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闱金榜题名，成进士，入翰林，曾国藩不但圆了个人多年的梦想，也是圆了其家族的一个悠悠长梦。在京安排停当，他便请假回乡。金秋八月出都，一路走走停停，直到腊月才迟迟抵家。途中还遭遇了一场风险，那是在湖北境内道出襄樊舟次安陆的时候，突遭飓风袭击，据说“邻舟数十，鲜有完者”，而惟独曾国藩所乘之舟完好无恙。作此记述者虽然没有明写，但言外之意又是在暗示福贵之人得天佑神庇了。其实，他接下来遭遇的家门变故，说明这位新贵也无此“特权”。

当然，曾国藩的此番归里已是非同寻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这种当年“识字”兼“励志”双料启蒙的“顺口溜”，他自幼必定就背得滚瓜烂熟，此时自当有了切实的体验。虽说未必真的“锦衣”，但也着实荣贵了。亲友踵门而贺，家中治酒款客，着实热闹了一番。不过，曾国藩本人并没有成为范进，曾家也没有显出一朝暴贵得意忘形的气态。这年六十有五、身体康健的曾玉屏老人欣喜中更多地保持着冷静，庆贺高潮一过，他就半是商议半是训诫地对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纪之者就此评议说：“自是以后，公（按：指曾国藩）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的确，曾国藩在以后做京官的偌长时日里，并没有十分丰厚的收入，少有能济家用的余资，甚至自己在京逢事还常有借贷的时候，而他尚能够清廉自守，不去钻营贪墨之道。其在乡的家人，则依然能够保持业农持家的本色，没有立显高贵骄奢之习，这与自曾玉屏营造的家风不能说没有密切关系。

后来，由曾麟书拟稿、曾国藩书写有这样一幅联语：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这中间，对其家风模式作了“半读半耕”的概括。实际上，这种“两半”家风即由曾玉屏主使开创，而“半读”之事，则是自曾麟书这辈才开始继有承当的。揣摩品味这副联语，如果说，它对于本有科举人仕之志而未得竟，以一个老童生终老乡间的曾麟书来说，不免隐含着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几分矫情，甚至流露出因儿辈承当大任出人头地而抱有的些许骄矜，那么对于走通科举入仕之路有了官守的曾国藩来说，也许能符合他力求保持家门本色的更多实意。有关情况拟留待后边合适的地方再予细说，现在该看一下至曾国藩中进士、成翰林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这时，其家族成员的情况：

祖父曾玉屏的健在及年龄上已提及，祖母王氏也还在世，七十一岁。父亲曾麟书四十九岁，母亲江氏五十四岁。叔父曾骥云三十二岁，婶母小其一岁。他们没有亲子，似与兄嫂合炊而终未分家。妻欧阳氏二十三岁。同胞辈按年序排：姊国兰三十一岁，已于八年前出嫁本邑王氏；妹国蕙二十五岁，于上一年亦出嫁本邑王氏，与国兰为妯娌；妹国芝二十一岁，闺中待字；弟国潢十九岁；弟国华十七岁；弟国荃十五岁；弟国葆十一岁；小妹（惯称“满妹”）九岁。儿辈当时只有于上一年十月才出生的稚子桢第。

曾国藩回到家中已临近这年的辞岁，本来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喜乐的年节，但自来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新正之初，在当地流行的天花病魔就无情地也袭向他的家人，很快有国葆（季洪）、国荃（叔淳）、满妹和桢第四人发病，最后国葆和国荃弟兄总算是挺了过来，但满妹和桢第相继死去。满妹临死之前，“面上痘痂皆指爪爬破，面及颈皆烂，血渍被褥，淋漓不复可视，臭气薰蒸，其实极惨”。小桢第仅十五个月的乳儿，染病开始还日夜哭闹，不几天就连啼哭的气力也没有了，回春无方，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惨死而去。满妹和桢第先后接踵夭殇，时在正月之末二月之初。当时国荃之病亦正严重，悲痛的家人连大放悲声都不敢，生怕惹国荃惊恐，只是饮泣而已。此间国华（温甫）也染病卧床，自然更增加了家人的惊恐，所幸最后确诊其为伤风，并非痘症。

