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至今一直在强调市场的功能，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应该有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的措施应该存在，尤其是为使收入的实际分配进一步平等化更是如此。失业会继续存在，因为企业将依据市场标准独立地作出决定；因此，这些措施将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对工人的再培训计划。

除了实施社会福利工程之外，我还把市场社会主义看做是通过刺激企业在特殊部门或地区投资以及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这两种方式参与投资计划。有三个主要理由需要国家介入投资计划：

（1）因为来自投资的积极的外在因素。

比如，在研究和发展以及在教育上的投资。总的来说，这两方面的投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并不是为提供资金的行为者所完全占有，因此无法引导各个企业向这些方面投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应该投入的那么多的资金。更一般地说，工人的技能因从事新技术的工作而提高；这种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或许比学校的教育更重要。因此，由国家投资是恰当的。

（2）建设公益事业。

这类投资的例子是基础工程：高速公路、机场、水坝、铁路以及通讯系统。这些投入对许多企业的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投资由政府来提供比由私人提供更有效率。亚当?普泽沃斯基提出。发达经济中政府投资的最佳比例是占总投资的20%～25%。

（3）对不完全市场的补偿。

因为期货市场一般来说是非实在市场――企业能在其中投入保险以防止它们的投资结果不能获利的意外事件的市场――市场经济中的投资水平几乎肯定都不是最优的。企业想要保持“灵活性”，灵活性意味着企业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一些不确定性解决之后再决定投资。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灵活性可能是社会最优，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不是社会最优。西尔维斯特和我在1992年的《投资补贴的激励》中研究了一个具有三个阶段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企业必须在开始生产以前的阶段投资。（三阶段结构抓住了市场经济中引起投资常常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即抓住了需要花时间在不确定领域这一事实。）在第二阶段，经济中将发生一次或好或坏的震动――比如说，企业的国际订单或变多或变少。企业只能投资一次。因此，企业可以选择在阶段1投资，使其能够在阶段2或阶段3生产――但这样的话它就必须在震动的性质显示出来以前选择它的投资水平（投资水平决定企业未来生产的功能）。另一种选择是，它可以等到震动显示出来后在阶段2投资――但这样的话它就只能在阶段3而不是在阶段2生产。我们指出，在该模式的参量值的一定范围内，企业会选择灵活性，即等到震动发生之后，在阶段2投资，而只在阶段3生产。然而，有一种帕累托最优配置，通过政府干预是能够达到的。政府承诺：按照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形所作的分析，如果阶段2的震动结果是坏的，那么政府就对在阶段1企业的投资给予补贴，用税款来支付这种补贴金。这就导致企业在阶段1投资，从而产生一种每个人（企业所有者和工人双方）都变得更好的均衡结果。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市场不提供这种保险呢？因为这常常涉及重大的“道德风险”，即这样的可能性：被保险人因为自己已经入了保险而很少对坏结果采取预防措施；企业可能因为它自己的疏忽而应该对“坏的震动”（如阶段2得到的订单减少）负责。可以推测，像这样的情况政府就不该为企业保险。但是，也有一些坏的震动企业显然不用对其负责，例如未来时期经济的衰退。在衰退时期，政府采用对遭受意外事件而在未来时期增长率没有达到预定水平的企业进行补偿的办法，或许能够增加投资（因而提高就业）。企业没有逃避这种合同的刺激。但对于政府来说，经济越开放，这种保险就变得越危险；它只不过是经济衰退情况下聪明的一步棋，而这种衰退显然是由于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力的悲观估计造成国内投资失败所引起的。

但是，如果这种保险是有效率的而且不受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所支配，那么，私人保险市场为什么没有组织这种保险呢？答案是：这种保险对经济中的所有企业（或大企业）必须是强制性的。因为设立这种保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所有企业都会在阶段1投资，并且坏的情况（低增长率）不会因此在阶段2出现。普遍的保险确实会大幅度降低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但显然唯有普遍的保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国家干预，强制性保险是不可能组织的。

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经济计划：用于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计划和在市场还未失灵时用于取代市场的计划。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市场持一种全面谴责的态度；人们可以把苏联经济普遍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计划一开始，它就为自己的延续创造了一批支持者，即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计划者和官僚。实际上，这两种计划都创造了这样一种必须作为社会成本计算的政客：二者的差别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些社会效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计划对社会来说总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这种主张天真地以如下观点为依据：真正的市场失灵决不会发生，因为那些受到明显市场失灵影响的人总是能自发地解决帕累托改良。如西尔维斯特1992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这种信念常常是以不合理地求助于所谓科斯定理来辩护。实际上，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用普泽沃斯基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结尾是合适的：

如果让一个火星人在地球上选择一个最有效率和最人道的经济制度，那么，它肯定不会选择那些最依赖市场的国家。美国经济是不景气的经济，实际工资十多年一直不变，占人口40%的低收入者实际收入下降。它是一个不人道的社会，11.5%的人口（约3200万人，其中包括全部儿童的20%）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之中。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主政体，但也是世界上民主国家中投票率最低和按人口比例计算监狱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天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是那些追求有活力的工业和贸易政策的国家；世界上少数几个几乎没有穷人的国家是那些实行大规模社会福利和介入劳动市场政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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