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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移花接木”的魔术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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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述,这里还要看曾国藩应命举办团练期间巧创湘军的作为。他所练成的该军既迥异于传统的团练,也大不同于当时清朝国家的“经制兵”,开启了晚清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军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基于曾国藩在特定条件下,成功地玩了一场移花接木的魔术。

曾国藩虽然受命的是帮同巡抚办理团练的任务,“团练大臣”的旗号他不能抛弃,但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对以传统团练应对现实“贼情匪患”的作用,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在他受命出山任团练大臣后的第一个奏折中,虽然不能不说一句“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的应景话,但紧接着就强调了按常规举办团练的巨大难题和易于形成的流弊。稍后,他在给张亮基的信中更明言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弦,框怯四窜,难可遽镇也。那么,对官兵呢?曾国藩更是深知其流弊之大,积重难返,他在上奏中对此有淋漓尽致的指陈:

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重,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

虽说曾国藩对绿营官兵不无染指改造之心,但事实证明此路他没有走通。既然单纯举办传统团练不行,而官兵弊情又重,那么曾国藩就要另辟蹊径了。他在这次上奏中明确表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正是基于这样的立意,他所谓“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至于训练章程,则系“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事情人们自当熟悉,而傅鼐则是乾隆、嘉庆之际人,曾在湘西编练武装,镇压苗民起事,官至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曾国藩特别提出要仿照他们的成法练兵,也是表明他不想胶着于通常的团练,并且,所编练的军队自然也不能等同于官兵。从这种种迹象看,曾国藩从名义上应办团练伊始,就没有货真价实地履行“本职”,压根儿就没想当个团练头子,而是志在改弦更张地“练兵”。

当然,像上一节述及的,他传令绿营兵与他的营伍一同会操,似乎是要顺便加强对当地官兵的训练,这也是一种“练兵”。然而,不但因绿营方面的抵制,事实上未能很行得通,而且在曾国藩本意里,恐怕也没有对真的能改造官兵抱有多大希望,此举的要旨,更在借以树立与强化自己的权威,可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曾国藩也明白,只有借团练大臣的身份,才能编练属于自己掌控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当时严格说来,是“勇”而不是“兵”。

那么,“兵”与“勇”的区别何在?所谓“兵”,是指“官兵”,清朝国家的经制兵。它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大类别。八旗兵共二十余万人,平时以十余万驻京师,又以十余万分驻全国战略要地。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分属各省,全国共有六十万人左右。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地位和待遇上有明显差异,自然是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其具体制度和职能上也有明显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国家的常备军、正规军。就绿营而言,虽然是各省的“地方军”,但最终仍属国家的统编规制,其官与兵的设置,各地兵数的多寡及马、步兵种的比例等,皆为国家所定。“勇”则是因有战事而“兵”不敷用,所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力量,待战事完结或不再需要,便予解散,不能常留。自清朝前期,便有这种旋成旋散的勇营。

曾国藩正是借办团练之名而练勇营,并且使其勇营的地位和作用较以往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与国家经制兵比肩而立乃至逐步胜出甚至取而代之的发展趋势。事之伊始,关键在于曾国藩巧妙地解释和利用“团练”与“勇营”的某种相通性,使之移花接木,做得自然天成。

团练,一般而言,就是用于地方治安和自卫的乡间武装。当时清廷对各省举办团练的原则,是这样指示的:“或筑寨竣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溢,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可见,充其量是地方民兵的性质,它和战时作为国家经制兵辅助的勇营显然有着区别,但也有着属武装组织的类同之处。在曾国藩,不是把团练作为一体一事,而是别有用心地拆解开来解释,他这样说:“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他又从因地制宜的角度论说,并且每每向人这样宣传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团。还曾特别表白,说他此次是“重在团,不重在练”。即使这不是他有意以“团”掩“练”的宣传策略,也是着眼于当时防范和査治乡间土匪的特定需要而言。在他看来,“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而兴办“练”事,尤要多敛钱财,民不能堪,经手者又不免染指勒索,更会重累于民。鉴于此,所以曾国藩不无为节省民财而办“团”防治匪患的真实想法,因有“我不能有利于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之说。他最初也确实尝试发动基层绅耆操办本地“团”事,“每县择绅耆五十人”,将与他们联络的书信派“专丁送门”,进行晓谕布置。但总的看来,曾国藩真正的着力点,到底还是很显然地放到了“练勇”上,并且最终成就了一支颇具特色军队。

