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察家认为，正如苏联型经济过去所做的那样，计划必然总是意味着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的行政配置。我们从法国、日本通商产业省、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公司税收政策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指导性计划的实例知道，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第十一章中，我举了另一个计划实例，这种计划是通过政府组织的保险而不是通过政府直接配置投资物品实现的。在本章中，我要谈谈我同我的合作者伊格内乔?奥图诺和乔昆?西尔维斯特一起进行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运用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计划的范围是什么？用以实现这种投资计划范围的各种措施的相对优点又是什么。然后我将用实例分析的方法，简要地评论一下中国的台湾地区最近的投资计划发展史。

让我通过概述一个原型经济环境的模式来确立讨论的框架。描述这样的环境时，我不预先假设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而只是陈述生产与投资的时间的和物质的性质。设想一个其存在分为两个阶段的社会，在每一个阶段里，全体公民都工作和消费。有一个部门生产这种社会经济中的单一投资品（比如钢铁），有N数量的部门生产不同的消费品。每一部门都有一定数量的企业，或许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公民向企业提供劳动力，消费消费品：在任何经济机制下，每个公民以他所受的不管是什么收入（预算）约束为条件，都试图在两个阶段里选择使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商品和时间消费量。

在第一阶段，所有企业都必须用它们掌握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存量进行生产，但是它们可以在第一阶段安排投资商品的序列，使资本存量最直接地由第一阶段的消费商品生产和投资产品生产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在仅仅生产消费品时，投入和生产的投资产品越多，该经济在第二阶段的生产能力就越大。因此，投资更多的决定就是为了将来的消费而牺牲当前消费的决定。

现在把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运用到这种环境中。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企业是私有的，存在某种特殊的企业所有制的分布，由市场配置资源。每一公民都有权占有每一企业利润的一定的份额，这种份额也许为零。（如果这种经济像实际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话，那么就有一大批人几乎不占有公司股份：在美国，最富的10%的家庭占有所有公司股份的83%。）我们来研究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均衡也称为瓦尔拉均衡，得名于19世纪的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

这种经济的瓦尔拉均衡可简述如下。首先，考虑市场与价格。在每一阶段的每一种消费品都有一个价格，第一阶段的投资产品有一个价格（价格迄今总是为2N+1种），每一阶段的每一种劳动也有一个价格。比方说在这种经济中有K种劳动或K种劳动性质，或者说K种技能类型。此外，有一种公民储蓄与借贷以及企业借贷的利率。这样，这种经济就存在着2N+2+2K种价格。我将假设：所有公民与企业都知道今天的价格，并都能要么知道要么正确地预测第二阶段的价格。面对任何这些2N+2+2K种价格的组合，经济行为者――企业和公民――的行为如下：

（1）在两个阶段中，每一消费品生产企业都需要一定量的各种劳动和投资产品，并提供一定量的它的产品，以便按既定价格使在两个阶段的（兑现的）总利润最大化。我们假设每一企业相对于其市场而言是比较小的，因此它不需考虑其生产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它是作为一个捕获价格的竞争者来运作的。

（2）投资产品生产企业选择提供的投资产品的量和需求的每种劳动的量，以便按既定价格使其利润（在第一阶段）最大化。

（3）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个终生的预算，在这个预算中包括他在两个阶段提供给企业的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加上他从占有企业股份得到的利润收入。在这一终生预算既定的情况下，他确定第一阶段储蓄或借贷的数量，确定两个阶段需求的每一种消费品的数量，以便在其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使他的效用最大化。第一阶段的储蓄在第二阶段可以被连本带息返还。

（4）经济活动的时间规定如下：在每一阶段结束时，企业向股东支付利润，并发给工人工资。在一个阶段结束时，各企业把它在这个阶段生产的产品卖掉。因此，企业没有收入积存下来，因而必须以借贷来支付投资产品，投资产品在第一阶段结束时买进，但在第二阶段之前不算为生产成本。

