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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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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年头。以这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界标,中国史册揭开了近代的首页。

在曾国藩个人的履历中,这年也是一个有阶段性意义的界——他结束了士人生涯而正式踏入仕途之门,实现了由“士”而“仕”的转折。

当然,上述这两种宏纤迥异的界标之间并没有一点必然的联系,完全是偶然性巧合。由此回顾曾国藩走过的生活道路,显然典型地是沿着“登科入仕”的千年常轨挣扎奋斗的过程,就此而言,并没有什么超乎当时士流的十分特别之处。如果说,像他这样一个出身于充其量不过山乡小小地主之家的“寒士”,在向功名顶阶、社会显层挤占的行列中,没有任何特权优势,需要自我更加倍地努力奋斗和付出,并且,这对其人生长远而隐深的影响如果也姑置不论,只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志趣关注和心力投入的因素而言,当然会对科举之外的其他事情造成一种本能性屏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该成为其时曾国藩的生活主调。而所谓“经国济世”之图,是他人仕以后才逐步彰显出来的。鸦片战争这时的风云变幻,炮响东南海疆,在曾国藩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敏感和激切的反应(有关情况待在后面适当地方细论)。

当曾国藩带着一路风尘,于这年正月踏进尚无些许春意的京城之时,他的身份还是在进行最高层次学业深造尚未“毕业”的一个“学生”——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属当时国家设置的一个官署机构,掌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事。同时,它也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苑场所,设庶常馆选新进士中的成绩较为优秀者(最优秀的一甲三名直接授翰林院官职)入馆深造,称为“馆选”,入选者即为庶吉士。名义上是三年期满,实际上是跨三个年头,经过考试,根据成绩授予不同官职。一般来说,只要有了进士的出身,便奠定了在仕途中的优越地位,譬如可以优先被选充实缺,初任官时即有资格充当正印官(有实权的“第一把手”)等。而获选庶吉士者,就更优一等。

曾国藩这届庶吉士的“散馆”是在这年四月。屈指算来,他实际可能居馆的时间至多不过寥寥数月,可见当时的这种“馆修”在很大程度上有名无实。考试结果他列位二等第十九名,授职检讨。翰林官的位次,主官为掌印学士,要从大学士、尚书类高官中选充。属官从高到低依次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新进士中的一甲三名,头名状元直接即授修撰,第二、三名榜眼和探花直接授职编修。曾国藩被授的检讨属最末一级,为从七品。官职级别上虽说尚不及一个知县(正七品),但庶吉士留院授职,通常被认为要比除受院外官职者(如给事中、御史、主事、知县等)优秀。翰林官名位清高,与朝廷又可以有较多直接联络的机会,不失为一个有快捷选擢可能的过渡之阶。即使在末等的编修、检讨,转外任也惯以知府保送,迁调都特别受到优待。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高官显宦在很大比例上是由翰林官转擢。史籍中有言:“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诚然如此。曾国藩日后的连升超擢,也与此不无密切关系。

其人的翰林官从最低一级的检讨做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讲,此后两年相继擢侍读和侍讲学士,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结束在翰林院的任职生涯,屈指算来,他在翰林院居官整整七年。翰林官本即文事专职又相对闲散,特别在其居职的最初几年间,所理公务极少,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还是用于个人的学事修习。其学事转向和进境,也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期间。多年之后,曾国藩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历程,作有这样一个阶段性勾勒:“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其时之文……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所谓“聪明始小开”的癸巳、甲午间,即道光十三、十四年(1833、1834年)间,是他相继报捷童、乡两试之时,也就是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前后。而所谓“聪明始大开”的留馆以后,主要就是他居职翰林官期间。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学事分成了从混沌懵懂到“小聪明”再到“大聪明”的三个从低到高的阶段。这提示的实际上就是学事境界的一个进步过程。

最初一些年里,曾国藩封闭于乡间塾堂,没有什么名师髙友来指导匡辅,识见有限,志趣难高,只能囿于循声逐响地仿学八股试帖,练习截搭卜题,难及科考以外的学问。后来他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感叹“天分不甚低”的自己,“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显然是陷在一种混沌懵懂的状态。

