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选择反映当前思考的一种社会主义未来可能性的模式，我将限制在具有两个特征的建议上：第一，这些模式必须允许对市场的广泛运用，因为我认为，由于前一章结尾所讨论的理由，任何其他短期的建议都只能是乌托邦。我们知道除了市场竞争以外，没有别的机制能在整个经济的基础上引发革新。第二，这些建议把人当做今天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当做已被平等的经济政策或文化革命“改造”过的人。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相信，至少在短期内，人还是现在那样的人；能被改变的――在这方面是缓慢的――是制度，而人是通过制度相互作用的。

我将讨论三种类型的建议：以工人管理企业的思想为基础的建议，保留传统的管理形式但考虑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建议，以及不把改变财产权想象为新制度重要特征的建议。除了我选作讨论的七种建议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议：我的选择限制是，我将谈论的七种建议中的六种出现在我与巴德汉合编的新著中。

主要由工人管理的企业组成经济体的可行性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坚持工人不应该为其企业自筹资金有两个理由：第一，这将把工人的劳动和资金资产都置于同一风险中，这在冒险的世界里是一种很糟的分散经营策略；第二，它会把工人管理的企业归为每个工人很少资本要求的经济部分。想想要求十几个工人开一艘超级油船的例子吧。即使这些工人能借钱购买超级油船，作为抵押品使用，这种经营的风险也很可能使他们破产。每月支付贷款的利息是那么多，而且由于国际油价下跌，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就会被取消抵押船的赎回权。因此，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由别人而不是工人为企业提供资金是很必要的。

雅克?德雷泽、马克?弗勒贝和托马斯?韦斯科夫（T。Weisskopf）的建议。都以借助外部资金来对付这个问题。弗勒贝的工人管理的企业由银行贷款提供资金，而且银行本身也是工人管理企业。公民能在银行储蓄，但不能直接在企业购买股票。因此，银行就与企业的工人一起监督企业。在韦斯科夫的建议中，工人管理的企业由股票市场筹集股份提供资金。公民能够购买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合股投资公司能购买企业的股票。但是，投资公司不会因其股份而有投票权。因此，企业名义上只由其工人控制。我说是名义上的，因为很明显，投资公司可以用抛售其股票的威胁影响企业的投资政策。德雷泽特别提到，企业的工人应该与资金提供者签订合约，以便共同监督一些决策，但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制度建议。

这些建议还修正了工人管理企业传统概念的其他一些方面。传统上，工人领到的工资是企业纯收益的份额。过去常常认为，如果工人管理的企业按照使每个工人纯收入最大化的目的经营，帕累托无效率会在均衡状态产生。德雷泽的研究。表明，当存在必须向其偿还债务的资本提供者时，这种方案不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率。但类似这样的方案确实表明，工人的工资将伴随企业的命运而变动。大多数工人应该从这样的变动中得到一定的保护。德雷泽提出了这种保护的方法。工资应该由两部分组成：固定的部分直接发给工人，随企业命运变动的部分应投资到国家社会保险基金中去。这样，工人的补助金就由仅承担该经济的总风险的基金会提供，这样做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管理的企业可能没有使每个工人的收入最大化。例如，它们可能在工人最少收入的条件下使雇佣的工人数量最大化――至少，这在困难时期可能是目的。如果所有的工人管理的企业在工人收入最低的条件下使就业最大化，均衡的效率特征如何尚有待研究。

第二种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保留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种企业由董事会挑选的经理经营。这种类型以巴德汉。和我本人的建议为代表。称这类建议为社会主义的建议的理由是，个人不允许在“公共”部门的企业投资，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利润分配产生了平等化的影响。巴德汉的建议和我的建议都允许小型私有企业存在。在巴德汉的建议中，所有的公共企业仿照日本的Keiretsu被划分为集团。每个集团中的企业与一家主要银行相联系。银行负责为其集团内的企业筹集资金，并负责监督它们的经营。一个集团内的各个企业相互拥有股份，一个企业把从其他企业得到的红利分给它的工人们。巴德汉的目的是设计一种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机制，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东欧和苏联的经济。他坚持认为，他的体系会产生正当的刺激：集团内的其他企业和主要银行会设法使任何指定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战略（详见第九章）。巴德汉法人结构的意图是回答某些人的观点：这些人认为，如同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看到的那样，只有高度集中的所有制企业才能被成功地监督，因为只有因企业经营不善而要蒙受亿万损失的股东才会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挥动鞭子的刺激。

