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最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人仕的高级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竟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间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入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曰“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间，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第一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入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曰“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査、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入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一位老师。但曾国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第二年就告离。至于原因，可能和在这里遭到有的同学嫉妒有关。这从他后来与诸弟商议学事，“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但称誉汪觉庵为“明师”）的言语中，可隐约体察出来。但这段外乡的学习生活，想必也会有助于他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特别是这里离本即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所不远，临境感事，对曾国藩推崇王氏之学不会没有一些影响。在此学习期间，曾国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随后曾国藩进入的是本邑最好的涟滨书院，但曾国藩可能遭遇到了与在衡阳读书时类似的情况（他同样也说过“涟滨不可以读书”的话）。这也许更促使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加倍发愤努力。此间他改号“涤生”自励：“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该院的山长刘元堂先生也颇欣赏曾国藩的才学，对其诗文“叹赏不置，以为大器”。

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家父子再次一道参加童试，这次曾麟书终于告捷，得入湘乡县学。曾国藩则为备取，以佾生注册。对于曾麟书来说，这可是着实不容易的事情。他已先后参加过十七次考试，到了年逾不惑的四十有三的半老之时，才算中了个“秀才”。不过，这对于湖湘支派的曾氏世家来说，已经具有了破天荒的“里程碑”意义。后来曾国藩追忆起乃父的此番经历，大发感慨：“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一人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至此，已是曾麟书的“尽头学历”，他是再无进取余力了。而曾国藩的出蓝锋芒则愈发显露。第二年，他便正式考中生员，时年二十有三。虽说亦算不上少年捷登，但较比乃父已整整早了二十个年头。这年腊月，他把许字有年的欧阳夫人娶进家门。闱场初捷，又燕尔新婚，真是双喜临门。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因此陶醉，完婚几个月后，他便离家到省城的岳麓书院继续深造。

岳麓书院不要说是在湖南所有书院中首屈一指，并且在全国范围也数得上赫赫名牌。该院背倚岳麓山，前临湘江水，古树掩映，幽径回绕，花香汇书香，松涛伴书声，环境分外幽雅。特别是其历史悠久，文脉深厚，自宋代创设，便很快成为“天下名学”。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南宋名儒张栻曾主持该院，并写下了著名的《岳麓书院记》，宣明了他不拘于科举利禄之学，重在造就经世之才的办学宗旨，其务实求真之学风，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朱熹来访进行学术交流，所谓“朱（熹）张（栻）会讲”，更成为该院的千古佳话，奠定了其学术高坛的地位。岁月如流，朝代多易，岳麓书院也饱历事变，但其院格学风前绪不泯，传承光大的名儒高士亦因时而出。

到曾国藩求学岳麓的这个时候，书院的掌门人为欧阳厚均。其人为湖南安仁籍，嘉庆初年进士，曾做过御史，以母老告归。他本人即曾是岳麓学子，师从前任山长罗慎斋。他受聘继任山长，司事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入门弟子三千余人，颇富学名、师誉。名师高朋，地灵人杰，曾国藩在此就读如鱼得水，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平时吟诗作文也深得师友称赏，声名鹊起。对在岳麓书院的学习生活，曾国藩在日后多年回忆起来，依旧觉得兴味盎然，好生感慨，曾有诗曰：

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

妙高峰下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

夏后功名余片石，汉王钟鼓拨寒灰。

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

进入岳麓书院的当年，曾国藩即秋闱报捷，在本科乡试中以第三十六名中了举人，跃上了科举的又一大阶。其时乡试中式定额，湖南全省不过四五十人，应试与录取者的比例，大约为八十比一，可见实属木易。并且与中秀才是两年间接连踵成，快捷的不能再有。这对于曾国藩自信的激励可想而知，当年冬他便“公车”人都，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不意届时受挫，名落孙山。为了接着在下届再试身手，免除往返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他便在京城住了下来，刻苦攻读。然而，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恩科会试中，又不获中。一时的失望抑郁在所难免，但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迹象，就是曾国藩首次入京留居期间，在治学上开始有了自己的侧重方向和门径方法，不再一味盲目效习应试的时文帖括，这待稍后再具体论说。当然，曾国藩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最高一级科举功名的追求，并且仍以之为最迫切的奋斗目标，决心发愤再图。

已离家日久的曾国藩，不好继续在京久留，此番闱事败北后便南下返乡，并绕道江南一游。曾家并非豪门巨富，不过是平日自给自足略有盈余的农家而已。即使曾国藩自能尽量节约用度，但多年间供他读书应试，家中也有捉襟见肘之虞。加上他在京师居留偌长时日，费用上已是非常困顿，途中不得不到同邑在安徽睢宁任知县的易作梅那里求借百金。路过金陵时，六朝金粉地，秦淮两岸灯，曾国藩毫不为之动心，只是在书坊书市间留连忘返。为购买一套二十三史，他拿出了剩余的盘费，数来数去，还是不够，便以携带的衣裘顶补，将书买下。一路上节衣缩食，随舱而卧。

