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话也没说？”

“他惊叫了一声，就这些。我等待着，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后，他们就来查了。十二点左右我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天啊，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是能够挽回他的名誉，就他的名誉，那该多好呀！荣誉对他太重要了。”

福尔摩斯难过地摇摇头。

“走，华生，”他说，到别处看看。我们接下来必须到文件被盗的办公室。

“事件本身对这个年轻人已经够不利了，可是我们的查询使得情况对他更加不利了。”他说话时马车已经缓缓走动了。“即将办理的婚事使他有了犯罪的动机。他自然是需要钱的。既然他谈到钱，他就起了心了。他把他的计划告诉这位姑娘，差一点使她也成了他叛国的同谋。真是糟糕。”

“但是，福尔摩斯，性格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姑娘扔在大街上，跑去犯这个罪呢？”

“的确是这样！肯定有异议。不过，他们遇到的是难以对付的情况。”

高级职员悉得尼·约翰逊先生在办公室里见了我们，并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这往往是我同伴的名片所带来的效应。他是个中年人，很瘦、声音粗哑、脸上有斑，面容憔悴。由于精神紧张，他两只手一直扭来扭去。

“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太糟糕了！主管人死了，你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出来。”

“这地方乱糟糟的。主管人死了，卡多甘·韦斯特死了，文件被盗了。可是，周一晚上我们关门的时候，和政府部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一样，我们的办公室也及时锁了。我的天啊，想起来真可怕！在这些人里面，这个韦斯特竟会干出这种事来！”

“那么，你肯定他有罪？”

“我看没有别的可能。我本来像信任我自己一样信任他。”

“周一，办公室几点锁门？”

“五点。”

“是你锁的？”

“我总是最后一个出去。”

“计划放在哪里？”

“保险柜里。是我亲自放进去的。”

“这屋子有看守吗？”

“有。不过他还得看守另外几个部门。看守人是个老兵，非常可靠。那天晚上，他什么也没发现。当然雾很大。”

“说不定卡多甘·韦斯特想在下班以后溜进来，他要有三把钥匙才能拿到文件，对不对？”

“对。外屋一把，办公室一把，保险柜一把。”

“只有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和你才有这些钥匙，是吗？”

“我没有门上的钥匙，只有保险柜上的。”

“詹姆斯爵士做事有条理吗？”

“是的，我认为有条理。据我所知，这三把钥匙，他拴在一个环上。我经常看见。”

“他到伦敦去时戴着钥匙吗？”

“他是这样说的。”

“你的钥匙从未离手？”

“从来没有。”

“那么，如果韦斯特是罪犯，他一定有一把仿造的钥匙，可是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另外一点：如果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名职员想出卖计划，复制计划不是比拿走原件更简单吗？”

“有效地复制计划，需要具有相当的技术知识才行。”

“不过，我想不管是詹姆斯爵士，还是你，或者韦斯特，都是有这种技术知识吧？”

“当然了，我们都有。可是，我求你别把我往这件事上拉，福尔摩斯先生。事实上，计划原件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了，我们这样推测又有什么用呢？”

“啊，他可以用复印件安全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为什么还要拿着原件去冒险呢？真是奇怪啊！”

“是奇怪，毫无疑问——可是他这样干了。”

“每进行一次询问，案情总是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现在有三份文件仍未找回。就我的理解，这是极端重要的文件。”

“是的，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掌握了这三份文件，不需要另外七份文件，就可以建造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了？”

“我已把这一情况向海军部作了报告。不过，我今天又看了一下图纸。我也不能肯定，双阀门自动调节狭槽的图样在已经找回的一张文件上。除非外国人自己发明双阀门自动调节狭槽，否则，他们是造不出这种船的。当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能克服这个困难。”

“但是，丢失的三份图纸是不是最重要的？”

“毫无疑问！”

“如果你同意，我想在这屋里走走。我本来想问问题的，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房间的门，最后是窗户上的铁制百叶窗。我们来到外面草地上时，这个窗户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窗外有一丛月桂树。有几根树枝留有被折断的痕迹。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树枝，接着又察看了树下地面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记号。最后，他要那位高级办事员关上铁制百叶窗。他指给我看，百叶窗正中间关不严实，有人在窗外可以看得见室内的情形。

“耽搁了三天，这些痕迹被破坏了。这个也许意义重大，也许毫无用处。哎，华生，我想伍尔维奇也没有什么线索了。我们的收获不大。我们看能不能在伦敦有点收获。”

