饷最低的长夫每月饷额也达三两。而“一名绿营士兵每月收入只有几钱银子”。根据有关资料，19世纪50年代每石米的平均价格为0.59两银，这样湘军长夫每月三两银可买五石多米，如此的薪饷水平，维持三四口人之家的生计当无问题。而正勇的薪饷几乎相当长夫的一倍半，哨官则是其三倍，营官仅个人薪饷即为其大约十七倍，若再加上办公费下的剩余则有可能多达几十倍。而作为“统领”的高级将官，除自带一营的薪水、公费及夫价各项银之外，凡统之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银百两；统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银二百两；统至万人以上者，每月加银三百两。这还只是饷章规定的明面上的收入，贪婪者靠侵蚀下属特别是借作战抢掠而中饱私囊，更是一个无底的黑洞。若真的仅按章取酬，那可真算是廉之又廉者。知情者说在湘军，“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人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的饷额虽然较高，但他不同于八旗、绿营兵那样由国家供饷，而是要自行筹集，没有很稳定的保障，不过开始阶段一般能够按月足额发饷，后来折扣现发而记留部分待后结算的事情多有，这甚至成了有意使用的一种手段。如有说：“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初无折扣”，后来则对“久征远战之勇，月计食用若干，到期按发，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之饷，酌复川资，别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利三焉：营哨员弁不能私侵暗食，一也；勇不能任意开销，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

还需要注意它的训练方面。

曾国藩创建和发展湘军，重视训练自在情理之中，并且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在这方面曾有一番总结性的话语，是把“训”和“练”分别开来论说的：

训有两端：一日训营规，二日训家规。练有两端：一曰练技艺，二日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抵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可知，曾国藩所谓“训”的内容，既包括思想教育，又包括军事纪律和日常活动事项方面的训导，并且把“家规”字眼引进其中，把官弁与兵勇，比作父兄与子弟的关系。曾国藩曾明确说是“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这与其说是渲染亲近的意味，不如说是移植礼教的约束。曾国藩自操办团练伊始，即对“训”的有关各事特别着意，有谓“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之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说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他当时不但把此法施之于自己的队伍，而且还要兼用于绿营，绿营官兵多不想受其制约，要保持门户上的独立，故而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而曾国藩自己队伍中的各项“训”事，无疑是坚持下来的，并且愈发严格，以至于列入营规专条。如关于其“日夜常课”事项，规定各哨每日夜站墙子（按：“墙子”指所筑营墙）、点名、看操各两次，皆有定时；全营则不定期地点名、看操，大约每月四五次；夜间轮流每更有一二成队站墙、唱更（或暗传令箭而不唱）。至于思想教育，除了专门的训练之外，更是随时随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其界定在“技艺”、“阵法”内容的所谓“练”，就“技艺”而言，一方面是练跑、跳、爬高、手掷、脚踹等身体技能，曾国藩曾这样要求：“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另一方面是练习拳、棒、刀、矛、钯、叉和火器使用的功夫。关于阵法，曾国藩认为，“阵法原无一定”，“但将多人以御寇，断不可无阵法”，强调“以一队言之，则以鸳鸯、三才二阵为要。以一营言之，则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四者断不可缺一”。他又说，“总以《握奇经》之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极善。兹以五百人，定为四面相应阵”。并将相关阵法绘刻颁示，传令：“凡各阵法之根本，各营均须遵照。”他所说的这些阵法，自然大致上还是借鉴利用前已有之者，譬如他所特别看重的鸳鸯阵、三才阵，就明言是取之戚氏即戚继光者。当然，曾国藩湘军这时演练起来，不会完全拘泥于旧有程式，而自当酌情灵活变通，因为战阵是最忌讳生搬硬套、胶柱鼓瑟的，一切需要从实际出发。

从上述这些事项可以看出，在曾国藩手下打造出来的，已经是一支有其特定规制和素质条件，并负有外出作战使命的一支军队。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团勇，又有异于清朝经制军，是移花接木“魔术”手段下的产物。它生必适时，成又非易。打造者为之费尽心力，自然巴不得早日见其实战成效，但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又决不会将它轻于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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