当然,在这方面,曾国藩也并非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出任团练大臣之际,湖南的团练尽管有些地方也存在虚应故事的明显弊情,但毕竟有了一定实际基础,有些州县办得较有成效,甚至形成“练勇”的营伍。像常宁,在县城设局统理全县团练,四乡共设三十二团,“有警每团十人入城守,有急则倍之”;蓝山在团练的基础上建立起号曰“蓝勇”的县级武装,原有团练“亦编为伍籍,期会操演”。此外,像宝庆、浏阳、辰州等地的团练也办得较好。特别是曾国藩家所在的湘乡,县上对团练操办得尤为得力,早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前,曾国藩的父亲和其他一些有名的乡绅就应邀参与其事,镇压过当地因漕抗官的民变和起事的所谓“会匪”。继而随着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形势的愈发吃紧,该县组织起“乡勇”武装。它与分布于四乡的团丁不同,系由官府出资、集中于县城进行训练;不但维护本地治安,而且准备赴援外地,巳经具有了“勇营”的性质。

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后,他练勇所罗致的最初班底,就是先已存在的本县乡勇。时有三营,分别有罗泽南、王鑫、邹寿璋(或说非邹氏,这里依曾国藩本人之说)率领,在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札调下,于咸丰二年末到省城长沙。当然,曾国藩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接过袭用,而是酌情整顿,逐步汰旧增新。并且,所留营伍中,也不断有分化变动。其具体情况稍后再述。

此外,湖南还曾有比湘乡练勇更为正规的勇营出现,就是前边提及的由江忠源所操办者。江忠源顶着舆论压力墨绖出山后,到广西前敌军营任事。他让弟弟江忠濬募集起以前用过的乡勇五百人带往广西随军作战,号称“楚勇”。其后,江忠源一度回籍养病,在太平军围攻桂林之际,他“力疾起,出私财增募千人”,招同邑友人兼有姻亲关系的刘长佑相助,“倍道赴援”。太平军自桂林撤围北上,“楚勇”随“官军”一路尾追,曾参加全州之役,继而回到湖南。曾国藩出山任团练大臣之后,不论是镇压“土匪”所用,还是编练勇营之事,都与江氏“楚勇”密切关联。像咸丰三年春间到衡山等地“剿匪”,除了王鑫等率领的“湘勇”外,也有刘长佑等率领的“楚勇”。“楚勇”最先的出省作战之举,对于曾国藩新练勇营很快不拘湘地、跨省大范围地运动作战,也具有先例可鉴的意义。

曾国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借办团练之名,行移花接木地行编练湘军之实。鉴于曾国藩练勇的情况,王闾运在《湘军志》中说,当时“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所谓“以乡人副巡抚”,即指曾国藩在去官丁忧之时,受命“帮”巡抚办团练的名义;而说湘军由此“萌芽”,自然也符合实际,似无不妥。但有人对王闾运此说不以为然。像郭嵩焘即说,曾国藩任团练大臣后,“具奏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近人罗尔纲先生认同郭说,觉得王闾运“对事实不免有点弄不清楚”。仔细想来,郭嵩焘和其他有关人物当时恶评《湘军志》,主要是因为在此书中叙事兼用直笔,对曾氏兄弟不尽回护。《湘军志》全书中,叙事虽难免有欠妥甚至错谬之处,但郭氏对它“湘军萌芽”说的指误,就不免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了。其实萌芽说与湘军正式成之曾国藩之手不但不矛盾,而且更能统一起来吻合实情。新建一支军队,自然要有一个从酝酿发端到正式成军的过程,何况曾国藩湘军具有起源于团勇的特殊性,当然更要有一个渐而化之的改制过渡。后来成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说,此期曾国藩办戎务“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评议的显然就是这种改制过渡。

在这过渡中间,非常醒目的一点就是所练武装出省作战的逐步“使命化”。

自卫乡里或是被遣派随地作战,这是团勇与正式军队的重要区别之一。如果说招勇出省作战有江忠源开例在先,那么,曾国藩应命团练大臣后操办团勇,也很快有了一次派出增援外省的军事行动,并且规模更大,事情更为典型。或言“湘军援邻省自此始”,即把它看成出省作战的正式开端。事情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夏秋之交。当时受命帮办江南军务的江忠源,应江西巡抚之请助守南昌,因所带兵勇不足,请求家乡省份增援。曾国藩与江忠源具有同党之谊。就投身镇压太平天国而言,江氏“出道”更早,但这时他孤悬外省,兵力单薄,向桑梓同道求援,自在情理之中。曾国藩积极应和,他与巡抚骆秉章商定,派湖南团勇三千六百人,分路赴援。结果,在七月下旬的作战当中,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及兵勇八十多人战死,遭到挫败。而死难的人中,多为湘乡籍者。