以上就是这种经济中面对2N+2+2K种价格的任何组合或向量的每一经济行为者的行为。一个价格向量就是一种瓦尔拉价格均衡，如果满足下列条件：

（5）对每一种商品和每一种劳动的总需求等于每一种商品和每一种劳动的总供给，并且储蓄的总供给等于投资需求。也就是说，按照这种价格，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

在公民的偏好性质或效用性质以及企业的技术性质的适当条件下，如果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民的劳动禀赋是既定的，那么，瓦尔拉价格均衡将会存在。如果我们确认，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是处于这样一种均衡，我们就能够从瓦尔拉均衡的资源配置诸方面推导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的诸方面。

特别是，在瓦尔拉均衡中有某种特定的部门投资模式。企业的总投资将等于消费者的总储蓄。已知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商品价格、利率和他的预算（由于企业的股份是他的预算的组成部分，我们假定，他能正确地预知他有利益在其中的各企业的利润），这个消费者决定储蓄多少仅仅是试图使其终生利益最大化。各企业决定其投资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利润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着眼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两个原因，这种经济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两个原因是：在均衡工资条件下，一些公民具有的劳动质量比别人具有的劳动质量更有价值，以及利润可能以极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济中没有税收――为了简化分析，我做了以下不现实的假设：没有需要税收的任何种类的转移支付或公共产品。我们研究的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原型，在这种原型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强壮的，或者换句话说都能依其收入而生存，并且所有的最终产品都是私人产品。

我现在要概述一下，在这种同样的经济环境中，市场社会主义机制怎样配置资源，同时也谈谈利润的不公平分配和瓦尔拉均衡也许是不理想的投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有一个选举政党的民主过程。这一政党被授权实施其经济纲领。这一纲领包括两个要点：建议在公民中对所有（公共）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行分配以及该经济的投资水平和方式。因此，在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民得到的企业利润份额大致是平等的。确保这种取向的一种机制在第八章中已描述过，虽然现在讲的这一模式由于没有股票市场而被简化了：因此，我们仅仅假设企业是以政治决定的方式把公司税后利润净值分配给公民的。每个企业都有一位经理，他的职责是在面对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使其所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每一公民的收入包括他在两个阶段向企业出卖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以及社会分红（即税后公共企业总利润中属于他的份额）。在我现在描述的这一特别的机制――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变体――中，政府只对企业利润征税。

政府将用于影响投资方式的工具是对市场利率的贴息和加息。中央银行被授权贷款给企业，对各消费品生产部门实行一种特殊的利率贴息或加息。特殊部门的企业能以中央银行对其实行的特殊贴息借贷；公民则以市场利率储蓄或借贷。我现在说明一下这种经济的兰格均衡（LangeEqulibrium），之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奥斯卡?兰格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政府应该运用利率来调节投资。兰格均衡是各阶段所有商品的价格集合（2N+1种价格），各阶段的工资集合（2K种），一种利率，对利率贴息的集合（N种），以及公司利润税率的集合（也是N种）。当达到兰格均衡时，有下列情况发生：

（1）每一消费品生产企业需要一定量的各种质量的劳动力及一定量的投资产品；另一方面，各企业在两个阶段都提供使两个阶段的利润现值最大化的一定数量的产品。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投资是靠贷款提供资金的，所以那些用更高的利率折扣贷款来进行投资的企业相对地将获得更高的利润。

（2）每一投资产品生产企业需求的劳动力和供给的产品的数量使其利润最大化。

（3）每一公民把他的劳动收入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税后公司利润的份额）之和作为他的预算。他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两个阶段的消费类型及其储蓄或借贷的数量。

（4）中央银行在第二阶段按市场利率向公民支付利息，并按各种贴息率向各企业收集利息。即使像在均衡中那样储蓄同投资相等，由于利率的不同，中央银行的收入支出也不会平衡。从公司利润中取得的税收必须恰好弥补中央银行的赤字。

