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域名 https://wap.sunsilu.com xs小说 silu丝路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二日,对曾家来说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就是这天,曾国藩接到“江西主考官,着曾国藩去”的谕旨。寥寥十个字,却让他遂了一大心愿。屈指算来,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离乡算起,到这时已有十四个年头(实际居京时间为十二年半),曾国藩一直没能回去。虽说他也时有借故归隐心思的流露,但真实做来又岂是他能下得了决心的?倒是谋取相宜省份的一个乡试考官的差使,既能捞得一笔外快贴补解困,又能在完差之后的返程中顺便回乡省亲,这样一举两得,更为可行之计。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至少已盘桓四五个年头之久。若是实现不了,他发誓最晚待到甲寅(咸丰四年,1854年)母亲七十寿辰那年,便定要“具折告养,虽负债累万,归无储粟”,“亦断断不顾矣”。现在这道恩旨一下,就不用走那步绝棋了。
于是,曾国藩除按照惯例上了奉差谢恩折,又特附一专片,请求赐予完差之后二十天的省亲假期,也顺利地得到恩准。曾国藩自然高兴,匆匆收拾行装,当月二十四日便驰驿出都,奔上了南下的路程。一路上,观光自然,体察人文,在旅店歇息下来,和随行人员谈天说地,与来访的当地官员讲论政情民俗,有时遇上投机的故友,竟彻夜长谈不眠,显出精神和心境格外的好。
然而,曾国藩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母亲去世的偌大变故,恰在他接奉派充试差之旨的那天已经发生。是他在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县境内小池驿地方,才由匆匆赶来的信使报知的。闻此噩耗曾国藩不能不顿时感到犹如五雷轰顶,又悲又惊。大喜与大悲之事就这样发生于同一天里,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老天有意的安排?苦思苦盼多少个日日夜夜,本想不日就能回到故乡,见到双亲,怎么竟生此变故?曾母这年六十八岁,又非久病羸弱之躯。
无论如何,官差是不能去完了,要立即改道奔丧。妻儿还在京城,对那里的事情也得有个安排,于是,赶紧给年仅十四岁的儿子纪泽写了信。对自己的行程他也细加盘算:从小驰驿向西南行二百来里便可转长江水路到武昌,这段水路大约五六百里,从武昌到长沙先水后旱不过千里之路,从当下算至多二十几天就能赶到家了。可是,路上要遇上“粤匪”怎么办?想到这里,他的心头必定会猛地一沉,悲思中又涌上一股仇恨的冷流。在他出京之前,就听到了“粤匪”进入湖南的消息,若他们继续北上,极有可能阻隔自己的回乡之路啊!
八月十二日,曾国藩赶到了武昌。听到湖南方面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匪情”正急。当时太平军正在围攻省城长沙,四周的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他只好在武昌暂住下来。可以想见,曾国藩会是多么焦灼难耐,他只在这里住了两夜,便决然启程南下。先到岳州,避走长沙,转经湘阴、宁乡,终于在二十三日踏进了家门。
哭天抢地,哀痛万分是十分自然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就有“痛哭吾母”之言,一个“痛”字,全都有了。先把母亲的棺柩厝置,待后再正式营葬。有关事宜办得顺当而“整齐”。说是本不想铺张的,“一切皆从俭约”,连“县城各官一概不请”,但借端主动前来联络攀结的想必不会少的,发引次日宴客,“八人一席,共二百六十余席”,算来达二千多人,单“至亲契友”能有这么多吗?曾国藩自己倒有这般真实心意:既然在家居丧,就要“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习气”。他身边不留一个仆人,随行而来的全都打发回北京。
人去矣,曾国藩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却久久萦绕心中。说来,曾国藩的母亲,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但也正像每一个平常的女人一样,都可能有各人的“不平常”经历。
她是湘乡兴让八都道常恬地方江氏的女儿。据说,江氏祖茔在仙人山,相传地仙示知,此山仙人乃处女,谁家葬得了九代要“洗女”(指把女婴溺死或以其他方式弄死),不然不发本家而只发女儿婆家。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后,父亲将她丢在床下,当时正在十一月的寒冬天气,是想把她冻死。不想过了大半夜,女婴仍然活着。父亲又端起一片石磨去压,突然女孩哇地一声大哭,惊得父亲手中的石磨滑落,没压上孩子,反砸了自己的脚。父亲心软了,把这条小生命留了下来。可怜她从一落胎就差点丧掉性命,但终归存活,因此从小落了个“怜妹子”称号。
这虽然是传说,但有人经查考江氏祖谱,也找到了“可信”的迹象:江氏原籍江西,明朝天启年间迁湘后,的确是以湘乡二十都上山田冲仙人山为茔地。到曾国藩外祖父辈上,六传共有二十八男,却无一个女孩。查考者推断:“这不可能一个女孩都未生,只能是生下来后都‘洗’了。”并且也真奇怪,江氏多少代偌多男人中,没有一个做官发迹的,唯独这第一个女儿嫁到曾家,由其丈夫将曾家门户一下子发达到了天上。故江氏族人说,曾家的好运是占了江氏的风水,并还曾有人这样赌气:“我们的江氏祖先不发江家发曾家,要把他挖了。”