自打领略岳麓风习,特别是见识京师文华,曾国藩在学事上始有茅塞渐开之感。其进境的第一步是不再仅仅囿于时文帖括之习,开始步入治古文词的门径。有记载说,他初次会试不售,“留京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曾国藩自己也明确说是“自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所谓“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原是指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作的散体文,相对六朝骈体而言,后则广义地相对于科举应用文体而言。在历史上,唐朝的韩愈就是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俪文体和文风的著名人物。上面引文中言及的“昌黎韩氏”,即指此人。及于有清一代,最为著名的古文流派是所谓“桐城派”。它是由安徽桐城籍人士方苞、刘大槲、姚鼐(史称“桐城三祖”),相继传承、逐步发展而形成的,尤其是姚鼐,更为集大成者。这一文派既远承唐宋古文大家之遗风,又因时而变地有自己的创新主张。虽然它自身也有拘狭的弊端,但在以“追古”之名义下对抗“时文”的死板僵化、阻滞“载道”功能方面,的确有其新鲜活泼之处。事实上,他并非仅为“文派”,且更是“学派”。在当时“海内犹尚考据之说,尊汉而黜宋”的学风下,姚氏却能够“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义理,不薄考据”。也就是说,能够将汉、宋两学在一定程度上嫁接。

至于曾国藩成为“桐城派渐趋式微后的巨子”,扯起其旁支“湘乡派”的大旗,那还是若干年后的事情,是随着他学业上的逐渐拓进,并且也是政治地位和声名的提高才达到那一地步的。初涉古文的这时,他恐怕连桐城派文论学理的要领尚不甚清晰,只不过算是借以找到了窥察时文帖括之外学术天地的一个窗口,握住了通向这个天地的一条引线。故此,他的阅读有所扩大,倾尽盘费在金陵买二十三史之事也不失为证明。然而,这时还只能说他处于一个“混沌”初开的摸索期。他在古文方面远没有能领一时风骚的造诣和影响,更谈不上有宏阔而明确的治学意旨。并且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要为跳过春闱的龙门而付出。这就是他自己所谓“聪明始小开”阶段的情境。

其人的学事境界从“小聪明”到“大聪明”的过渡,是以闯过了中进士、人翰苑的关口为醒目界标的。迷狂地追求科举成功,对当年的士子们来说固然是禁锢其智慧,磨灭其灵性,束缚其学思的事情,但这毕竟又是很少有人在可能拼搏获取的条件下,而甘心轻易放弃的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世俗目标。“小聪明”后的曾国藩自然也不甘于功败垂成,所幸他在第三次“试跳”时大功告成,这已经算是比较快捷了,有多少人为此颠踬垂老!曾国藩在春闱告捷之后,巳经不用再为科举的事情去挂心萦怀,他得以人翰馆更是有了治学的职业性条件。这对于他的学事进境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间,他在家书中言及六弟国华的闱事和学业,有过这样一番现身说法: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妙,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壹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答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靦颜也哉!

是呵,颠踬垂老不得入泮,“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者当年岂不大有人在!曾国藩若不早得科名,说不定也真会坠入这流人物当中。这个时候他能够如此开导和警戒别人,固然是基于他作为过来人,在学术境界上也确有提高条件下的一种真切体察,但同时也不免为并非设身处地情境中旁观者的一种好话好说。难怪弟弟们也并不完全买他这位翰林老兄的账,虽然既乏才情也欠刻苦,但乃弟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谋取科举功名。连饱尝追求科举艰辛的乃父,也决不同意曾国藩给弟弟们的追求科名泼洒冷水,甚至担心曾国藩的这种说教,还会贻误对后辈自小就应该着手的举业训练,给其写信特别强调:“朝廷立法数百,不易者为制艺耳。尔等亦必深鄙也。此后教纪泽读书,定要做八股。至嘱,至嘱!”其实,曾国藩自己又何尝不真正挂心弟辈乃至儿孙辈的举业呢?这从此间他嘱将子侄辈的排行,由原来的甲乙丙丁改为“甲科鼎盛”的事情上也可见一斑。当然以后直接关系其科举的诸多事实更是有力的证据。

