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大为欣赏，这恐怕也是他们结为学术“莫逆”的基础。曾国藩最为称道刘氏的，就是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因为这符合曾氏本人以宋学为本、汉学为用的意旨。

无论如何，曾国藩的学术观是越来越趋于开豁的，知情者有这样的评说：“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受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相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后世学人也有评其“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者。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如此向更深层次追索，是有一种重要基因在这中间发挥着作用，即其学须“务本”、学为“经世”的理念。

前面述及的曾国藩求教唐鉴的问答中间，曾氏表现出对“经济之学”的特殊的兴趣。这对曾氏来说并非偶尔的灵感触发，而是有其一定认识基础的。当时所谓“经济”，仍是“经国济世”、“经世济民”的古义；“经济之学”，也就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曾国藩看来，为学能够“经世”，能够切近身心，才算“务本”，且看他的这样一番论说：

近世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

可见，最终是以学事是否有合于“圣道”、有裨于世用为评价标尺的。曾国藩以之律己，也以之诫人，不但对友辈时有此等劝勉，对自己的弟辈儿辈更常以之为切嘱。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间写给诸弟信中的这样一段话，即颇为典型：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好个“牧猪奴”之讥！不读死书，做“牧猪奴”，这应该说是曾国藩学事“大聪明”境界的肯綮所在，也是他学术观能够不断开豁并愈重经世致用的发展“支点”。至迟到他京官生涯的后期阶段，他已经明确把“经济之学”，作为与“义理”、“词章”、“考据”三学并列而不可缺少的独立一门，形成一个更系统完备的学术体系。这从他《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至初十日页的天头文字中，即可寻得这方面的绝好例证。他这样写道：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资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其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

接着，具体叙述他于这“四学”所“从事”的书册：义理之学中为“四子”书和《近思录》；经济之学为《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为《易经》、《诗经》、《史记》和《汉书》；而词章之学拟纂集《曾氏读古文钞》和《曾氏读诗钞》，虽说这“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可以说，起码在这时，他既有了明确的“学纲”，又有了所依托的具体典籍；既能体现其规划中的学术路径，也是一种颇为圆融恢廓学术观的形成，这影响到他一生的学事。后来其子曾纪泽，对乃父一生的学事特点有这样的概括：“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列为四科，尼山所许。道出一源，末流多歧，汉儒宋学，矛盾相持。公（按：指乃父）汇其通，辩其精粗，各有专长，不主门户。”

而在其京官后期之际，曾国藩对所注重的经世之学，有这样的具体选择和究索立意：“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盐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为研究使用上的方便，他专门特制两个书箱，上面置有十八个抽屉，“凡将经世之务宜讲求者分为各屉，以便抄存各件纳于屉内，备缓急之用”。其“经世致用”的追求和用心，岂不可谓彰明较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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