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来谈谈非虚构文学。

非虚构文学有两种谈法，一种是像教授一样，讲非虚构文学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当中会包含什么样的意向，对它反复地进行定义，然后再说什么是非虚构什么不是非虚构。

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我一般不愿意用这样的过于学者化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认知和工作。在对待非虚构这样一种文体的时候，我始终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在我们开始写作之前，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的，能够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够使我们洞悉当下社会，或者是逝去的历史当中的某些隐秘的那些文本，我们说它是成功的文本，好的非虚构。第二，我们的文学向来就是，尤其是中国文学，并没有非虚构的传统。想想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从诗歌开始，从散文开始，然后出现戏剧、小说；但主要还是在虚构文学的方向上发展。我们一旦说非虚构，马上就把它归入到历史写作。当然历史写作，比如“二十四史”做的方法，除了某一些篇章，像《史记》《左传》里的，因当时文史不分，还有一些文学色彩以外，后来的历史书，就真正变成了跟文学没有太大关系的另一种文本。当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观察我们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民族或者多个民族记忆的文本，它叫作历史。所以国际上兴起来一种新的文体——“非虚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非虚构是什么东西。

我想举一个跟中国有关的例子。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一个地方，丽江。但是今天我们去到丽江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如果想要了解丽江，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说。几千年来，中国人自己并没有积累很多关于丽江过去的、现在的，尤其是对当地的纳西族文化的认知。

今天，我们要认识丽江的文化历史，需要依靠两个外国人。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来到丽江，50年代初期才离开的，约瑟夫·洛克。约瑟夫·洛克是一个植物学家，他来到中国丽江的原本目的并不是要研究纳西族的文化，而是来采集我们横断山区青藏高原各种各样的植物种子。约瑟夫·洛克当时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博士，如果今天我们去到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会发现这两个大学都建有很好的植物园，园中有非常非常好的植物，中国的植物，那就是约瑟夫·洛克当年采集回美国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变化，当作为一个植物学家的使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决定留在这个地方不走了。他开始用自己积累的资金研究当地的纳西族文化。在对纳西族文化的研究中，他得出了两个成果。一个是他编纂了一本学习当地语言的书。他不光学习汉语也学习纳西语，编纂了一本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高科学价值的书，是纳西语和英语的对照词典。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是一个植物学家。另外他还出了一本书，叫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对丽江的前世今生、地理风貌、宗教信仰以及它的生产方式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今天，这本书成为我们真正去到丽江、想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研究的人的重要指引。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地方，但是从整体的成就上讲，还不能够超出约瑟夫·洛克。

几年之后，又有一个叫作顾彼得的俄国人，来到了丽江。顾彼得在丽江待了七八年时间，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丽江呢，抗战爆发的时候。抗战爆发的时候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帮助中国人民有很多方式，并不全是走上前线。当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太低，组织方式尤其是底层组织方式太过于落后。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孔祥熙先生，他除任职国民党的部长以外，还成立了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请到了很多外国人，也得到了很多外国人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当时中国生产方式很落后，组织方式更落后，建这个合作社的目的，就是到当地去，把这些工业按照不同行业，比如铁匠、银匠、纺织等诸如此类，甚至烧炭的人，在丽江组织起来，组织成了一个行业工会。第一，大家可以在合作社中以互助方式共同来提高技术水准；第二，这些零散手工业者，只有构成一个商业性质的团体，他们才有可能形成今天所讲的品牌效益，享受到销售成本降低等节约化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又是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人，在离开丽江后写了一本书——《被遗忘的王国》，而今天大家去丽江，如果要了解民国时代的丽江，中国人民有什么文字？即使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文字。所以今天，作为一种真正介绍丽江的书籍资料，摆在丽江街头，还是顾彼得先生写的这一本《被遗忘的王国》，里面除了记述他建立种种合作社的经历以外，还广泛地考察了丽江的社会形态。比如说在抗战时期，我们别的地方的陆路被封锁后，还剩下一条重要的商道，就是从印度到拉萨再到丽江再到康定这一条商路。所以说丽江在那个年代，跟今天一样，在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有特别的繁盛的商业，驿道上的商业，茶马古道上的商业。他在考察了这种详细的商业形态之外，还考察了这个地方不同的民族，因为除了纳西族以外，丽江还有白族、汉族、回族、藏族、彝族，很多种不同的民族，还有我们今天讲的摩梭人——泸沽湖地区的民族，顾彼得对他们的来龙去脉都做了很好的研究和调查。什么是非虚构呢？这样子的书就是真实的、客观的，用一种充满学术性的精神，但是又采用了一些文学性通俗的表达而形成的文本，这种文本叫作非虚构。