无论如何,曾国藩自从进入翰苑之后,学事上的境界确实开始有飞跃性的提升。这在对“古文”的认识和利用方面即有醒目的表现。首先是他通过向桐城派嫡传弟子的直接讨教,开始识得该派门径。他在致友人刘蓉的信中尝言:“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所谓“此间有工古文诗者”,即当指姚鼐弟子辈人物。比曾国藩早生七十九年的姚鼐尽管高寿,但其去世之年曾国藩五龄稚童,不可能有机会向姚氏直接问业。而姚氏嫡传“高第弟子”中,当时有江苏上元(今属南京市)人氏梅曾亮(或作宗亮,字伯言)居京,曾国藩得以直接向其讨教桐城古文,他对梅氏其人也颇表推重,赠诗中有“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的称誉之句。对姚鼐,曾国藩自然钦崇有加,不啻以隔代私淑自承,尝言:“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国藩对桐城派由衷推挹和师法,但又不是一味拘泥于蹈袭成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能够推衍发挥为己所用的迹象。这从他其时的“文”、“道”关系论上即可见一斑。自宋儒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关系可以说也成为文论中的一个基本命题,桐城文派围绕这一命题的阐释也是其文论内容的基本方面之一。曾国藩即以此为主要切入点来阐释自己“古文”观要旨的。

他首先是坚持“道以统文”、“知道必文”观点的。有谓:“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尽管这样来解释文道关系不无片面和绝对化之嫌,但他无疑是要强调“道”的决定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由文窥道”的重要性,持论“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显然又是反对以道贬文。他借着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的话题,发挥说:“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远行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远行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所谓“虚车”,是对有文而不载道没有实际用处的喻体。曾国藩认为“虚车”固不可,“无车”更不行,要“载道”“传道”就必须打造“坚车”。“坚车”者何?即其所心仪之“古文”也!

曾国藩的这种看法和主张,显然不都是从桐城文派先人那里搬来的,有其在特定条件下因时因势因人而发的针对性,也是其由词章而人义理的学术根基所在。其友人以“因文以证道”来概括他的为学原则,诚不失为的论。而这种情况,又是与曾国藩在追踪桐城古文的同时,更密交理学师友,着力于程朱之学的体悟分不开,两者异曲同工,互促并进。而姚鼐的古文学术,事实上在曾国藩手下成为这中间的一种长效黏合剂。

要说在这以前,曾国藩对理学也绝非陌生。他多年致力于科举应试,时文制艺形式上的呆板僵化自不待言,而试题内容则专取四书五经,四书尤为主要。包括《论语》、《孟子》两书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的“四书”之得名,就是因朱熹将其用作教科书,并作了注解,叫做《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以四书中内容所命的试题,考生并不能随意发挥解释,必须依据被认可的注释,主要就是朱熹之注。连“五经”中《易》也主要是取程颐、朱熹对该经所作的注解。而程、朱对古代经典的传注,自然是体现其理学精神的,也可以说,注解古经是阐发其理学观点的重要途径。显然,程朱理学对于应科士子们来说,是想避也避不开的必然常修课。不只是科考一途的影响,理学(亦称宋学)也是清朝最“正统”和主要的官学之属,比作为考据学的“汉学”更为一贯地受到统治者重视,官方色彩更为浓重。对科甲人员来说,受其熏染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当然也不例外。朝考时他那篇受到皇帝特别欣赏的《顺性命之理论》(即因此将排名提前),其论旨为理学所属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居翰苑期间曾国藩的理学修习,较前有何不同呢?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以前就是为了应对科考,带有相当盲目性的话,那么现在完全没有了这一羁绊,是在比较自觉状态下有的放矢地探研和实际运用。把他引入这一门径的是唐鉴。起始还真带有几分偶然的故事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一,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曾国藩与来访的友人们吃过午饭,便邀他们一道去琉璃厂书店,这自然是他们常去的处所。这回,曾氏买了一套《朱子全集》。回到家里,先看的是其中“为学之方”的内容。看来,他是想从中寻觅治学的灵丹妙药。恐怕是没得到开卷便心中雾障立破、豁然开朗的感觉吧?及至十四日这天,尽管天阴下雨,他还是抽空去谒师请教,去的就是唐鉴之处。

唐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号镜海。他长曾国藩三十三岁,对曾氏来说,既是湖南同乡又是前辈。当时他正在京居官太常寺卿。此人“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违依”,颇负盛名,追随问学的弟子颇多,曾国藩亦在其列。