稚子之殇，曾国藩自然悲痛，但更不能控制的是欧阳夫人，想起来就啼泣不止，曾国藩少不了忍痛劝慰。何止于对儿辈的爱怜，曾国藩所怀同胞手足之情也是异常深厚的，对小满妹更是有“老兄比父”的特殊感情，平时见爱有加。满妹对小桢第则特别亲近，抱持抚玩，几“无片刻离身”，死后姑侄俩又同穴而葬。对此事的伤感之深，曾国藩多年间不能稍释，曾专门为满妹作一碑志，悲戚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满妹和桢第夭殇的这年，时已二十二岁的国芝订亲，接着出嫁，这也都是做兄长的曾国藩主持操办的。国芝从小体弱多病，连能否成人父母都抱怀疑，所以不宜过早地择婿。就在曾国藩这次家居期间，有友人登门提亲，男方为本邑朱氏，也算个“半读半耕”的门户。媒人特别夸赞该男“愿而敦，讷而慈爱”，说是“必得佳婿，莫良此子”。曾国藩信得过这媒妁之言，卜测也为吉象，便与父母商量，订下了这门亲事，很快在几个月后即行成婚。当时，朱氏兄弟中亦适有捷于乡试中了举人者，故“里人颇称门柞之盛”，“迎亲之夕，姻娅族党会者数百人”，讲得自然是门户的排场。过门后，国芝在婆家也颇有贤干之名。不意好景不长，结婚八年后她即死于难产。不逾月祖母又去世。曾家的悲哀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曾国藩在为朱氏妹写下墓志的同时，追忆满妹、桢第的夭殇，也为满妹写了碑记，追忆满妹“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黯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活脱脱地描画出一个聪明伶俐而不失端静的小姑娘的形象，可见乃兄对其印象之深。

生死祸福实难卜测，这个己亥年的春天对曾家来说应该算是“黑色”的。比起后来曾氏兄弟在攸关“君国大事”的战场和官场上偌多叵测的重大变端来，这种家门的自然变故似乎算不了什么。然而，揣摩起来，谁又能说这不是借以探査传主内心世界的一条重要引线、全方位揭示其真实生活状貌的一个不应忽略的向度呢？再显赫的人物，无论其在历史上的角色价值如何，也总是血肉之躯，有其家庭里居环境，有这个环境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感反应。并且，在这个界域里，它往往多的是自然流露，而较少矫饰和造作，可供人弃圣就俗地对其去作心灵洞察和性情扪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家门琐事亦堪品”。故而，本书中决不鄙弃对这类素材的适当采撷。

在曾国藩这次假归期间，有失妹丧子的悲痛，当然也感受到因其登科入翰而给自己家族乃至乡里带来的荣耀。像得到他这等功名者，不仅是湘（乡）衡（阳）曾家数百年间的唯一，在乡里邑间也不啻凤现麟出之事。试想，一届进士的中额，举国总数一般也就是二百来人的规模（无严格定额，个别也有少至几十人或多达近四百人者），曾国藩获中的这一科，全国为194人（一甲3名，二甲82名，三甲109名），湖南全省才5人（皆长沙府者，其中湘乡县两人）。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就更为醒目：清朝从顺治之初到光绪九年（1883年）的近240年间里，湖南全省共中进士650来名，每县（或散州和厅）平均还不到9人，也就是说，该省每县平均二十六七年间才出一个进士，至于能入翰林者自然就更少了。曾国藩真可是光宗耀祖并兼荣乡里了，这也直接促成了第三次《湘乡大界曾氏族谱》的修纂。

该族谱的首次修纂是在康（熙）末雍（正）初，续修是在嘉庆初年。对谱牒进行第三次修纂，虽说族人已动议有年，但迟迟未能着手。此番曾国藩的报捷，族中轰动，叔父曾骥云遂借机出名主持修务，曾国藩积极助理。此次修谱，并非仅简单地接续前谱，而要通过实地调査寻访踪迹源流，既作新续，又兼修正前修本的错讹。曾国藩或独自一人，或陪同叔父，不避风雨或是酷暑，多处奔波，亲与其事。他返京之前，已把修谱事宜基本料理停当。次年，该谱正式修成。以后又有两次续修。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六（1900年）间，由曾国藩的侄孙曾广祚（曾国潢嫡孙）和孙曾广钧主持进行了第四次修纂；再一次是到了1946年，由曾国藩的长曾孙曾约农主修第五次本，计成二十四卷，是历次修本中内容最为丰富的版本。其中将清帝对曾国藩的御赐文字，以及曾国藩为曾氏族人所作寿序，哀辞、墓表、墓志铭等，悉行录集，并将他的遗训编成专卷。据知情者介绍，现在完整保存在曾氏后裔中的族谱，只剩这五修本了。不要说在后两次修纂的族谱里曾国藩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心，即使他亲自参与的第三次修纂活动，张扬其“功名”的立意也实不可免。

这次曾国藩在休假期间，还促成了叔父的立嗣之事。曾骥云二十岁上即与本邑罗氏女成婚，但其妻长期患病，未能生育。而曾国藩的三弟国华，幼时测命，说要做叔父的义子才能长命，于是就名义上认骥云作“干爷”。至于正式让国华为骥云做嗣子，虽有过多次议商，但皆因江氏夫人不允而作罢。这次曾国藩回来，叔父又嘱托他从中促成，经过曾国藩的“再四劝谐”，终于说动了母亲，答应下这件事情。在曾国藩要动身返京的前夕，择定十月二十六日这天，正式举行了个收嗣仪式，“请族戚四席”。

曾国藩是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二日启程进京的。碰巧的是，就在这天的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欧阳夫人生产，添的又是一个儿子，他便是纪泽。想必是日程事先铺排已定，他并没有因儿子的出生再行滞留，不知是带着几分欢喜，几分离愁，曾国藩踏上了北上的途程。

§§第二章京官岁月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