我在找云南史料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中国人的记载，那后来我又找到一个，也是往丽江去的，这个人其实在中国很有名，叫斯诺。大家都知道斯诺写过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就是最有名的非虚构，他其实是一个冒险家，二十多岁就来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他去了延安，但他2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了。有一次他徒步从昆明到越南，于是就写了一本书——《马帮旅行》。我们经常讲茶马古道，当时马帮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样子，路上的情况以及旅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很多旅游景区都拿着茶马古道打招牌，但真的问是什么意思，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后来我说介绍你们读一本书，就是这本《马帮旅行》，斯诺在没有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20世纪20年代就写了这本书，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土匪很多，但有个叫诺克的美国人跟他一起走，他的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因为诺克是美国农业部派来做调查的。诺克自己有一个十二个人组成的护卫队，全副武装，还有专业的厨师，在路上每天要吃饭的时候，也是要把餐桌打开，铺好餐桌，放好餐巾，倒上红酒，还要每天打开帆布浴缸泡热水澡。斯诺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年轻人，所以他看不惯，但又想着没有办法，那就还是跟着他走吧。其实诺克也是很看不惯斯诺的，也想把他赶走，但两个互相看不惯的美国人，在当时的中国又不得不结伴而行，所以这些文字留下了很多很多当时那个社会的信息。

当时的社会信息保留了下来，我们今天就可以依靠它们还原历史的细节，还原历史的面貌，如果没有这些文字，那么我们中国的历史只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大都是皇帝的事情，下面的人下面的社会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描述。但西方的史学、西方的人文跟中国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关注上层社会，但是同时他们也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行业都在记录，所以他们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全民的历史，而我们的历史，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的历史，我们看不到普通人的身影、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中国人的历史观也塑造了大家喜欢看宫斗戏，因为觉得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而他们的生活才是生活。真实的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历史从来也不是由几个后宫来完成的。不同的西方人到了中国，他们记录了那么多的中国现象，尤其是中国下层社会的现象，这在我们中国人的书写中是很难看到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或者说是价值观，大概是从孔子那个时期就已经塑造了强烈的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面是重要的，下面是不重要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讲国学，说孔子很伟大，当然孔子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见孔子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遗产”，封建时期的帝王为什么那么喜欢孔子呢？因为他承认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西方历史在矫正我们，就像斯诺的《马帮旅行》以及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都可以说是非虚构类文学，没有文学想象，只有真实和客观的记录。

今天早上我是从扬州坐飞机来到这里的。在扬州要看他们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一些知府的，那古代扬州的社会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又得看外国人记录的了。马可·波罗宣称元朝的皇帝让他当了三年的“扬州市市长”，但中国的历史当中就没有这些记载，但他确实也是。当然诗歌里也有很多描写扬州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中国的文学是写得很美好的，当然书写美好是好的，但总觉得少了一些时政主义、科学主义的东西，使我们触摸不到真正的现实，写了那么多“二十四桥明月夜”，需要考证“二十四桥”在哪？却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希腊总统曾经到访扬州，找不到“二十四桥”了，结果实在没有办法，就指某一座桥说“这就是二十四桥”，结果希腊总统却问：“不是二十四座吗？怎么只有一座了？”其实我们诗歌里面写了很多这种东西，但都是写它的美妙，到底在哪？我们就不讲究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二十四桥”曾经存在过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当中过于倾向虚构、过于倾向美化所造成的一个缺陷。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中国人要补上这些东西，我们要好好记录我们的历史，好好地观察这个社会，记录这个社会，避免将来我们想要复原自己基本的历史还要去找外国人写的书。现在很多研究这些方面的都是靠当时外国人写的书。从元代开始，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他们也很喜欢记录这些东西，传教士做记录，外交官也做记录，甚至军人也做。但是我们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缺陷，也是我们需要探讨非虚构的一个理由。我还想讲一个现代的例子，有人说建长江三峡，其中很多人移民，当时也有很多人写一些作品来歌颂这个伟大的工程，但是大家读过几本，知道几本呢？但有一个美国人，而且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江城》。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他来的时候只是个毛头小伙子，是1996年来中国支教，来中国做志愿者的，去了一个叫涪陵的地方支教，涪陵那个时候大概下面有一个师范学校吧，在那个师范学校里面教英语。外国人所感知的那种人文能力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作家在那里，但没有一个人能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成为美国很出名的非虚构作家。他在涪陵的时候，写的一些文章最早是放在网络上，然后像《纽约时报》《纽约客》这些很出名的媒体就邀请他开专栏，那他就在涪陵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英语，再一边写东西。到后面写的三峡大坝要修起来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都会被淹没的这些，都要变化，那么这些人、这些事他都如实地记录了。当陆续写后面的书的时候，中国的自驾时代已经开始了，很多地方都开始修高速公路，他又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就办了驾照，买了一辆车，最后开车游遍了中国，由此又写了一本书叫《寻路中国》，又成为畅销书。去年我们在一个非虚构的讨论会上再次相遇，下来我们聊到他回美国的两年，但是他表示在美国感觉待不住，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他在埃及，一家老小都被他接到了开罗。大家都知道埃及现在时局比较动荡，他就说这个地方不就正好是充满变化的地方吗，所以他现在又在学习新的语言，阿拉伯语，埃及的语言，可以让他更好地记录。前几天我们邮件联系，他的新书又要出版了，是关于埃及的记录。