战事的失利,部属的死难,当然使曾国藩感到忧伤,但他同时也为之感到振奋。因为从未经充分训练即仓促出援外省的勇营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与官兵的明显不同。在曾国藩看来,近日的官兵已“孱抵”到极点,普遍嫉妒成性,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往往此营被敌人围杀,生死呼吸之际,而彼营袖手旁观,哆口微笑,没有能借助声势以相援应救助者。而此番派出的勇营,虽然缺少作战经验,也暴露出其他一些弊端,但毕竟比官兵团结和敢战,赢得了较好名声。使曾国藩更感到可慰的是,数十人死难,不但没有使得队伍胆怯畏避,反而激起了许多人复仇的义愤,所谓“务期一心一德,生死相顾”,“联吾同仇之义士,以破逆贼之死党”。像罗泽南,此次战死之人中多系其弟子,他与部属具有“同仇敌忾”之心自不待言。而未赴江西前线的王鑫,亦坚意“率湘中弟子,长驱杀贼,以报谢、易诸友之仇,而纾国家累年之难”。曾国藩因势利导,借以加强教化,策划于湘乡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死难官弁勇卒,所谓“以慰死者果毅之魂,而作生者忠奋之气”。出援江西的军事行动,不但张扬了曾国藩编练勇营的声名,而且炫示了其勇营比官兵的可用性。

事情并没有就此而止。因为出援湘勇的战败,江忠源所面临的燃眉之急并未得解脱,窘急之下,他寄望于落实此前关于“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的奏请。曾国藩对此则大持异议,急切地劝阻调用官兵。他于八月底致函江氏,直言“添兵六千”,“不如概行添勇”,理由是,一则兵勇混用,会两相“嫉妒不和”,再则统兵镇将“其势不能相下”,而“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之人,终恐不能一出死力。总之,是说官军兵将皆靠不住。曾国藩承诺,在前已办齐发往的三千勇众的基础上,打算“再募勇六千,合成万人”,概交江氏使用,“为扫荡澄清之具”。随后,他又向骆秉章等有关人员,屡申此意。

江忠源也巴不得这件事情早见成局。正是在此事筹议之际,江氏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湘系基干人物当中,他算是第一个被授予这等官职者,似乎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当时清朝安徽这个省份,是遭受太平军攻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不但其原省城安庆失陷,而且新作省会的重镇庐州(今合肥)形势上也日见吃紧,省境成连片糜烂之势。在这种情势下清廷授江忠源安徽巡抚之职,与其说是重用,不如说更在于万般无奈之下的督责。江忠源手下缺兵少将,无法独立地应付局面,被驱迫得行踪难定。受命安徽巡抚之职的时候,他“新自江西援湖北”,闻授皖抚之命后遂又“力疾趋庐州”,处此境况中,他未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有关人员相商,便率尔“以曾国藩练军六千助剿”出奏。由此更可见他窘急之中渴待援助的情状。

曾国藩对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可谓亦喜亦忧。他说:“默数平生之交旧,环顾天下之贤豪,惟此君尚有讨贼之志,又勋名日著,亦渐为人所信仰”,“岷老超擢皖抚,是近日耳中一大快事”!这显然是其喜悦的流露。而其所忧者,更是言之切切:

惟庐州新立之省(按:指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后清方以庐州为暂时省会),无兵无饷;江南、江北各郡,皆逆舟往来必经之地,此防彼窜,疲于奔命。且素日贯(惯)用之楚勇,又溃去十分之七,而骨肉至交……又皆远莫之助。以单独之身,处积疲之区,吾不知岷老从何下手也。