这天曾国藩向唐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氏指教说,读书“当以《朱子全书(集)》为宗”。曾氏告知他刚刚买了此书,又请教具体的读法。唐氏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接着又教以治经的方法,说是“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并举自己的例子,说他生平最喜欢读的是《易》经。唐先生又进而从学问的总体分类及其关系上来作提纲挈领的指点:“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因为提到了“经济之学”,曾国藩对此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即追问于此“宜何如审端致力”。唐氏回答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唐氏最后又告诉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这是他们师徒之间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论学,对于曾国藩可以说影响终生。以后多年间他的学术观,宏旨上都不外是在以此为依傍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其后来的发展变化稍后再论,而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曾氏对此是心悦诚服,奉为圭臬的。以《朱子全书》为“课程”,他是雷厉风行,对此书精细研读,还作语录贴于壁间,以便随时观览揣摩。治经也的确比以前专一了许多,读史显得更加细致起来,当是加进了着意体察“义理”的功夫。这些,只要翻检曾氏日记,即不难得出一个大概印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为学“三门”的论题对曾氏的影响。有必要先将姚鼐文论中最核心之说与唐鉴所说,作个比较。姚氏论曰:

余尝闻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文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

体察其意,虽然不否认“义理”的重要性,但也不以其“芜杂俚近”、零散“不文”为是,甚至有直讥朱熹辈“语录”体义理论说之弊的暗示。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考证的“繁碎缴绕”、文章的过于藻饰之弊,强调要力求能“兼长”而适中,使三者很好地配合而互济。

比较可知,唐鉴的为学“三门”之分,基本上是取自姚鼐的“三端”之分(只不过表述上有“考核”与“考证”一个字眼上的差异,其实际意思一样),从这一点上来说,唐鉴所说并非其首创。但是,在三者地位关系的阐释上,唐鉴出于其“笃宗宋儒”的立场,对“义理”一项的首要予以特别强调和突出,对“考核”和“文章”之学则表示出轻鄙不屑的态度。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曾国藩是何去何从呢?大致可以说,他始则基本依从唐氏,继而有趋近于姚氏的某些变化,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开拓创新。且看他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间在致诸弟信中的这样一番论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

显然,这基本上就是袭取唐氏之说。在同一封信中他教弟“读书之道”的内容中,所谓“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并授以“耐字诀”,即“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云云,显然也是取源和发挥自唐氏所教。再回顾前边引及的他《致刘蓉书》中论及的“文”、“道”关系说,可知其强调以“道”为指归的意蕴与唐氏的义理惟要说显然一致,因为在若辈的语境中“道”与“义理”基本上是能够对应的。实际上这一点曾国藩始终也没有游移和放弃,他一直坚持以程朱理学为其治学之宗。而其变化在于不仅仅拘守于此,以兼重考据、文章来助益对义理的研求。这一点,在曾氏通给刘蓉的信中,论“文”、“道”关系时所表露出的反对以道贬文的意思,即可见一斑。该信中又明确表示:“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可见已是毫不含糊地表态要折中宋、汉(即理学与考据学),调适道、文。与上引致诸弟书论学内容中表示出的对考据学的态度,已明显不同。此二函写于同一年间,既知那封致诸弟者系写于年初,那么致刘蓉者自当在后。这样看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间曾氏的学术观已有明显变化,致刘蓉信中的观点似乎与姚鼐氏者更为接近。姚氏不也认为考证得法,可使义理更有所依凭,亦能“助文章之境”吗?

曾国藩对考证之学的进一步研习入道,是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间,他与“精考据之学,善为深沉之思”的刘传莹得以切磋之后。当时曾国藩因患病“僦居城南报国寺,闭门静坐”,时任国子监学正的刘传莹则“每从于寺舍,兀坐相对竟日”,两人促膝论学,相互取长补短。刘传莹切身体察到仅“崇尚考据”致使“敝精神费日力而无当于身心”的“汉学”缺憾,向曾国藩讨教心性之学以求弥补;曾国藩则由刘传莹这里得到考据学方面点拨。当时曾国藩随身携带的便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段氏为著名的汉学家,对《说文解字注》的考索探研为其毕生学问的精要所在。曾国藩此时以之为学习的范本,训练自己文字和考据学方面基本功的意向明矣。

当然,即使这个时候,曾国藩也决不是认为汉学超乎宋学之上,不过是痛感学术上门户之争,终无益而有害于“圣道”,主张各家各派都统归于有裨于承载、阐扬“圣道”的基点上来。刘传莹取宋学之长补汉学之短的态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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