这种风水之说今天看来纯属迷信,在当年却是信从很盛的事情。连曾国藩不论是对阳宅还是阴宅也都很讲究风水的(俟后详论)。至于他的母亲出生时差点被生父弄死,今天听来也残酷得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洗女”成风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稀罕。
有幸活下来的“怜妹子”不但出落得端庄秀丽,而且勤劳节俭,很受邻里夸赞。江家与曾家常有交往,很顺当成了这门亲事,曾麟书十八岁那年完婚,妻子则大他五岁。她恪守夫家家规祖训,勤俭有加,孝敬长上更是殷勤备至。公公晚年长期卧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陪护,从不懈怠。在一个上有姑翁下育多子的大家庭里,一切家务做得井井有条,是一个出色的好内勤。作为一个平凡的母亲,让儿辈体察其伟大的也许正是这等日常琐事。在她去世多年后改葬墓地,曾国藩撰写先考先妣墓,关于母亲之事,这样记述:
江太夫人为湘乡处士沛霖公女,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僖爨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谐语以解劬苦。
看来,曾母算得上旧日那种孝媳、贤妻、良母、勤妇型的人。“善忍”对这种妇女来说似乎是一种必备的性情。曾国藩把这也看作是值得效法的美德,后来尝对诸弟言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她的这类事情自然都算不得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能创造惊天动地大业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平常”的母亲所生?这个一辈子没有走出山坳的母亲,不就生了像曾国藩这样的不仅“光大家门”,而且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儿子?也正因为曾国藩是这样的人物,他果真能安安稳稳地在家守制尽孝吗?
就在其母殡葬前后,湖南省城长沙的战事也正紧张。到这个时候,距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已经一年又十来个月。其间,太平军经过在广西境内大约一年半的战斗历程(全州之役中南王冯云山身负重伤,不日牺牲),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间进入湖南,攻克道州,并在那里进行了军队的整顿和较大规模的扩充,增员达五六万人之多。这固然是由于太平天国方面的工作得力,显而易见也说明当地人民的反清积极性高涨。同时,太平天国方面也进行了战略目标上的建设性讨论,确定了由东王杨秀清提出的继续北进,“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方针。七月初,太平军攻克郴州,随即由西王萧朝贵率小股部队先行北上攻取长沙。这个时候,防守长沙的清军力量比较薄弱,但攻城太平军兵力更形单薄,战斗中,萧朝贵不幸中炮,身负重伤,旋即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此噩耗,遂统主力部队由郴州驻地急进增援,于八月底抵达长沙城下。
此间,清军已经乘机调援,加强了防守力量,也加固了工事。太平军将士怀着为西王复仇的决心,与守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面对坚城高垒,他们采取开挖地道、藏雷埋药轰炸的办法,果真几次轰开缺口。清军也千方百计地防堵御守。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每日在城里以酒肉糕饼犒赏其军,并大造舆论蒙骗民众参加防守。据清方人员记载:“城中人人自奋,少壮持矛,老弱传餐,夜张灯坐门,备间谍。每贼薄城,守陴者呼,市民皆大呼,声动湘水。”无论如何,太平军确实遇到了对方的有效抵抗,不能克城,终于觉得与敌人在一城之下如此胶着相持,并非上策,遂在十月中旬之末主动撤围,继续北上。
有关军情“匪患”的传言纷纷杂杂,离太平军所经之处并不是很远的曾国藩的家乡,也不免如此。或谓“时承平日久,骤经兵乱,人心惬怯,讹言四起”,虽战事未及之地,有不少人“亦相率挈家惊走”。曾国藩却保持着闻惊不乱的样子,他还特别以所谓“保守之方、镇静之道”来劝教乡民,专门写了《保平安歌》三首。
第一首题作《莫逃去》,有云: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第二首题作《要齐心》,有云: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两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
大家吃杯团圃圞,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
第三首题作《操武艺》,有云: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学武艺,又有声名又赚钱。
……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这位进士大员此时竟作起这等俚俗的歌谣来宣传民众,劝其保持镇静,齐心协力,习武防卫身家。看似不作危言,不唱高调,却不着痕迹地把“粤匪”暗示作民众的当然对立面,又把自己装扮成民众的保护神。曾国藩之于所谓“靖内匪”之道的“高明”,在这中间已开始显露了。这时曾氏还有意把家乡地方说成是最安全的“桃源洞”。他自己的那颗心,果真能安守在这“桃源洞”里吗?