也正是顾虑及此,他自不能冷眼旁观,而想助一臂之力,表示“欲练两三千人,远致皖中”,“添其羽翼,则澄清之望,庶几可期”。

但是,当曾国藩闻知江忠源把由其代练六千兵勇之说自行向清廷上奏时,却颇感其唐突失策,为之忧急万分。他在十月下旬致骆秉章的一封信中说,“募勇六千”的计划,我是本想经“大加训练”之后,使之“旌旗一色,万众一心,机械一新,号令一律”,“而后破釜沉舟,长驱东下”,但这一切还未来得及做,江氏便率尔上奏朝廷,以“一日未能训练”的队伍仓促“驱之向敌”,“大失国藩之本意”。次日夜间,曾国藩又追发一信,说自己不敢因为江氏的一奏,就遽尔“滥收杂蓄,以充数而塞责”。他以“带勇六千之说,口粮实不易办”为由,要骆秉章对湖南新添之勇,“饬令大加裁汰,止酌留一二营”。应该说,“口粮”之事有困难,是其考虑的真实原因之一,但这恐怕并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从前述情况看,曾国藩所言为江忠源所练之兵,有时说六千,有时又说三千,并无一个定数,并且只是在一个小范围的适当人员间议及,远说不上形诸既定不移的明确方案。并且,这种在一定范围内表白的意向,也不是能立马落实的事情,而要有一个为时不能太促的起码准备过程,要有曾国藩自己认可的必要条件。他在写给江忠源之弟江忠溶的信中,在说明了“募勇六千之议”的缘起和根由之后,解释此事不能遽成的原因时即说:

募勇之举,自不可缓。惟勇不难于募,而难于练;不难于招六千之勇,而难于求带勇之人;不难于发起行一月之粮,而难于军装、器械一概不用寻常窳败之件,而别制坚致可恃之物……如“勤操练”、“精器械”两条,断非仓促所能办……练卒、制器尚需时日,未可咄嗟兴此大举。

曾国藩所说靠自己练勇来支持江忠源,首先是要化解江氏饥不择食地欲用官兵的心结,至于最终怎样落实以勇增援之事,要取决于曾国藩内心所把握的尺度。归根到底,增援江氏只能是曾国藩练勇底成前提下的一种派生行为,而不是其目的本身。由此看来,曾氏的为江忠源“代练”之说,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为自己练勇巧妙借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由头。

既定的事实是,江忠源并没有真能从曾国藩手下接到所期望规模的“代练”兵勇,他自鄂赴皖时只带了千人匆匆冒雨而行,而途中又多染病者,江忠源自己也患病而“惫甚”。到十二月间,他就在守卫庐州的战事中死去。当然,出自对其敬佩同情者笔下的记述,是极力张扬其“壮烈”的。如有说他最后“知事不济,掣佩刀自刎”,被左右夺住,一仆从背起他逃生,他则猛咬仆从的肩膀和耳朵,致其鲜血淋漓,大受创伤,只得将他放下,他坚持“转战至水关桥之古塘,被七创,奋投桥下死之”。无论情节如何悲壮,反正他此番丧了性命,这一任安徽巡抚,徒有其名,连一天真正开府施政的日子也没有过过。不过,其人的最终结局,倒应验了昔年曾国藩初见江忠源时的“占辞”。

据说,曾国藩喜相术,他居都期间,“以举人留京师的江忠源”前往拜访,待告别,曾国藩“目送之”,既而日:“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而当时天下承平日久,最终果真应验。后来湘籍名人左宗棠为江氏作“行状”,正经八百地记入其事,感叹曾国藩“名能知人”,“有不可测者”。不管是巧合还是源自他人的附会之说,反正关于曾国藩看相“灵验”的传闻不止此一则,还有诸多事例。甚至后世有人将古时相书《冰鉴》托名为曾国藩所作印行。至于现今仍有人以曾国藩遗著的名目印行该书,或是不辨真伪,或是为牟利故意认假为真,无论如何,当然也是基于曾国藩会相术而“尤善相士”的传名。尽管《冰鉴》非其所作,但曾氏还是真的留下了一些有关相术的言说,譬如他曾作“看相诀”,并在多年后饶有兴致地回顾起来记于日记当中:“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这算是穿插的一个小小花絮吧,还是归结到原来的话题。江忠源一死,曾国藩的练勇更名正言顺地是自练自统,没有了为人“代练”的名头,而仍然要被征调作战的使用目标也更明确无疑了。由于江忠源生前有关上奏,使得清廷对曾国藩练勇的事情愈发关注,把它视为与太平天国斗杀的棋局上一粒可用的棋子,甚至屡屡督迫其拔营出征,使这支“练勇”外出作战俨然成为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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