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是民主主义者；一些像塞缪尔?鲍尔斯（S。Bowles）和赫伯特?金提斯（H。Gintis）。这样的民主主义者之所以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主义有助于实现民主。我在第一章里曾谈到，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之一是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我在这里也因袭传统地假定民主是实现政治平等的前提，虽然这个假定决不是明显正确无误的。在何种方式的民主能帮助实现想要达到的平等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这样说可能更为准确关于民主的定义，见施密特和卡尔：《什么是民主……和什么不是民主》，载《民主杂志》，1991年第2期，第75―88页。

坚持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也会引起我们用来描述社会主义的语言上的变化。在民主制度下，代表社会主义的一个或数个政党将会和其他政党（其中也会包括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竞争权力。有时也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资产阶级政党偶尔获得胜利，一个政权也可以在多年里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可以说，尽管反对党偶尔获胜，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但桑地诺主义者的情况可能属于另一种类型。那里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由于种种原因――政党本身的错误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几年以后这个政党在选举中失败并被资产阶级政党或联盟取代，这就使原有的一些成就付诸东流。然后，或许是过了几年之后社会主义者又在选举中获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用语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桑地诺主义者当初视他们自己为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可能就不会犯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

不过，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政权完全可以从它的宪法中体现出来。宪法会限制生产资料中私人积累财富所能容许的程度，并且或许会明确受宪法保护的其他财产种类。压倒多数的人要求取消这些规定的一个正当理由是，如果财产关系被认为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话，财产关系就不会产生长远计划，特别是不会产生投资；另一个正当理由是，财产关系的任何变化会使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要达到社会主义者所切望的机会平等的一个关键性改革是大规模改善穷人和低收入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我认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穷人和工人阶级子女与有钱人子女之间的机会差异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到根除。只有当教育技能的不平等分布有所好转时，工资差别才能显著缩小。要想在把所需资源投入到这样的教育上达成共识，需要每个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观的重大变化。国家的主体民族必须克服他们的种族主义，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被说服接受约翰?邓恩的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不能独占一个海岛。”这样看来，如果必须等候全体公民共同感情的形成才会有社会主义，那么，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认为，在没有公民共同感情的前提下，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更快地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因为在我引述的关于财产再分配的各种建议下，人们的经济利益将会发生变化。我已概述了民主社会里各种公害的水平是如何成为不同阶级为它们各自的利益而斗争的政治斗争产物的。如果利益变化了，那么总的来说，公害的均衡水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让我把1991年的海湾战争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可以这样说，打那场战争是为了保持低廉油价，而想要使油价保持低廉的主要利益集团则是把石油作为投入的企业。当然，所有消费者都希望油价低廉：问题是，谁愿意在1991年1月去打仗，以保持油价低廉，以及谁甘心再抵制一年？迟至1990年12月15日，即在以美国为首对伊拉克实施空袭前一个月，在美国所做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打仗。这一点证明，他们宁愿选择可能稍高的油价和稍高的失业率，而不愿去打一场战争。但布什总统决定开战，他这样做很有可能得到了一些“重要人物”――那些从企业利润中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以及那些可能会因油价上涨而使其利润下降的人――的支持，正是他们使得打仗的选择占了上风。

现在假设：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下，没有一个人的所得超过总利润的人均分成。油价的上涨当然会损害利润和工资，但是，可以讨论的是，不会有什么“重要人物”阶层在使石油保持低价水平上有如此大的兴趣。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宁愿承受更高油价的可能性，以避免必须打一场战争。

如果资本主义的弊端中有许多是这样一类的公害――增加利润的公害――那么，即使个人的偏好序（对于非经济学人员来说就是价值观）不变，利润收入分配上的变化也会改变民主过程产生的公害水平。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就属于这一类公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论点坚持认为，工人阶级间的不和（例如由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造成的不和）在资方反对劳方的斗争中加强了资方的力量。事实就是这样。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可能蕴涵着产生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机制，例如通过资本主义传媒对待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方式。第七章关于公害的讨论暗示，假如利润在全体公民中平均分配，资本家煽动的工人阶级的不和就会减少。我并没有忽略人类本身就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思想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不能期望这种思想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但是财产关系的变化将会使一个维护歧视的强有力的阶级利益得以消除。

左翼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基本批评是，只要资本控制在一个很小的富有阶级的手里，政治就必然要符合该阶级的需要。如果公共银行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以及法律条款限制企业自由出口资本，统治社会的“资本结构性权力”就会从总体上被打破。那些资本控制者将不能靠威胁把生产资料（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作）转移到海外而把社会当做人质。在布洛克1992年的建议。中，他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这种结果的：他要求监察各银行的董事会必须代表不同类型的选民，其中也包括不是股东的公民。