（5）每种商品和每种劳动力的总供给与每种商品和每种劳动力的总需求相等，公民储蓄的总供给与企业对投资产品的需求的总价值相等。

我们可以证明，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许多兰格均衡。假设政府想在这种经济中实施一种特殊部门的投资类型。如果投资水平向量位于某一明确界定的集合中，那么政府就可以宣布利率的贴息和公司税率，以便达到一种兰格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各部门的投资水平正是由这个向量确定的水平。正如人们假设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现了瓦尔拉均衡一样，我们也假设在政府宣布利率和税率之后，市场将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现这种兰格均衡。这一假设和那一假设同样可靠。

让我从质上来描述政府如何设定利率贴息以影响企业需要的投资水平。假设政府想由所有企业都比它们在自由放任的瓦尔拉均衡中投资得多：它已经断定，瓦尔拉均衡中的投资水平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想使公民储蓄更多、使企业投资更多。政府公布企业贷款的利率贴息。这将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各企业需求的投资的量是不同的，企业需求的投资是由各部门的贴息的多少而定。但这时投资需求会超过公民储蓄，因此市场利率将会上升。在均衡时（如果这种均衡存在的话），储蓄等于投资，因此中央银行就会出现赤字，因为它得按市场利率（从公民处）借款而以低利率贷款给企业。赤字由公司税收弥补。这只是对所发生事情的一个非常近似说明，因为，当市场利率从它在瓦尔拉均衡中的数值发生变化时，一般来说，所有其他价格也会变化，以便使市场平衡。这就是为什么一种数学变数是必要的；它既证明了这样的兰格均衡实际上是存在的，又使人明白兰格模式是什么样子。

从经济计划理论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兴趣的是我称之为兰格机制――运用利率贴息和加息来引导投资――的这种方法对于影响投资实质上与其他方法（包括那些由中央计划机构对经济进行更深层次干预的方法）一样强而有力。现在考虑其他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可称之为指令市场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中央命令各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投资产品。在这种命令发出之后，不再有进一步的干预；各种市场达到这样的均衡：所有的指令都实现了，所有其他市场都出清。在这种模式中，所有企业都在投资约束下使其利润最大化，尽管某些企业在均衡条件下的利润为负值。（它们不被允许破产，因为这会带来其投资量为零的现象，比指令它们投资的量少了。）这些损失将由中央给予补贴，补贴的钱从公司利润总额的税收中提取。

第二种机制我们称为直接投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发布指令，而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投资产品并按规定的量交给各企业。如果企业愿意，它们可以自由地购进更多的投资产品，但是它们不能将政府给予的投资产品卖给其他企业。这样，一种市场均衡又一次达到了。

必须指出，所有这三种计划机制都极大地利用了市场：价格自由变化，并在供给等于需求时稳定下来。看来似乎政府运用指令/市场机制或直接投资机制比运用兰格机制能实现更大的控制，因为在前两种机制下政府似乎能更深入地或更直接地干预经济过程。但是我们已经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兰格机制比直接投资机制能实现更多的投资向量，并且实现与指令/市场机制恰好同样多的投资向量集合，同时保持了对所有公民的非消极的社会分红。

此外，兰格机制由于信息要求简单而优于另外两种机制。因为，为了在指令/市场机制下给企业正确的指令，或者为了在直接投资机制下给企业正确的投资拨款，中央必须知道各个企业的技术状况。但是运用兰格机制，中央只需监控产业总投资顺序并相应地调节利率贴息或加息，这非常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调节它给各银行的贷款利率。运用利率来指导经济，对中央的知识要求较少。因此，我们视这一结果为实施市场社会主义投资计划可能性的重要途径，即用“非直接的”计划取代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兰格均衡中，公民的收入比在资本主义的瓦尔拉均衡中的收入更加平等，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被更平等地分配。然而，总收入是不平等的：差别是由于仍然存在劳动的不同价值造成的，因为工资由市场决定。如果有人要更多地改变收入分配，就必须安排更多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让我们注意兰格均衡中其他的一些性质。国家对企业产品的零售出路不规定数量，不安排运输，也不安排任何投资项目。所有指令、需求和发展都分散到企业这个层次上。企业从市场获得其所有投入品和在市场处理其所有产品。企业面对市场价格与利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任何企业从政府获得补贴。除了利率贴息外，中央不规定任何价格。在苏联，中央规定了数千种，或许是数十万种价格――更不用说还要规定包括各大企业计划产品的数量了。

