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起见，我在这里提出对美国每个成年人将会得到的利润红利的粗略计算。如果第八章论述的息票经济是可实行的话。这个计算是粗略的，因为一些我假设保持固定的量值无疑将是变化着的。我假设企业的总产量像法人企业利润率一样是固定的。更确切地说，我在这里报告的是对美国企业1950―1990年期间利润收入的再统计，以适应如下事实：在息票经济中，公民在企业中将不拥有股票――现在以红利形式流入公民手里的收入，在息票经济中将以利息的形式付给储蓄者，并且不被当做利润。

我将我的估算限制在检验经济的非金融行业部门。（这里排除金融部门和农场；作为第一批计算，还排除非法人行业。）如果企业的投资如同在息票经济中那样完全由债券和银行贷款提供资金，而不是靠股票提供，非金融法人企业部门的总利润会怎样呢？我假设，在法人企业部门内现有的企业股票将转为债务，把对此债务所付利息看做成本。那样留作息票持有人分配的利润将是支付这项利息之后的利润。因此，设：

πcap（t）=t年法人企业税前总利润，E（t）=t年法人企业股票总值，D（t）=t年法人企业部门净总负债，i（t）=t年法人企业部门付出纯利息，c（t）=t年法人企业部门资本减耗限额，r（t）=t年法人企业债务平均利率，πcoup（t）=息票经济中法人企业利润。

我使用的计算恒等式是：

πcoup（t）=πcap（t）+c（t）+i（t）r（t）[D（t）+E（t）]变量π、E、D、c和i的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资料，πcoup（t）是我们想要估计的估算息票利润数据。这样，πcap（t）+c（t）+i（t）就是法人企业的“净盈余”；我们从“净盈余”中减去在息票经济中用债务取代股票筹资时所支付的总利息的估计数。

由于下面几个原因，从这里使用的方程式计算出来的，πcoup（t）的值可能低估了真正的息票红利的价值。首先，20世纪70年代的折旧法规是很宽松的，也许资本减耗调整并不足以使通报的利润达到真正的经济利润。表A2按年度记录了非金融法人企业部门纳税折旧对资本股票的比率，请注意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比率的上升。第二，在国家统计中一部分被报为非金融非法人行业的收入事实上不是（不属于息票部门的）小型行业的收入，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会是息票部门的大企业的收入。例如，休斯航空公司是一个非股份企业。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支持性买下全部股权而“走向私有”的公司也属这种类型。1990年，非金融非法人行业收入是3600亿美元，而法人企业总利润是2320亿美元，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个统计数字：1989年，最富有的0.5%美国家庭拥有价值3270亿美元的法人企业股票，而他们的非法人行业财产的价值是15000亿美元。实际上，很富有的人占有的财产的类型已迅速转向没有法人地位的行业的债券：1983年，他们拥有5160亿美元法人企业股票和8490亿美元非法人行业债券。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一部分非法人行业收入来自巨大的股份，这些股份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会被国有化。

我们用这种计算可以看出，成人红利在20世纪50年代大概会占黑人中等收入的25%，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约占黑人中等收入的12%。

根据以上粗略的计算，至少可以看出，美国战后一个时期，息票红利在穷人的收入中有了显著的增加，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收入的分配。在利润构成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比美国要高得多的发展中国家，情况也是如此。最近几年，美国非金融部门的赢利能力下降了，这反映在每个成年人利息红利的减少上。事实上，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利润已经向金融部门的方向转移，但金融部门的利润我在以上计算中没有考虑进去。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金融部门的利润主要回到国库，那么，一般公民都会从由这些利润提供资金创造的公益中获益，这是我在这里忽略的福利增加额。

。黑人中等收入的系列是从美国商务部统计局获得。这种收入原按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后用年度“总统经济报告”所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它转换成现价美元。每年成年人的数量是按20岁和20岁以上的人数计算的，这个系列也出自同一出版物的报道。占人口0.5%的最富有者财富构成的数据，转引自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肯尼克尔（A。Kennickell）和K。L。伍德伯恩1992年4月撰写的《运用模式基础权数和设计基础权数对家产净值的估价：1989年消费者金融调查事实》（未发表的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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