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择几桩典型案子来说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超群的智力，我尽我所能选择了那些最不引起轰动却最能展现他才智的案件。而很不幸的是，骇人听闻的事件和犯罪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情况使记录者陷入两难境地：要么牺牲那些关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虚构的印象，要么就靠运气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来说明了。简短的序之后，我将给大家讲述这一系列虽然恐怖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那是八月的一天，酷热难忍。贝克街像一个火炉。太阳的强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眼睛发疼。很难让人相信这些砖墙在冬日的大雾中显得那么朦胧暗淡。我们的百叶窗被拉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晨邮差送来的信看了又看。而我因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温度计显示华氏九十度的时候也能忍受。晨报很乏味。议会散了。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福瑞斯特公园或者南海海滩，但银行存款已经用完，我只能把假日推迟。而我的同伴则对乡下和海边毫无兴趣。他愿意呆在五百万人的正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锐敏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悬而未决的犯罪案件。他虽然有许多才能，但是没有对大自然的欣赏能力，他的唯一改变就是把注意力从城里的坏人身上转移到追捕乡下的同伙时，他才到乡下去。

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说话，我便把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正在这时，我同伴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看来这是解决争执最不合理的一种办法。”

“最不合理？”我惊呼道，突然意识到他与我灵魂深处思想的共鸣。我直起身来坐在椅子上，茫然不知所措地盯着他。

“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我真是无法想象。”

看我迷惑不解，他哈哈大笑。“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段话。里面有一个人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逐一推理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玩弄写作技巧。我说我也常有这样的习惯，你不相信。”

“啊，没有！”

“亲爱的华生，你嘴上说‘没有’，但你的眉毛告诉我你不相信。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我有机会解读你的思想并介入其中，证明我与你很默契。”

但是我还是不满意。“你给我读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论者通过观察他同伴的举动得出结论。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子绊了一跤，抬头望着星星等等。可是我一直安静地坐在我的椅子上，这又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自己判断失误了。别人通过你的面貌了解你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貌则表现出你是忠实的仆人。”

“你的意思是，你通过我的面部特点解读了我的思想？”

“你的面部特点，特别是你的眼睛。或许你不知道你的想法是如何开始的？”

“是的，我不知道。”

“那么，我告诉你。你扔下了报纸——这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之后，你表情茫然地坐了半分钟。紧接着，你的目光落在你最近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我从你面部表情的变化上看出你开始思考了。不过想得不是很远。你的目光又转到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就是你放在书上的那张。然后，你又抬头望着墙，你的意思当然很明显。你在想，如果这张照片装上框子，刚好盖住墙上的空地，正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对称。”

“你完全跟上了我的思路！”我惊呼道。

“到这里我还跟得上你的思路。可是，你的思路又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凝视照片，似乎想通过相貌特征研究他的性格。然后，你的眼睛不再那么专注，不过你还在看，若有所思。你在回想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国家的一些刁民对他态度粗暴，对此你表示强烈的愤慨。你对此事的感受是如此强烈，所以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就会想到这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的目光离开了照片，我猜你的思路现在已转到内战。我看到你双唇紧闭，双眼炯炯有神，两手紧握，所以我断定你是在回想那场殊死战斗中双方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紧接着，你面露悲色，摇摇头。你的思想徘徊在悲伤、恐惧以及生命无谓牺牲的感伤之中。你的手伸向你的旧伤疤，嘴角颤动着露出一丝微笑，这向我表明，你的思想已被这种解决国际问题的可笑方法所占据。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不合理的。我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理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既然你都解释出来了，所以我得承认，我和刚才一样惊讶。”

“我亲爱的华生，说实话，这是十分肤浅的。如果不是前几天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我是不会闯入你的思考之中。不过，我手里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小尝试更加困难。报上有一段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辛小姐收到一只盒子，里面装的东西不同寻常，你看到了吗？”

“没有。什么也没看到。”

“啊！你一定是忽略了。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麻烦你大声读出来。”

