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写社会主义的讣闻成为一种流行的消遣。这些批评者说，相信一个社会能建立在一种平等主义原则基础之上是乌托邦。他们说，贪婪是好事，或者至少是必要的邪恶，即一种能通过恰当的手段――市场、合同法、私有财产――训服的动力，给所有人带来维持人类尊严和实现自我满足所需的物质条件。

任何专制国家的垮台我们都鼓掌欢呼，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结束是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它的崩溃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的一种倒退――对于亿万人民来说，它的存在强化了这样的信念，即一个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仅仅是一种梦想，尽管它还不是现实。具有这种信念是为创立这种社会而斗争的前提。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就是描绘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蓝图，再次为敢于信仰这种理想的人提供一种根据。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小册子中至少采纳两种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者评价财产关系必须根据这些财产关系提供平等主义的能力。苏联的实验只是各种想象的实验之一，它的失败并不排斥其他更成功尝试的可能性。有充分理由相信，苏联制度的失败不应归因于共产主义的平等目标，而应归因于取消市场因而失去与之相伴的激励和竞争。

第二种观点是，当代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设计下一个社会主义试验高潮的可能性。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相对成功应该归功于其产生竞争的法律环境和文化，归功于其设计解决代理问题的机制的能力。特别应指出的是，它的成功尤其不能归因于它拥有无限积聚私有财产的权利，除非这种权利与刚刚提到的那些特征不能分开。但是当代资本主义本身表明，这种权利对于它的成功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与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描述的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依靠单独一个人的天才运作，所有的利润就朝他滚滚而来；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相比，现代企业的利润扩散是激烈的。为了实现这种扩散程度而又不牺牲企业的效率和创造性，当代资本主义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我认为，这些手段能够成功地被一种制度所运用，而在这种制度中，利润的分配比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扩散。

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这本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小册子的主张取决于私有财产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区分。由于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经济理论只能建立在历史――一种比人的想象更加丰富的源泉――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对私有财产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迄今为止两者实际上总是一块儿出现的。但我们确实有几个例子――现代企业，或许还有中国的乡镇企业――使我们开始理解，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以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归因于私有财产无限制积聚的权利，事实上可能应归因于竞争和市场。随着我们对这种区分的理解越来越具体――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中财产形式的继续演变，我们对这种区分的理解无疑将会如此――对更平等的社会的设计将会更清晰地被提出来。本书第六章和第八章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很可能是粗糙的，这些蓝图将不断演进。我鼓励读者把这些蓝图仅仅当做是启示性的，只有在解释这种一般观点的例子时才是有用的。

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近期前景的最后这一章里，我想避免对“过渡学”文献添加任何东西。然而，为使一个社会过程的任何最终状态成为可行，必须存在一条由此及彼的道路，因此，应该有理由请求某个试图描绘最终目的的人至少描绘一张可行道路的粗略草图，如果不是一张精确地图的话。我以如下警告作为接下来的谈论的开端：最近的历史已经表明，如果试图预言未来，我们就如履薄冰。

我认为，选择市场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最少的国家，是那些自1989年以来在东/中欧形成的国家和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将有什么类型的市场体制，他们面临着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有些人会坚持认为，设计一个息票股票市场，设计一个以银行为中心的监控体系，以及设计一套充分保护经济机构（银行、企业）不受国家干预的制度、法规，其代价不比沿着英美路线建立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代价大。实际上，科贝特（J。Corbert）和迈耶（C。Mayer）已经在其《东欧的金融改革》。中论证道，在新的共和政体中，建立以银行为基础的监控体系，比建立以分散的市场行为者和接管程序为基础的监控体系更加容易。