这种时政的全面观察，中国的观念应该要有，其实这些年也有很多作家，以及不是专业作家的人也充分意识到，我们书写这个社会、记录这个时代的重要责任，虽然不是所有人，但至少也有少部分人。

其实今年我们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非虚构作品，我读的有限，我给大家介绍几本，比如广东的陆键东，他研究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因此写了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过去来说是一本很学术的书，但这本书很畅销，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畅销呢？是因为作者下了巨大的功夫，做了真实的记录，才有了这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

大家都知道宜宾有个李庄，李庄在抗战时期很重要，很多学术机构内迁到李庄。比如同济大学就迁到了李庄；我们今天的建筑研究社，以前叫营造学社，就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组织的学社，也迁到了李庄；大家知道民国首府是南京，叫南京博物院，那个时候没有地方去，也迁到了李庄；在台湾叫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叫史语所，也迁到了李庄。李庄这个几千人的小镇，是中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中心，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因为很多学术机构、研究机构曾经都落脚在这儿。但后来几十年都没有人去过问这些事情，后来是由我们一个四川的、记者出身的作家岱峻，写了一本关于李庄的书叫《发现李庄》，一本非常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些年大家又在讲，这些年中国比较重大的事情，改革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是在农村发生的，今天的城镇化给农村又带来的新问题。但是我们又在说，没有人做时政的一些工作，上海有个大学教授，深入到河南农村，写了一本书，叫《黄河边的中国》，就是调查几个村庄。同样也是在河南，出了一位女作家，叫梁鸿，她写他们自己的村，《出梁庄记》《梁庄在中国》这两本书，追踪了每一家、每一个离开了这个村庄的人，他们在城里干什么以及是怎么生活的，是非常有力量的作品。当然我也要推荐我自己的作品，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我要客气地说这本书写得不够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开始有了这方面的觉醒，而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对这个社会是要承担某种责任的。之前讲了孔子思想不好的一面，但孔子思想也有好的一面，他删改《诗经》的时候就讲过文以载道，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是需要道德的、历史的、良心的，这样一些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随着今天文学形式的变化，非虚构文学也因此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每年由《纽约时报》发布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图书排行榜，只把图书分成两类，就只分虚构或者非虚构，虚构的是哪些，非虚构的是哪些。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非虚构作品，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记者，从事的写作就全部是非虚构。今天我们走到中国的书店大概可以看到她的三本书，第一本书是写二战的，是苏联红军参加二战。因为她是女记者，所以她写战争中的女人，参军了的女人，她们在战争过程当中做了什么，在实际经历以及情感上又是怎么样的经历，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然后她又写了第二本书，三十多年前的阿富汗，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控制阿富汗，需要扶持一个亲苏联的政权，有一年，被扶上台的阿富汗总统，开始流露出要疏远苏联的迹象，一晚上苏军就把阿富汗的全境占领了，阿富汗的游击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西方人都是这样，还有以前的塔利班也是这样，最早武装他们的是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打苏军。然后她就写了《锌皮娃娃兵》，真正在前锋打仗的人都只有十七八岁，所以她说他们是娃娃兵，锌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会把战死的娃娃兵用一种锌做的金属棺材运回国内，这本书就是揭露阿富汗这种不正当行为的作品。现在爱国青年很多，特别是网上很多，真正爱国的青年要么战死在前线，要么在反思今天的现状，他们都是反对这种战争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三本书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也是一些幸存者的回忆，然而她采用了一种方式，口述史的方式，这是非虚构里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之前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式来记录，采访成千上万的人，用录音录下来，当成资料集体保管。后来文学家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就是我刚才讲了非虚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客观。