我拿起他扔给我的报纸，念了他指的那段，标题是《可怕的包裹》。苏珊·库辛小姐住在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了一次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证明此事别有险恶意图。昨天下午两点，邮递员给她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里面是一只硬纸盒，盒里装满粗盐。库辛小姐倒掉粗盐，看见里面有两只人耳朵，显然是割下来不久。她惊恐万分。这只包裹是昨天早上从贝尔法斯特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是谁。更神秘的是，库辛小姐是位年近五十的未婚女子，过着隐居生活，来往的人和通信的人很少，几乎不会收到包裹。但在几年前，当她住在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来因为他们吵闹，生活又不规律，她叫他们搬走了。警方认为，对待库辛小姐的这一粗暴行径，可能是这三名青年所为。他们出于怨恨，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依据是：这些青年中有一名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辛小姐所知，此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这一事件正在积极调查之中。聪明的侦探警官雷斯垂德先生正负责处理此案。“每日记事》报就谈了这么多。”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

“说说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今天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封短笺，写道：我认为你对此案将会有所帮助。我们正在竭力调查，但工作进展略有困难。当然，我们已经发电报到贝尔法斯特邮局。但是当天邮寄包裹极多，无法辨认出或回忆出寄件人。盒子是用来装半磅甘露烟草的，这对我们毫无帮助。医学院学生之说我看仍然最合理，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见见我，我将非常高兴。我不在家就在警局。”你看呢，华生？能不能顶着酷暑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做点事呢。”

“这就有事了。按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盒装满，马上就来。”

我们上了火车后，下了阵雨。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样酷热难耐。福尔摩斯提前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精明，穿得整洁漂亮，侦探派头十足。步行了五分钟，我们来到库辛小姐住的十字大街。这条街很长，街旁是两层砖房，清洁而整齐，发白的石阶，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

走过一半时，雷斯垂德停下来敲门。一个年轻女仆开了门。进屋的时候，我们看见库辛小姐坐在那里。她是个面貌温和的女人，慈眉善目，灰色的卷发垂落在两鬓。她的膝上放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罩，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

“那件可怕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垂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拿走。”

“我这就拿走，库辛小姐。我放在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说不定他想提一些问题。”

“我说，这事我一无所知，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处？”

“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够使你生气了。”

“是的，先生。我喜欢安静并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到我家里来，对我来说真是新鲜啊。我不愿意让这东西放在我这儿，雷斯垂德先生。如果你要看，就到外屋去看吧。”

那是屋子后面花园里的一间小棚。雷斯垂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些绳子。在小路尽头有个石凳，我们都坐在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察看。

“绳子特别有意思，”他说着，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闻了闻。“你看这绳子是用来做什么的，雷斯垂德？”

“涂过柏油。”

“完全正确。是涂过柏油的麻绳。毫无疑问，你也看到，库辛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点很重要。”

“我看不出有什么重要的，”雷斯垂德说。

“重要性就在于打的结完整无损，而且打得很别致。”

“打得很平整。这一点，我也已经注意到了。”雷斯垂德自满地说。

“绳子就说这么多吧。”福尔摩斯笑着说，“再说说盒子的外包装。牛皮纸，有明显的咖啡味。怎么，你没有观察到吗？地址的字写得很散：‘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辛小姐收’，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也许是一支J牌的，墨水很差。‘Croydon’一词原来拼写的是字母‘i’，后来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子寄出的，因为笔迹很男性化，文化程度又不高，对克罗伊登也不熟悉。盒子是一个装半磅甘露烟草的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拇指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放在膝盖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从他的两边弯身凑近去看，我们一会儿看看这可怕的遗物，一会儿又看看我们同伴那张若有所思而急切的脸。最后，他又把它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肯定注意到了，”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是的，我注意到了。可是，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成一对的。”

“很对。但这不是恶作剧。”

“你能肯定吗？”