回到家中，向父亲告明情况，父亲且喜且诫地对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国藩“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

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该进行新的一科会试。湘省距京遥远，至京后又须留有安置的充裕时间，所以起码在前一年的岁杪，就该首途。而当时，曾国藩家自己连这趟盘费都拿不出来，只好向族戚家借贷。据说这次曾国藩只携带三十二缗钱便上了路，到了京城，只剩下了三缗。应试期间的生活用度，想必还得靠在京借贷。后有其弟子记述此事而感言：“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按：指曾国藩）矣！”

这次命运之神惠顾了曾国藩。这就是前边言及的其人“造化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当然，这次闱事本身，曾国藩也并非觉得是一路春风得意，而可谓仍是一波三折。会试他以第三十八名得中贡士。榜上有名他自然感到欣幸，但这个名次又使他颇不满意，本憋足劲在殿试中奋起直追，不想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别说是状元、榜眼、探花了（一甲第一、二、三名），连二甲也没能进入，只落个三甲之列“赐同进士出身”。按例，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则比二甲又添了一个“同”字，以示级差。按照一般情况，三甲人员多不能人翰林。曾国藩中的就是虽“进士”而曰“同”的这最后一级。据说，这使得曾国藩“大恚，即日买车欲归”，还要进行的朝考都不想参加了，是有人好生劝慰，“固留之，且许为尽力”也就是说尽力帮他的忙，他才打消了放弃朝考的念头，参加了这最后一场考试。

可见，当时曾国藩对科举功名还是特别在意的。其实，这也并非特殊，是自从有了科举考试这玩艺儿，对此孜孜以求的士子们的一种通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千有万有，是要通过科举入仕的门径才能得到的。所以，挤此门径那可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得人仰马翻，头破血流，迷狂无以复加。能初入此门者，已是千百不及其一，又加上逐级筛选，能跻身进士之列者，更属凤毛麟角。按说，能入其中已该感到千幸万幸矣，但依然还有级别名次来吊人胃口，搅人兴致。即使平日里夸“圣贤”、居“英雄”之辈，到了这当儿也多难脱此樊篱。难怪当年那个绝顶聪明的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对科举的笼络控制“妙道”，真是一语破的。但只有当皇上的才有这般掌局的狡黠和潇洒，争当“人臣”的当然只有就范的份儿。

这样看来，曾国藩辈不能免俗自在情理之中。一个“同进士出身”，似乎成了曾国藩一生不能释怀的遗憾。传说后来曾国藩开府纳幕，有一个幕客以怕小老婆出名，曾国藩戏以“代如夫人洗脚”让那人出对，人家即对以“赐同进士出身”来反唇相讥，结果曾国藩大为渐恚。当然，这未必是真确的事实。熟知历史掌故者指出：“此谑在国藩前已见著录。国藩名高，且以喜诙谐著，后来因以此归之耳。自来此类张冠李戴之事数见不鲜。”不过，既能做此以假乱真的移植，也说明能大致符合曾国藩的此种意态。有更明确述称对话是发生在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者，情节上也有不同，说是曾国藩“督师两江时，偶与宾客语及‘如夫人’三字无以对，李元度应声曰‘同进士’。曾变色，李亦惭悔，久之乃解”。想来，言谈中无意脱口而造成误会和尴尬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无论如何，同为湘人的李元度曾在曾氏幕下并且两人一度交恶确是事实（后详）。除了这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其他“版本”，也就不一一列举分析了。

话题回到当时的考试之事上来。比起会试、殿试，最后的朝考曾国藩则碰到了莫大的幸运。先是排了个一等第三名，而道光皇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颇为赞赏，挥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的名字，自然在皇帝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很快获得“引见”，尽管为时匆匆也总算亲见了“天颜”，并顺理成章地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大为庆幸之余，曾国藩一定会想到，人生之事真不啻浮云苍狗，变幻莫测，这也许就是命运吧？宿命之说，是曾国藩一生都信多疑少的。当然，他并不因此而放弃主观努力，也是主张奋力做“人事”拼争的。回顾他不算特别漫长但也绝非便捷的科举之路上的足迹，不也能作出一个证明吗？

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登得“进士”这最高一阶的科举龙门，仕途之门已经向他敞开。此时，他自然会觉得己身与“国家”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此番中式后他改名“国藩”，显然就寄寓了这样的意蕴。“国藩”之名，也正是自此才正式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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