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如我在第六章中详细阐述的某些提议一样，企业控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手中，这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利润分配本质上会是均等的，但利润只占国民收入的10%～30%，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小，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法人企业利润形式出现的某些收入可能会表现为支付给银行及其存款人的利息。（关于美国息票体制下每个普通户主利润增加的计算，见附录。）但是我相信，在这些体制下可能出现的收入的局部平等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辩论不仅讨论它的不道德的分配性质，而且讨论它产生的现代经济术语所称的公害。公害是一种危害每一个人的社会特征。公害往往是由搭便车问题造成的：每个个人在做某件对他有利的事情时，认为其他个人也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大家都做这件事的结果是：对每个人来说，做这件事比不做这件事还要糟。搭便车问题产生公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失业：个别资本家解雇工人可能对他有利，但当许多雇主都采取这种措施时，结果就可能导致萧条，所有资本家和工人都会因此而受害。

有一些公害能够使企业增加利润。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许多企业共同造成的，对公民的福利起着消极的影响。其他的例子有：通过降低企业使用的进口品的价格提高利润的竞争，香烟公司做的有害广告，在南非的企业投资。加快装配线安装速度，或者更一般地说，缺乏实行包括职业安全与保健法在内的劳动法规的力度。所有这些做法都可以提高利润――往往也可提高工资――然而它们也损害了国民的利益。

也有人认为，财富高度的分配不均本身就是一种公害，因为它造成了一种损害所有人利益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产生最明显地是通过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犯罪，较不明显的是通过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因此，对利润的低税收（这种做法增加了利润却没有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害。因此，任何经济学都必须承认某种程度的公害。如果我们不允许污染，我们就不会有生产；甚至存在着一些与充分就业有关的低效率。不过，有一种公害的社会最优标准，这种标准能最佳实施社会作为整体对公害消耗与产品消耗之间的折衷选择。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是，有一个很小的富人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得到作为企业利润中他们份额的巨大收入，因此，高程度的利润增加型公害反而一般对这些富人有利。公害对这个阶层成员收入的积极影响多于回报给他们的对其福利的直接的和消极的影响。因此，这些公害不同于解雇和失业的情况，因为在解雇和失业的情况下，即便是资本家也遭受福利的实际损失。那些从公害获得好处的人，通过政治活动，积极地为高程度的利润引起的公害而斗争。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优点在于不存在一个从利润中获取巨额收入的由少数人构成的权力阶层，因此没有一个对争取高程度公害感兴趣的阶级。（我在注释中提出的一个简单模式表明，一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越多，这个人所造成的利润增加型公害的程度就越高）以污染为例。工业化国家的公民通过要求政府限制企业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的立法对工业污染作出反应。服从这些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守法的企业产生的利润就少了。大多数人把某种利润的丧失看做是被更洁净的环境的公益事业所补偿，但“大多数人”却不拥有其利润被降低的企业。那些拥有者可能宁要更大利润的个人利益，而不要清洁空气或净化水这样的公益事业。因此，大股东们试图影响政治进程――假如这种进程规定污染程度――以便通过立法使企业造成的较高程度的污染合法化。但是，这种论点只是暗示性的，因为环境规则也降低了普通公民的工资。上述注释提供的例子验证了解释利润与工资影响时的结论。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通过在南非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做法支持那里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公害。搞这样的投资大概会提高利润，通过交替投资或许也会提高工资。从这里给出的论点来看，可以想象，在种族隔离地区投资会受到股东更大的支持。这种设想是有例为证的。加利福尼亚的公共就职退休组织代表许多小投资者（在州政府工作的人），是美国股票市场最大的公共投资机构，最近撤出了它在南非子公司的所有公司股份。据说这种撤股使公共就职退休组织的资产价值减少了一个百分点。显然，公共就职退休组织所代表的小投资者自愿遭受这种损失，为的是不从种族隔离地区获利。相反，代表整个大股东利益的企业董事会什么时候曾决定不在南非投资呢？

我不做那种综合的论述：如果不存在从公司利润中获取巨额收入的阶层，那么，低程度公害的时机就要来到了。但是，通过我上面所作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利润收入的再分配对社会福利会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包括较好的收入分配，而且包括降低利润产生的公害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模拟试验认真研究阻止这样一个阶级形成的机制的一般均衡福利效果。我对这个问题已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将在下一章作简要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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