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胜利。此乃其军兴以来攻克的清方第一座省城，并且又是这么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战略地位之处。本来此时太平军力量已空前壮大，又获此大胜，对敌方不但在军事上是莫大的震慑，在政治上也是沉重的打击。这岂能不牵动曾国藩的痛感神经？而同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夜，作为曾氏挚友（后来还结为亲家）的郭嵩焘，也亲自登门前来计议和劝驾。

郭嵩焘为本省湘阴人氏，他与曾国藩（连同刘蓉）为岳麓读书时同窗，彼此间非常投契，遂结莫逆。曾国藩中进士那科，是他们结伴一同赴京应考。郭嵩焘落榜后又数次往返应试，不在京之时他俩书信联系亦时常不断，在京逗留期间更是得到曾国藩的多方帮助和关照，有时就干脆在曾家伙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郭嵩焘也终于获中进士，并选庶吉士。在翰林院深造期间他丁忧回籍，到这时期限已满，鉴于形势，他暂未返京，就是要在湖南地方上帮助操办御守事宜。这不，见曾国藩迟迟不应出山，似乎最能了解其真实心思、与其人又算得上“铁哥们儿”的他，便径直投门做说客来了。

郭嵩焘也许用不着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地敦劝，在当时的局势下，曾国藩的出山已成无可推脱之事，只不过有一个这样的“说客”给砌道台阶更显自然和方便些罢了。当然，郭氏的话要显得声声破的、句句到位：你老兄不是“本有澄清天下之志”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听了郭老弟的这般劝导，曾老兄心里一定窃笑，这样的大道理我还能不懂吗？不过是要借你的嘴在这当儿说出来罢了。惯常，哪一个墨绖任事的官员，即使心里边一百个乐意，也是要借守制尽孝来忸怩一番的。曾国藩就能完全免俗吗？可以想见，即使面对郭嵩焘这样的挚友，他也可能要再推辞一番，郭嵩焘自然也会做曾麟书的工作，让身受君令的曾国藩再衔父命，这样忠孝自然就可兼而顾之了。

曾麟书是不但不会阻挠而且必然要督促儿子出山的。他对“粤西逆匪”同样是仇恨得咬牙切齿，时刻关注其动向，巴不得赶快剿灭。前不久自己就曾参与办本县团练，甚至想募勇遣援“有警”之处。本年的四月末，他写给“藩男”的信中就这样说：

粤西逆匪，其气益炽……（北来）事甚危急，人心摇动，竟有无可如何之势。予意欲招募乡勇，志切同仇，一闻永州有警，即命有才干绅士带赴衡州救援。而本县团练处处要紧，虽与众绅士认真办理，若带精壮赴衡州，又恐邻邑有土匪乘风滋扰，大约以保守近处为上策。所恃者官民一体，有勇知方。团练之举，众皆乐从。五户连结，内无匪类，外匪自然不难珍灭。然此为一县之计，而通计南省，上报皇恩，则以援救衡州为妙。

看，他一个在乡士绅，布衣而已，数月前就如此这般，大有不但为本邑而且为“南省”、为皇朝担忧、筹计的心志，而在事态更变本加厉的此时，他会甘愿让本已为皇朝高官的儿子在家守孝吗？当然不会。有友劝再衔父命的曾国藩，出山任事也就会显得情顺而自然了。“忠孝不能两全”吗？可“抒忠即为全孝”呵！这成了当下曾国藩最为需要的“理则”和“礼则”。

于是，曾国藩把拟好待发的那一辞谢疏稿毁掉，急匆匆地于当月（十二月）十七日就动身前往省城，二十一日抵达，第二天便上奏陈情，表态说“贼势猖獗如此，于大局关系匪轻，念我皇上宵旰南顾，不知若何焦灼。臣虽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同时又专附一片，声称“以墨绖而保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冠冕堂皇，既“忠”又“孝”，周到得可以。其私衷究竟如何呢？这或许更要由他以后的言行中来解读和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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