然而，我们离开伍尔维奇车站时，我们有了点收获。售票员满有把握地说，他看见过卡多甘·韦斯特，他记得就在星期一晚上，他是坐八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那趟车去伦敦的。他独自一人，买了一张三等单程车票。他当时惊慌失措的举动使售票员很吃惊。他抖得厉害，连找给他的钱都拿不住，还是售票员帮他拿的。根据时间可以断定，韦斯特在七点半钟左右离开那个姑娘，八点一刻这趟车是他可能搭乘的第一趟车。

“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小时之后说。“在我们两人共同进行的侦查中，我想不起来比这更难办的案子了。每向前走一步，会出现一个新的障碍。不过，我们已取得某些可喜的进展了。”

“我们在伍尔维奇进行查询的结果，对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大为不利。可是窗下的痕迹，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有利的假设。比如，我们假定有一个外国间谍接近过他。或许他们有言在先，不许他说出去。但在，从他对未婚妻说过的话就表明他的思想还是受到了影响。很好！我们现在假定，当他同这位年轻姑娘一起到剧院时，在雾中，他突然看见那个特务向办公室方向走去。他是容易冲动的人，做事果断，认为自己的职责重于一切。他跟着那个特务来到窗前，看见那人在抽取文件，就去捉贼。这样一来，对于本来可以复制原件却偷了原件的说法，就解释通了。这个人不得不拿走原件。这样就讲得通了。”

“下一步呢？”

“我们陷入困境了。这样，有人会想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首先得去抓住那个坏蛋，并发出警报。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拿文件的会不会是一名上级官员？那样就可以解释韦斯特的行动了。会不会是这个主管人在雾中甩掉了韦斯特逃掉了。所以韦斯特立刻启程去伦敦，赶到他的住所去拦截他，假定韦斯特知道他的住址在哪里？情况很紧急，因为他丢下未婚妻，让她站在雾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的线索到这里就中断了。假定的情况和放置在地铁火车顶上、口袋里放着七份文件的韦斯特的尸体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应从事情的另一头着手。如果迈克罗夫特把名单给了我们，我们也许能找出我们需要的人，这样就有两条线索而不是一条。”

果然，一封信在贝克街等候着我们，是一位政府通讯员加急送来的。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把它扔给了我。无名小卒很多，事关此大案的人为数不多。值得一提的只有阿道尔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在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据说，后者星期一在城里，有人报告说他现在已离去。很高兴得知你已有线索，内阁焦急等待最后结果。最高当局的查询急件已到。如有需要，全国警察都是你的后盾。

迈克罗夫特“恐怕，”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王后的全部人马也毫无用处。”他摊开伦敦大地图，急切地查看着。“太好了，太好了，”现在他得意地呼喊着，“事情终于向我们的推测靠拢了。啊，华生，我肯定，我们会胜利。”他欣喜若狂，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要出去，再去侦查一下。没有我忠实的伙伴兼传记作者在我身边，我是没法去完成这么大一件事的。你务必待在这里。过一两个小时你可能会见到我。万一延误了时间，你就拿出纸笔，开始撰写我们是如何拯救这个国家的。”

他欢乐的心情，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引起了某种反应，因为我很清楚，除非那高兴是确有其因，否则，他不会一改往日严肃态度的。在这个11月的漫漫长夜，我焦急地盼望着他回来。终于，九点钟刚过，信差送来一封信笺，写到：我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哥尔多尼饭店吃饭。请速来。随带铁撬、提灯、凿刀、手枪等物。

S。H。作为受人尊敬的公民来说，带着这些东西穿过昏暗、雾气笼罩的街道，真是不错的装备。我谨慎地把这些东西裹在大衣里，径直来到指定地点。我的朋友坐在豪华的意大利饭店门口的一张小圆桌旁。

“你吃饭了吗？和我一起喝杯咖啡和柑桂酒。试试饭店老板的雪茄。这种雪茄没有人们想的毒性大。工具带来了吗？”

“这儿，在我的大衣里。”

“很好。让我把做过的事笼统地给你说说，并讲讲我们将要做的事。华生，你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了，那个年轻人的尸体是放在车顶上的。当我肯定尸体是从车顶上而不是从车厢里摔下去这一事实时，这就已经清楚了。”

“有可能从桥上掉下来吗？”

“依我说，不可能。如果你仔细察看车顶，你会发现车顶略微拱起，四周没有栏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卡多甘·韦斯特是被放上去的。”

“怎么会被放在那儿的呢？”