“这有悖于你的推测。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没有这种痕迹，是新鲜的，是用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学生干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还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当然不会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同伴的话，看着他的脸色变得严肃阴沉，我不由得感到恐惧。这段野蛮的序曲，似乎投下了幕后事件某种奇异而难言的恐怖阴影。然而，雷斯垂德摇摇头，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说不通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近二十年来，这个妇女在彭奇一直过着平静而正派的生活。这段时间，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那么，罪犯到底为什么非要把犯罪证据送给她呢？除非她是顶尖的女演员，和我们一样，对此事一无所知。”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说，“就我而言，我假定我的推理是正确的，而且这是两起谋杀案。我将从这点着手调查此事。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小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不然我们早就听到他们的故事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悲剧是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除了谋杀者又是谁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辛小姐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寄给库辛小姐，肯定有原因。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为什么会找警察？她本可以把耳朵埋了，神不知鬼不觉。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她本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开的谜。”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目光直直地盯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向屋子。

“我想问库辛小姐几个问题。”他说。

“那么，我先走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事要办。我想我没有问题再问库辛小姐了。你到警局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道去拜访。”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来到前屋，那位面无表情的女士仍在静静地绣着椅罩。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罩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询问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我深信，先生，”她说，“肯定弄错了，这包裹压根儿就不是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好多次了，可是他总是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是……”他停住了。我看见他一直盯着这位小姐的侧面看，这使我很惊讶。一刹那间，我可以看出他急切的脸上显出惊讶和会意的神情，但是当她抬起头来看他为什么沉默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谦恭。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平整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帽子，金色的小耳环和温和的面容，但是，我没有看出我的同伴激动的原因。

“有一两个问题……”

“啊，我已厌烦回答问题了！”库辛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姊妹。”

“你怎么知道？”

“我一进屋就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毫无疑问，一位是您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您很像，毋庸置疑，你们是姐妹关系。”

“对，你说得很对。她们都是我的妹妹，萨拉和玛丽。”

“我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小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制服来看，可能是海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嗯，你说得很对。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利物浦——伦敦船上做事。”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船吧？”

“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始喝酒之前。后来，一上岸他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哎！他重新拿起酒杯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开始，他不再和我来往，接着跟萨拉吵架，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辛小姐谈到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像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还不好意思，后来就非常愿意交流了。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那个海员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房客身上，就那几个学医的学生。有关他们的恶劣行为她谈了好久，还把他们的姓名，工作的医院告诉我们。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提个问题。

“关于你的大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未婚，我很奇怪，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哎呀！你是不知道萨拉的脾气啊，否则，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尝试过一起住，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开住。我不想说我自己的妹妹一句坏话，可是她爱管闲事。这个萨拉很麻烦。”

“你说她和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架。”

“是的，但是，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啊，她到那儿去住本来是想离他们更近。但现在，她把吉姆·布朗纳说得体无完肤。她在这儿住的那六个月里，只说他的酗酒和种种劣行。我猜想，他发现了她喜欢干预他人事务，并且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着，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正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事弄得苦恼不堪，我感到很难过。”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简单，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指导性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拉到鼻梁上遮住了照在脸上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离开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开了。一位身穿黑衣、头戴亮光帽子、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昨天，她患了脑膜炎，作为她的医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见她。我建议你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走去。

“好吧，如果我们不能见，我们就不见了。”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也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事情。”

“我并不希望她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点的饭店去。我们到那儿去吃午饭，然后再上警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同吃了一顿愉快的便餐，吃饭时，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饶有兴趣地讲他是怎么买到他那把斯特拉迪瓦里琴的，还说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金币，但他只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坦哈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人手里买了来。这又使他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一边喝红葡萄酒，他一边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轶事。傍晚时分，炽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我们这才来到警局。雷斯垂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答案来了！”他撕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揉成一团放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

“你查出什么了吗？”

“一切都已查明！”

“什么？”雷斯垂德惊愕地盯着他，“你在开玩笑吧。”

“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这是一件惊人的犯罪案件，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楚各个细节了。”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后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雷斯垂德。

“那就是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希望你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想参与那些解决起来有困难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向车站走去，雷斯垂德满脸喜悦，站在那里还在看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名片。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撰写的《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进行的侦查一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去倒推起因。我已写信给雷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他逮捕罪犯之后才能得到。他做这种工作很可靠，毫无闪失的，虽然他毫无推理能力，但一旦他知道该干些什么时，他会像斗牛犬那样顽强地干下去。确实，也正是这种坚韧，使得他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