那么，效率怎么样呢？可以证明，兰格均衡具有如下最优：在社会尽其能力投资的条件下，不存在从技术上讲是可行的能给每一公民带来更高效用的资源配置。或许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公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效率能够达到。如果由企业决定使每个工人收入最大化，而不是使利润最大化的工人控制，那么，利率机制就不会导致这种兰格均衡特征的效率。

对任何投资计划模式的基本挑战在于：某种政治过程必须用来选择投资目标，而这就打开了寻租活动的潘多拉盒子，即出现一些目的在于影响这种政治过程结果的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浪费使用。讨论这种挑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在本章和前一章不过分的目的是想说明，在市场条件下，投资计划既是有益的又是可能的。但这种计划的潜在的社会消耗还没有研究。另一种挑战是我在第四章列举的哈耶克对计划的第三个批评，即计划会导致极权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的历史证明这一预测是错误的。

中国台湾地区常常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有效性的一个典型。但是，正如罗伯特?韦德有力地论证过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这种观点离真理更远了。台湾成功的经历是当局对投资过程高度干预的过程，这种干预由财政和经济部门作出具体的安排。

台湾的银行实际上都是公有的。1980年，4家私有银行只占有总储蓄的5%。此外，私有企业受到高度调控：20世纪80年代，全部私有资本形式的大约80%是由银行给予资金支持的（和由股票给予的资金支持相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各有关部门每年对公有银行发布6～12个产业的投资目标清单。在20世纪70年代，银行自己开始参与编制这样的清单。尼古拉斯?里格写道：

银行在达到同这些清单高度一致时感到骄傲。由于高达75%的贷款流入到定为目标的产业部门，这些清单似乎是指导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目标产业部门的有效手段。此外，由于高过80%的银行贷款是投向私有部门的，这些清单显然有助于指导私有企业朝着发展计划定下的目标前进。

有好几种使投资目标得以实施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政府予以补贴的低息贷款（兰格机制）。除了常规性银行贷款外，还设立了其他一些特殊基金，以实现信贷配置目标。规定的利率比通行的银行利率要低好几个百分点，而且借贷期长甚至可以缓期还贷。另一种基金对购买台湾制造的机器的企业发放特许贷款。1982年，设立了一种战略产业基金（或战略产业与重点产业优先贷款计划），其目的是鼓励购买台湾地区生产的机器，或购买任何由“战略”产业生产的新机器，以及鼓励在一个企业一个企业解决的基础上的自动化。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设立的这种基金的总目标是鼓励产业生产较少的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这种贷款不仅利率优惠，而且还贷期长达8年，并允许缓期两年还贷。从台湾标准来说，这是非常慷慨的条件。

但是1965年设立的另一种基金（“台”美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却是为了另一些目标：促进对污染的控制，计划生育，工厂花园式发展以及产业技术研究机构。这笔基金的约1/3支出是直接发放，其余的以特许利率贷出。这项发展基金的意图是补贴“经济计划指明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重要企业”的项目。大约70%的这类基金流入私有部门，其余的流入公有部门。这些基金的大多数采取贷款形式，利率视情况而定。但有一些也用于购买政府在企业中的股票。

韦德的结论是：就优惠提供资金对改变投资配置重要到何等程度作一精确估计是困难的――他写道，这在中国台湾地区没有比在韩国重要。他指出，在1962年至1974年期间，“中央”银行给予各公有银行的“特别”再贴息贷款占其给银行部门贷款总数的大约一半。这样，这种贷款当然能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率贷给企业。对于我的目的来说，中国台湾地区的例子表明，公有银行体系作为影响那些资源主要由市场配置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政策的渠道，其可行性是明显的。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我描述过的兰格模式的方法：通过优惠的利率和较长的还贷期对投资予以补贴。而且，在给企业发放贷款时，也使用了直接投资模式。在中国台湾地区所用的第三种方法――我在这一章没有讨论――是政府在私有企业购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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