“那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地铁在西端几处没有隧道。我隐约记得，我曾坐车路过，偶尔可见头顶的窗户。现在我们假设有一列火车正好停在这样一个窗口下，把一个人放到列车顶上会有困难吗？”

“似乎不太可能。”

“我们必须相信这样一个公理：别的推断失败了，不管它是多么不可思议，剩下的一定是真理。这里，别的一切都失败了。当我发现那个在紧靠地铁的房子里住的国际头号特务刚刚离开伦敦的时候，我真是欣喜若狂，而你对我这种突然的狂喜感到惊讶。”

“啊，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住在考菲尔德花园十三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开始进行工作。站上有一位官员对我很有帮助。他陪我沿着铁轨走，并且使我搞清考菲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是向着铁路开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岔道，地铁列车停站的几分钟正好就在那个地方。”

“太厉害了，福尔摩斯！你成功在即啊！”

“只能推测到这里，华生。我们前进了，但是目的地还很远。好了，查看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面，我又看了前面，查明那个家伙已经逃跑了。这是一座相当大的住宅，里面没有家具，据我判断，他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只有一个贴身男仆和奥伯斯坦住在一起，此人可能是他的心腹。我们必须记住，奥伯斯坦拿着战利品到欧洲大陆做交易去了，没有想逃走，因为他没有理由害怕被捕，因为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以业余工作者的身份去搜查他的住宅。但是，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难道我们不能要一份许可证，依法办事吗？”

“根据现有证据，还不行。”

“我们希望找到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他屋里有没有信件。”

“我不喜欢这样做，福尔摩斯。”

“老兄，你在街上放哨。我来干犯法的事。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想想迈克罗夫特的信笺，想想海军部，想想内阁，再想想那些等待消息的人吧。我们必须得去。”

我从桌边站起来，作为回答。“你说得对，福尔摩斯。我们必须得去。”

他跳起来握住我的手。“我早知道你不会退缩。”他说。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耀着温和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傲慢、现实。

“要走将近半英里，但不用着急，让我们走着去。”他说，“千万别让工具掉出来。把你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可就有新麻烦了。”

这里的一排房子都带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考菲尔德花园就在其中，坐落在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出色建筑。隔壁一家，好像是儿童在联欢，夜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叮咚的钢琴声。四周的浓雾恰好地把我们遮蔽起来。福尔摩斯点燃了提灯，让灯光照在那扇大门上。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说。“门当然是闩上并锁了的。我们在这里将做得更好。我们到地下室空地上去会更好办。那头有个拱道，以防过于热心的警察闯进来。帮我一把，华生。我也帮你。”

过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来到这里。我们刚要走向暗处，就听见头顶传来警察的脚步声。等到轻轻的有节奏的脚步声远去，福尔摩斯开始撬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着腰使劲撬。咔嚓一声，门开了。我们跳进黑洞洞的过道，回身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福尔摩斯在前面引路，我跟着他东拐西弯，走上没有铺地毯的楼梯。他那盏发出黄光的小灯照向一个低矮的窗子。

“就是这里，华生，这个肯定就是。”他打开窗子，在此瞬间，传来低沉刺耳的嗡嗡声，逐渐变成隆隆巨响，一列火车在黑暗中飞驰而过。福尔摩斯把灯沿着窗台照去。窗台积满了来往机车开过时留下的厚厚的一层煤灰，可是黑乎乎的表面上，有几处的煤灰明显已被擦去了。

“你可以看见他们放尸体的位置。喂，华生！这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血迹。”他指着窗框上的一片痕迹。“这儿，石头台阶上也有。证据已经完备。我们在这儿等着列车停下。”

没等多久，下一趟列车和刚才一样穿过隧道呼啸而来，到了隧道外面慢了下来，伴着拉刹车的吱吱声，车停在我们下面。车厢离窗台不到四英尺。福尔摩斯轻轻关上窗子。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看法已被证实了。”他说。“你怎么想，华生？”

“一件杰作。最完美的杰作。”

“这点我不能同意。从我认为尸体是被放在车顶上那刻起，这一想法当然并不难理解，其余的一切显而易见。要不是因为关系到重大利益，就这点来说意义不大。我们仍是困难重重。但是，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