当曾国藩在纷乱的传闻中证实了长沙业已解围的消息,心里自然感到一些庆幸。接踵而来的是“粤匪”走宁乡、下益阳、掠湘阴、陷岳州、趋武汉的一连串消息。似乎敌踪由近而远了。但这分明是他们的胜利进军,而不是本朝“官报”上说的“败窜”啊!人家的队伍正在滚雪球般地急速扩大,对王朝的“祸乱”也正在扩大而绝非削减啊!曾国藩不由得心急火燎。
此时,北京紫禁城里尽管还保持着表面的恬静,但君主和一班近臣们心中肯定也是忧急万分的。受命专门“平乱”的钦差大臣,已相继有李星沅败死,赛尚阿遭革,徐广缙新任,换来换去,都一样的不中用。那一个个将领们,也简直都是白吃干饭的东西。大清家豢养了连八旗带绿营统共不下八九十万人的“经制”兵员,怎么这时连股他们心目中的“流匪”都制不住?朝廷除了气急败坏地更师换将,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让地方上编练“民团”以为配合官兵御敌之计,便属君臣们合计出的一条本来也无甚指望的辅助性措施。而当初计议者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它竟成为曾国藩编练湘军的由头。
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了由湖南巡抚张亮基转达的咸丰帝于上个月二十九日发布的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査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那个时代,遭父母之丧称“丁忧”。按当时定制,官员遭父母丧亡,要解任回家居丧三年(称“守制”,实际期限为二十七个月)。曾国藩在家居丧,不再担任原官,故谕旨中称“前任丁忧侍郎”。所谓“帮同”云云,是指协助巡抚做有关工作,实际上是专司本省团练事宜。
曾国藩还不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团练大臣,他的前边,有在籍的前刑部尚书陈孚恩被任命为江西团练大臣,随后就是曾国藩。再往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共任命团练大臣四十多人(有的一省数人甚至十数人)。这众多的团练大臣很少有因此建立显赫“功业”的,唯独曾国藩卓然独异。当然严格说来这也并非因为他着实地办团练,不过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契机来个移花接木地组建湘军。这是稍后的事。
且说接到派办团练这道谕旨的此刻,曾国藩心里是颇为矛盾、很费斟酌的。他明白,“粤匪”虽然暂时离开了湖南,但这并不等于湘地从此就绥靖无事。不要说当地的会党、“莠民”被“煽惑”得纷纷闹事,就是“粤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马重来。再说,凭他们那个势头,夺去整个大清江山的危险都有。若是那样,桑梓之地何能独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作为多沐“皇恩”的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能仅仅考虑和挂心于桑梓一方之地呀。当然,眼下既然在籍,保卫家乡、保卫湘省,也就是为大清王朝出力分忧了。
不要说他本人,就是其家人早在几年前“粤匪”还没有揭竿而起的时候,国潢就在家乡组织过“安良会”,后来他又和父亲一起组织乡团武装,镇压那些抗粮闹事的“习民”们,维持地方治安。尽管那时他曾国藩对家人在乡里出头露面、逞强施威的做法不以为然,写信屡屡告诫,而现在想来,他们毕竟也是基于“公义”激发的一种责任感呀。在眼下的危急情况下,既然朝廷有命,自己还能不从?但又一转念,之所以出现这种越来越动乱的局面,还不是因为朝纲不振,当道无能?官员一个个内部倾轧有术,临乱平定无方。地主士绅们一个个脑满肠肥,私而忘公。自己出来办团练,免不了跟这种人物打交道,倘若事事掣肘,处处荆棘,成功无望,受过有缘,岂不是惹火烧身?
——以上这么说,绝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据曾国藩所留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其人当时心态情状的撮述和分析。除此而外,他内心还有一个最为矛盾的情结,那就是守制期间,若应命出山任事,会不会被人认为贪恋官场,遭讥惹谗?忠、孝两者,这可都是“礼”之大端,如何将此摆平?