客观说起来简单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人不是左边就是右边，要么就是中间。但这个中间也没有绝对的中间，要么就是偏左要么就是偏右，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哪怕是可以完全忽略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还有第二层的道德意识，我们是会判断对与错，或者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哪个是卑劣的哪个是高尚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就采用口述史的方式，直接采访那些人。那些全是别人说出的话，她就只添加一句，就是介绍那些人是谁，以前在哪个师当狙击手。二战中其实有很多女兵，主要就是当狙击手，很多时候女人打仗比男人厉害，但是又不能让女人那样残酷地去冲锋，最多的还是在连队里面的医务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当炮兵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几百上千人，都是他们自己口述的，所以在非虚构的历史当中又出现了口述历史，都是主人公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有些经历是相当惊心动魄的。比如说，她写女兵参加二战的这本书，里面有些经历我们很难想象，也不是我们中国电影里那么简单。

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叫作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城市被围困了，当时德国的炮弹一顿乱轰，很多人被轰到了湖里，一个女兵就去捞人，捞人也是趴在冰上捞。她紧紧抓住一个东西，发现是一条大鱼，她当时就想，人那个时候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后来另外一个女的;务人员，在晚上发现一个德国士兵，为其包扎，其实当时大家也犹豫要不要弄死他，但他放下武器之后，其实也只是母亲的一个儿子，只是接到了冲锋的命令，所以他必须要冲锋，最后还是决定救他。后来又为一个红军战土包扎。哪怕是敌对双方的士兵，其实他们也只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在这样的例子选取当中，会引发人们很多的思考。当时她的《锌皮娃娃兵》没有通过审查，后来这个书开始有名了，苏联也解体了，她现在是白俄罗斯作家。今年1月的时候我还见过她一面，当时参加一个白俄罗斯举办的书展，我那时还不知道她那么有名，当时她就在那里卖她的《锌皮娃娃兵》，我还以为她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回来一查，她写二战女兵的那本书，早已经在中国出版十多年了，在中国的学界或者其他渠道也谈论过这本书。这本书最厉害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个苏联军队被德国军队包围了，第二天早上突围，大家都知道那个情况下突围成功是很困难的，当时总共剩下了两百来人，这种突围其实都会死，都会死光的，最多只有一两个幸存，后来果然有幸存者。曾经有三个女兵，一天晚上下着雨天气很阴冷，三个女兵去打算跟每一个士兵做爱，都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了，就是因为这个事例，出版那里的审查没有通过。幸存者其实有一个就是做了这件事的女兵，除了那种负伤的和胆子特别小已经吓破胆干不了这件事的人，其余的都做了这件事。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的战争文学，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电视剧，打仗跟玩儿一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抗日战争中国人的死亡人数是三千万，日本士兵在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就是一百万多一点点，就是和我们正规的军队打仗时候的比例是5∶1或者6∶1。到抗战末期，我们的军队学会了打仗，而且有很多美式武器，都是4∶1或者5∶1，那么抗战初期呢？而电视剧里的一些表述影响着现在的年轻人，难怪一遇到什么就是说打，谁都敢打，就是把战争写成了游戏一样，我们已经没有正确地对待战争以及人的残酷，以及对社会的认知，现在很多人的战争观念就相当于是通关游戏，打通一关又来一关。

我们的历史学家，我们的文学家，如果我们不提供正确的观念，对于文学来说是没有出路的，最主要的是对于整个国家以及对别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更加危险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干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自己的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这个作品希望对于中国的读者、中国的创作者能有所启发。

现在有一个词是叫“粉丝”，但我更愿意说读者。读者是有思考的，是有主动权的，读者和创作者之间一定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今天我们正在形成一种恶性的反馈机制。娱乐性不够就还需要加入娱乐性，据说在横店表演死掉的日本兵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