我们登上厨房的楼梯，随即走进二楼的一套房间。一间是餐室，陈设简朴，没有引人注目的东西。第二间是卧室，里面也是空空荡荡。最后一间看来比较有希望，于是我的同伴停下来进行系统的检查。到处摆着书和报纸，显然当书房用过。福尔摩斯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找遍了每个抽屉、翻遍了每个小橱柜，但他那严峻的脸上没有掠过一丝成功的希望。过了一个小时，他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这个老狐狸把他的行踪掩盖起来了，”他说，“没留下一件东西可以证明他和此事有牵连。危险的信件不是被销毁就是被转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是一个放现金的小铁匣子，放在书桌上。福尔摩斯用凿把它撬开。里面有几卷纸，上面是些图案和数字，不知指的是什么。“水压”、“每平方英寸压力”等反复出现的字眼证明可能与潜水艇有关。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将它扔在一边。匣子里剩下一个信封和几张报纸碎片。他把东西倒在桌上。我从他那急切的脸上立刻知道有希望了。

这是什么，华生？嗯？这是什么？一张报纸登载的几则消息。从印刷和纸张看，是《每日电讯报》的私事广告栏，在报纸右上端的一角。没有日期——但是信息自有编排。这一段肯定是第一个：希望尽快听到消息。条件谈妥。按名片地址来信。

皮罗特第二则：“复杂难言。需作详尽报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皮罗特紧接着写到：“情况紧急。必须收回要价，除非合同已定。信函约定，广告为盼。”

皮罗特最后一则：“周一晚九点后。敲门两声。都是自己人。不必猜疑。交货后即付硬币。”

皮罗特“记录很完整，华生！如果我们能从另一头找到这个人就好了！”他坐着陷入沉思，用手指敲着桌子。最后跳了起来。

“啊，也许并不困难。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华生。我想我们还是去《每日电讯报》看看，结束我们这一天的工作。”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和雷斯垂德，在第二天早饭后按约前来。歇洛克·福尔摩斯把我们头一天的进展讲给他们听。这位职业警官对我们直言不讳的入室行窃行为直摇头。

“我们警察是不能这样做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怪不得你取得了我们无法取得的成果。不过往后你们要出轨的话，你会发现你和你的朋友会有麻烦。”

“为了英国，为了家庭和美好生活——嗯，对吧，华生？我们甘当国家祭坛上的殉难者。可是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迈克罗夫待？”

“好极啦，歇洛克！令人钦佩！不过，你打算利用这些东西做什么？”

福尔摩斯拿起桌上的《每日电讯报》。

“你看见皮罗特今天的广告没有？”

“什么？又有广告？”

对，在这儿：今晚，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敲两下。至关重要。你的生命危在旦夕。

皮罗特“天呢！”雷斯垂德叫了起来。“他要是来，我们就抓住他了！”

“发广告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二位方便，请八点钟左右跟我们一起到考菲尔德花园去，可能我们会更快破案。”

歇洛克·福尔摩斯最不寻常的特点是：他有能力使自己的脑子不想任何的事情；而且当他认为自己的工作难以取得成效时，可以把一切心思都转移到轻松的事情上去。我记得，在那难忘的一天里，他整天埋头撰写关于拉苏斯的和音赞美诗专著。而我没有他那种超脱的境界，所以那漫长的一天令人乏味。关系国家大事，最高当局提心吊胆，我们进行的实验的性质——所有这一切搅在一起，刺激着我的神经。吃了一顿清淡的饭后，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我们上路去探险了。雷斯垂德和迈克罗夫特准时赴约，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外等着我们。头天晚上我们没有锁奥伯斯坦的地下室门，但由于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坚决不爬栏杆，只好由我进去打开大厅正门。九点钟左右，我们已经坐在书房里耐心等待我们的客人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十一点的钟声敲响了，大教堂里有节奏的钟声，听起来像为我们所抱的希望大唱哀歌。雷斯垂德和迈克罗夫特坐在那里焦急不安，一分钟看两次表。福尔摩斯镇定地坐着，一声不吭，半闭着眼睛，但十分警惕。他猛然转过头。

“他来了。”他说。

有人偷偷摸摸的走过门前，然后又走回来。我们听见外面一阵拖着脚走的声音，然后用门环敲了两下门，声音刺耳。福尔摩斯站起来，示意我们坐在原处。厅里的煤气灯只发出一点光亮。他打开外门，当一个黑影偷偷溜进来时，他关上门并闩紧。“走这边！”我们听见他说。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客人站在我们面前。福尔摩斯紧随其后。这人惊叫一声，转身要跑时，福尔摩斯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又把他扔进了屋里。还没等他站稳，门已关上，福尔摩斯靠门而站。这个人四周看看，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没有知觉了。惊慌之中，他的宽边帽从头上掉了下来，围巾从他嘴边滑开，露出长长的浅色胡子和清秀英俊的面庞，此人竟然是法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