曾国藩不是特别重视“检身”修养吗?不是极力追求“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吗?具体事情上千桩万桩,琐细的理则千条万条,最终多可归结到“礼”字上。“礼”可以说提挈众目之纲,也是曾国藩心目中最大之“理”。在曾国藩看来,“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仁能“育物”,礼可“兴邦”;“先王之礼制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要做到不坠入“奇邪”,大则“辅世长民”,小亦“循循绳矩”,就得“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这虽然是其人后来所言,但他从刻意修身养性的那一天起,事实上就是把“礼”作为最髙的修习理则和行为“轨范”的。他推重宋儒,自然并不妨碍追踪先圣。孔老夫子面对当年天下“礼崩乐坏”的局面不是极力鼓吹“克己复礼”吗?曾国藩的修身养性和内圣外王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面对他心目中现实的“礼崩乐坏”而作“克己复礼”的倡率。既然如此,那么眼下这步棋他该如何走?
他不能不想到一个现实的事例,那就是友人江忠源去年的墨绖从戎。江忠源应该算是湖南同道中最早组织武装镇压民众起事者。他先是在本邑(新宁)“练勇”,防范和镇压民众“作乱”。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雷再浩起义最终就是由他督率地方武装镇压下去的。知情者或言“湖南团练自此始”,或言“湘人以书生杀贼自忠源始”。也正是因建此“功”,江氏被授予知县,分发浙江秀水。当他在籍丁父忧之际,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方兴之时。清廷布置加紧镇压,赛尚阿任钦差大臣后,以江忠源“知兵”,疏调他赴营任事。江忠源遂募前所用“湘勇”五百人,让其弟江忠濬率领,投身到与太平军作战的行列中。因此,知情者又有云,“湘勇出境讨贼自公(指江忠源)始”。这支号称“楚勇”的队伍刚到时“敝衣槁项”的样子,不禁为“正牌军”所窃笑,但实战当中却显示出它比“正牌军”中用。全州之役中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身负重伤旋即牺牲,就是吃了这支“楚勇”的亏。
可是当时曾国藩对江忠源墨绖从戎的举动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江氏在“忧戚之中”,对调令“宜托疾以辞”,这样“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他对江忠源计不出此而是“被命即行”的表现直言相责,说是“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而你却如此“轻于一出”,则“君子大节”有亏矣,而“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曾国藩持如此态度,绝非出于嫉贤妒能之心,而是由衷地出于对友人声名的爱护。曾国藩居京时江氏亦曾到京,两人有过直接的密切交往,江忠源出京后两人也时常不断地保持联系,论学议政,交流看法,皆能推心置腹。曾国藩还曾上奏保荐过时在浙江秀水知县任上的江忠源,说他“忠义耿耿,爱民如子”,为他的擢升铺路搭桥。此时曾国藩之所以规劝和责怪他,就是因为在其心目中“守礼”而“全节”是最要紧不过的。
这道大题目眼下又轮到考测曾氏自己了,他该怎样作答?其实,在正式接到朝命以前,湘乡县成立“练局”就曾邀约曾国藩出主其事,当时他没有答应,作书解释说:他之所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一方面是因为“不可以缟素而人公门”,又不能“竟更墨绖,显干大戾”;另一方面也虑及,“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而这都不是自己所长,也没有办好的其他条件。但又表示自己“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协力保护桑梓”,说拟于母丧百日克释素缟而改墨绖之后,出行一趟,一则答谢有关人员之吊唁,二则“以明同舟共济之义”。想来,这既不纯是虚与委蛇,也并非真的决定出山任事,而是在一种矛盾心态之下,保留着再进一步斟酌和伺机行事的活便余地。无论如何,若仅在县中操持团练,恐怕是“小庙”盛不下这位“大和尚”的。而当下接到钦命,既非一般的友人和官员的敦劝可比,到省中办事局面上也非邑中可比,这样,他就不能不认认真真地筹谋一番了。
开始,他还是决定予以疏辞,恳乞终制。并且确实也缮就折稿,一边打算交由湖南巡抚张亮基转奏,同时拟将抄件随信附给在京帮助照料其家的妻弟欧阳秉铨(字牧云,是在曾国藩闻讣后安排他赴京的),嘱他转给在京的有关人员阅看,叫他们不要再推荐自己出山任事。在写给欧阳的信中,他这样解释不拟应命的理由:
弟(自称)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尚思寻地改葬,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
可见,到头来还是一则顾虑墨绖出山有悖礼制,损节遭讥;二则害怕事情棘手,办无成效。但是就在曾国藩缮就折稿和信件,正拟专人送至省城发出之时,十二月十五日这天夜里,接到张亮基派人送来的急件,得知湖北省城武昌失守,这使得他“不胜骇叹”!武昌连带汉口、汉阳,三镇地居“天下冲要”,特别是扼长江中游,是全国最大水路交通命脉上的拦腰锁钥,此处一失,数省告警。曾国藩对此危急性当然明白。而这对于太平天国方面来说,则无疑是
新域名 https://wap.sunsilu.com xs小说 silu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