但是，在政治上，许多此类国家的思想意识氛围对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利的：“不再试验”的口号被很幼稚地叫喊着，好像试验在向市场经济的任何种类的过渡中都可以避免似的。然而，在一些国家中引进本书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几年之后在政治上也许是可能的，如果国有企业的大部分能保留的话――我认为许多这样的国家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捷克共和国看到的极端自由的试验，并不可能产生瑞典或芬兰的开明的资本主义――更可能的结果将是墨西哥或巴西的庸俗资本主义。在那些保留大部分国有部门的国家里（例如俄罗斯和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将会这样做），提倡更平等的非国有化的政党可能在将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我还认为，这种转型在中国或越南，或者也许在古巴不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在过去的12年里，人们已经看到可能是第一个土生土长而又具有竞争力的社会主义企业（所谓乡镇企业）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些在农村地区形成的、与国有企业竞争的小型工业企业。起初，它们致力于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但现时也进入重工业领域。至1991年，已有大约1900万家乡镇企业，雇佣的工人达9600万人，相当于中国产业工人的40%。1979年改革刚开始时，农业占农村地区产值的70%，而现在只占大约45%。谁拥有乡镇企业？答案是模糊的――所有制形式大概包括一切可能性，从掌握在少数几个合伙人手里的伪装的私有企业，到真正由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乡镇企业的利润被分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投资和个体户收入。根据《经济学家》杂志1992年11月28日的报道，这些企业“竞争激烈”，在预算限制重重的情况下进行经营：国家银行不对亏损者给予任何帮助。尽管总体记录是一种惊人的增长，但在压缩发展的1989年大约有300万家乡镇企业垮台。乡镇企业的利润主要用于资助地方公益事业，诸如学校、公路等。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变化――从那时以来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9%的增长率只是部分地说明了这种变化――应该归因于一种被恰当地描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的财产形式。

资本主义国家的三种类型是：发达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和发展中的独裁的资本主义。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发达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最不可能的，因为这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制度在它们被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意义上是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用社会民主的让步比用对私有财产的国有化更可能削弱阶级斗争，除非某种大规模的经济灾难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大门也会打开。

在独裁的发展中国家里，增长率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足以改善庞大的工农阶级的生活条件，这些国家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候选者，尤其是在极端的物质不平等产生了具有民众基础左翼政党时：今日的南非和萨尔瓦多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左派在这些国家掌权，民众的意向可能支持真正的私有资产国有化，那时公有部门就能够沿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路线来组织。在不久的将来，具有高增长率的独裁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例如韩国）更可能变成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上一代人中已经成功地显著地提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最后，我认为，发展中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分为已经提高了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国家和没有提高这一阶级生活水平的国家。在那些劳动阶级处于接近贫困状态的国家中，左翼政党也许能够在政治上向着财富再分配前进。例如，在1988年大选中几乎掌权的巴西民主党和在1988年大选中虽然没有掌权但确实获胜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可望在市场社会主义的舞台上赢得未来的选举，沿着在这里描述的道路改造这些国家经济中的规模大而无效率的国有部门。

然而，历史是否趋向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正如乔伊特（K。Jowitt）在《新的世界混乱》。中强有力地论证的那样，由于处于经济衰退压力之下的社会被民族主义的烈火所点燃，世界可能在一个时期里处于混乱之中。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造几乎肯定不能产生它们的公民所看到的西欧社会；这些资本主义改造极可能带来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和劳动阶级中相当大的部分的普遍不安全感。这些国家的公民将会发现，1989年的革命是盗用了他们的名义。这样，这些国家就为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但是，任何社会主义运动的潜力将取决于它提供蓝图的能力，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模式即苏联模式已经失败。（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但它的存在也许使世界大为改观，这一点我在第三章第一段中已经说明。）幸运的是，这项工作不是不可能的：有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旧模式的观点，有许多教训要从20世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汲取。

为了保持客观的观点，为了明白在人类历史上一个70年的运动是何等的短暂，为了记住人类反对不平等、不正义的斗争是如何持续不断，以及为了认识到那些几乎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发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是如何持久，今天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信念是个关键问题。我们并非没有从苏联70年的经验中学到什么，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论调或者鼓吹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终点的论调的人，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短视。资本主义可能赢了，但毫无疑问，这样说为时尚早。想想周恩来被要求评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时的机智回答吧：“谈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真正的人类历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消除了作为自我实现的不可逾越之障碍的物质匮乏的社会历史――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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