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是两个反法西斯党派运动的欧洲国家之一（另一个是阿巴尼亚）：在以M。铁托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下，运动非常强大，受到人民大众的拥戴，因而战争结束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意义上，南斯拉夫经历过一次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革命。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不久这个国家进行了一次群众性的新实验。它放弃了苏联中央计划模式，从基层通过工人管理的企业网络组织生产。从1949年到1970年，南斯拉夫的增长率在欧洲国家处于最高行列之中，许多人都认为这要归功于经济活动的分散化和市场的运用。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却出现了危机和萧条，伴随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的是高通货膨胀。我们要问，南斯拉夫进行的是否真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如果是的话，那么，它的衰退和瓦解是否构成了市场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明。

我这里不忧虑南斯拉夫战后20年发生了什么，因为在南斯拉夫这个时期是一段成功的经历，所以，即使这些年它确实实行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它的这部分历史也不能证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显著的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时间。

下面的讨论主要依据莱道（H。Lydall）的《南斯拉夫的危机》。一书。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我称之为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条件在南斯拉夫没有出现：企业不是以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基础而经营，而是受政治当局的严重干预。不但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严重妨碍，而且软预算约束综合症无所不在――企业经理不为损失负责，因为投资决策往往是由地方政治当局作出。国家为损失负责，用印刷货币来弥补这些损失，因而出现通货膨胀。

虽然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但权力移交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南斯拉夫的联邦制意味着六个共和国的每一个都试图保持自给自足：结果是投资项目重复，有很多没有效率。许多企业（在不同的共和国）生产同一种产品本来是可以导致竞争的，但是各共和国设置贸易限制，保护它们的地方企业。跨越各共和国的资本流动也同样受到阻碍。

企业经营受到严重的限制。公司没有开发子公司的刺激，因为按照法律，子公司将成为独立的公司。企业往往被迫接受它们并不需要的失业工人。有学者估计，40%的工人处于“非生产”部门（服务业、银行等），而“生产”部门中有10%的工人是不必要的。这些数字可能是严重低估的。一个考虑在一家南斯拉夫企业投资的日本工作组说：只有解雇一半工人，它才参加投资。一家被认为是经营比较好的制造电机的南斯拉夫企业，用四倍的劳动力生产意大利相似企业的1/4的产品。企业彼此的竞争受到阻碍：没有自由项目，一个企业在自己的市区（行政区）内与另一个企业竞争是闻所未闻的。此外，还通过严格限制的进口来保护企业免于竞争。

企业领导人要由政治当局任命，虽然原则上他们可由工人大会解聘。（工人团体成了人们所说的经营提案的橡皮图章。）经理人员没有受过培训，常常对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一无所知。此外，他们的权力受到高度的限制：例如，他们不能解雇工人，他们也不能采用奖勤罚懒的体制。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政治组织的会议上：有研究者估计，南斯拉夫的经理花10%的时间在与生产和营销有关的活动上，而一个德国经理在这些活动上要花90%的时间。

由于经理不能解雇工人，工人中缺勤和偷懒的比例很高。工人常常在工作时间干别的事。据估计，有的部门平均每个工作日只有三个半小时，工人每年只有150天在工作。移居德国的南斯拉夫工人的工作速度与在国内的工作速度有天壤之别。

这只是南斯拉夫经济与我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描述的市场社会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种种迹象中的几个。这种体制的大部分致命特征都由于地方政治当局坚持对企业的控制所引起。政治家们既削弱了来自其他共和国企业的竞争，也削弱了来自进口的竞争，并且严厉限制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企业经理的聘用依据的是政治标准而不是专门技能；当他们的政策失败时，大量的投资都由政府承担风险，靠印刷货币支付债务。

最后，对私有制成分抱有很深的敌意。私营企业的用工被限制在5～10个雇员。如果私营企业想开张，他们会受到无数许可证、法规和任意征税的困扰。

本纳（A。BenNer）和纽伯格（Z。Neuberger）认为。南斯拉夫自1947年以来经历了六种经济制度，决定这种进化的是集权论者和分权论者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集权论者要求更多的中央计划和联邦权力，分权论者要求每一个共和国管理它们自己的经济。集权论者也代表国家的贫困地区，并主张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调拨物资；分权论者一般来自富裕地区。本纳和纽伯格认为这种体制从1974年伴随新宪法的出台作为一种协商计划体制开始出现，在这种协商计划中，各共和国政府将协调企业的投资计划。这个体制不起作用，部分是因为法律机器不适于实施种种协议，而且还因为这种体制依据的是一种根本没有物质基础的企业之间合作行动的假设。他们说，这种体制下存在的中央计划比“指导性计划”的效力要小得多。（战后主要是法国采用指导性计划，指的是政府为不同的经济部门制订的协调计划。相反，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是政府把生产什么的指令直接下达给企业。）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南斯拉夫实验的失败应归因于那些控制联邦和共和国国家机器的人不愿意允许企业自治和鼓励竞争。不能说这是（共产主义者联盟）政治专制的必然结果，因为亚洲四小龙的政治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的迅速发展。计划本身也并非不对，因为在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肯定也有集中的计划。两种专制类型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待竞争的态度，对待培训专门管理人员的态度，对待企业自治的态度，以及对待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硬预算约束――的态度。如哈耶克1935年指出的那样，如果政治当局控制企业的投资和人事决定，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同时使企业经理对企业的损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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