一旦一个重新分配利润的机制，或者把企业改造成工人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那么共同感情最终将会形成，富有者也会情愿牺牲一些收入来资助这种教育制度，以便向那些现今被排除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的人提供机会，如果能够这样认为的话，那将是令人欣慰的。我没有看到这种主张的证据。虽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有重要的人人平等的主张，这种程度上的共同感情在那里还没有发展起来。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还很强大，这反映在保守党派的复苏上。尽管南斯拉夫、东欧各国和苏联存在着并非一般程度上的人人平等准则，我们还没有看到从共产主义的灰烬里飞出一只强大的社会主义凤凰。

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个人主义价值观向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就是许多人过去常常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是否会由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促成，或者这样一种转变是否真的会发生。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中国、古巴）都有它的黄金时代，即在一段时间里，全体公民中的一大部分人被激励起来，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作出牺牲，或者以同别人合作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这种黄金时代都为时甚短。还不大清楚的是，假如这些国家的经济如果获得持续成功，这种合作是否可能会继续；也不清楚不论经济成就如何，黄金时代的精神是否会延续下去，因为这种精神是由（例如）一个伟大的更好的变革而不是由一个稳定的美好时代引起的。

因此我在人性的全面变化这个问题上仍然持不可知态度。我更喜欢把我的信心放在能给普通人带来好结果的制度设计上。在已经表明了某种不可知论后，我是不是仍然承认市场社会主义最终会增加对（例如）公共教育更多支出支持的可能性呢？也许！我将再次援引公害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的教育是一种能增加利润的公益，在这种意义上，资本家赞助工人阶级教育的经费是合理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由公共资助的教育现在是低于这个程度的，而且资本家阶级中的重要部分的确支持增加教育投资：如果美国工人像日本工人一样能阅读详细的操作手册，他们就可能更有生产成效，并能更容易地获得提高利润的技能。

但也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阶级教育的最佳程度比社会教育的最佳程度要低――这就是说，在教育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增加的公共教育可能对利润产生纯负面效应（当需要向工人阶级边际教育的增加提供资金的利润税额大于这种增加所能产生的利润的时候），虽然增加的公共教育作为一种公益可能通过对社会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我包括从改进的电视节目到公共文明的一切东西）的作用继续产生重大的积极的边际效应。根据第七章的论点，这种额外的教育增值正是一个利润平均分配的社会更有可能通过它的政治过程来加以支持的。

至今为止，我在本书里还没有论述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即国家间极大的不平等，为了便于描述，这种不平等被称为南北不平等。在下一个50年里，很可能正是这种不平等将成为政治的焦点：在南方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将很可能要求从北方得到大量援助，以使它能实现工业化而不损害全球的共同利益。我毫不怀疑这种援助是由正义所要求的，因为一个人在哪儿出生，从道德上来说，具有一种任意性的个人特征，而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出生在低生活水准社会里的人作出补偿。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是不是更容易支持这种援助。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实践表明，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挪威和瑞典，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比任何别的国家都高，而这似乎是由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各社会民主政党以团结为理由，主张相对多的发展援助。有证据表明，工业化国家里有许多人主张撤回大公司在南非的股份：这个例子说明，人们为了居住在一个遥远国家的人民的自由而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小部分收入（以稍高的工资、利润和津贴的形式，这是由于在南非投资可能带来的）。因此，对北方的许多人来说，南方人民的低福利是一种（产生利润的）公害；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利润的再分配，对外援助很可能增加，这种看法并不荒唐。

记住我们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观察到的（关于教育、对外援助和其他问题）政策变化的两个原因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1）由于改变财产关系产生的但不改变个人的偏好序（或价值观）而出现的政治结果的那些变化。（2）由于改变个人的偏好序而产生的那些变化。我在本书第七章使用的公害论点假定价值观不变，虽然我认为当人们经历新的情况时，他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因此，比方说，如果公共教育投资增加了，一开始由于需要有更高技术的工人这样纯粹实际的理由，人们受到了较好教育的新的平衡可能会引起价值观的转变，并随之引起教育投资的进一步增加。然而我还是相信，价值观的变化是缓慢的，而且并不一定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变化。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价值观是在以公共为中心到以私人为中心之间循环着阿尔伯特?赫希曼：《困境的转移：私人利益与公共行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由于这些原因，我不把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建立在无私的个人的演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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