在我的建议中，企业也是由公共银行的贷款提供资金，银行也负责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是，企业的利润分配给个人股东。最初，政府给所有成年公民分配固定数量的息票或凭单（这种东西不是称做正规货币而是称做息票），公民用它们去购买企业股票。（对这种模式更详细的讨论是下面第八、第九章的主题。）拥有一个企业股份的公民有资格分享该企业的利润。更现实一些的是，公民可能会把他们的息票购买合股投资公司的股票，合股投资公司再去购买企业的股票。公民不能用货币购买股票或息票。但是，公民能够按息票的价格，以一个企业的股票交易其他企业的股票。因此，息票股票市场的价格将如同正规股票市场的价格那样起伏不定。

由于货币不能在息票股票市场上使用，一个很小的富有市民阶层就不会最终拥有大部分股份。而且，由于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在一个很小的阶层手中的情况因而得以避免，我认为，这种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将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大不相同，即使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以平等分配企业股份开始也如此。此外，息票股票市场应该像资本主义股票市场那样，对企业管理提出同样的约束原则。当银行发现一个企业的息票股票价格下跌时，这是投资者认为该企业经营不善的信号，银行就要插手，密切监控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每个人在死亡时都要把自己的全部息票交回公共财政，息票的分配将在新一代成年人中继续进行。因此，息票体系是让人民在其有生之年分享该经济总利润的机制，同时也利用股票市场具有的优点作为承担风险和监督企业的手段。

只要劳动市场存在，人们受教育状况和各自才能不同，就存在工资差别。巴德汉和罗默的建议集中在国民收入的其他部分，即利润分配的平等化。一些工人管理企业的倡导者认为，按照西班牙蒙德拉贡的经验（该地区已经非常广泛地采用工人控制企业的做法），工资差别应该限制在（3～4.5）：1.

我认为，这种经理经营企业的建议的主要弱点是，企业不能民主地经营。尽管收入会更平等地分配，但工人与其企业的关系可能改变不大。（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关系有很多可能的变化，日本和美国就是这样。）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它可能具有与现实资本主义最小的区别，因而它或许最有可能经营得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率。

工人管理企业的建议的主要力量是，这些建议改变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它的弱点是，在没有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该经济体能否仍然保持旺盛的技术优势，这一点还不太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让企业进入资金市场（如我已谈论的三种工人管理企业建议所提倡的那样）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与工人控制企业互相协调。

以布洛克（FredBlock）、J。柯亨（JoshuaCohen）和罗杰斯（JoelRogers）。为代表的第三类建议，没有设想从法律上改变企业的财产权。布洛克把他的建议称为“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他的建议要求急剧增加资金市场的竞争和改变企业与银行的管理结构。他把美国很小的财富占有者阶层的大部分经济权力追溯到大银行的非竞争实践――更确切地说，追溯到资本的战略进攻。他要通过立法限制资本大量地和突然地跨国界流动。他还想通过创建一系列准公共银行（既有商业银行，也有投资银行）以提高金融部门的竞争。最后，他要通过立法改变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例如在董事会的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持有人，30%为其他人员，后者也许代表消费者或当地公民。（回想一下第二章中西蒙的社会共和体财产。）但是，对私人投资或股票市场没有限制。

布洛克相信，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将打破富人对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通过不断进步的税收政策使收入和财富的逐步平等化成为可能。他的建议胜于市场社会主义建议的主要地方是，他相信他在金融法人关系上的改造会改善企业的效率和监督；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改善是否可能，因为市场社会主义同传统资本主义所有制要进行更为激进的决裂。该建议的主要弱点是，至少从表面上看，在打破富人对经济的权力方面，它比市场社会主义建议做得要少。

J。柯亨和罗杰斯提倡一种“联合的民主”的体制。他们注意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公民组织和团体；传统上，左派注意的只有一种团体――工会。柯亨和罗杰斯提议从政治上使所有这些团体都有权力。这样，尽管在法律上企业的财产权可能没有变，但实际上诸如积极的环保组织、消费者组织以及工会的权力将迫使企业改变其行为。隐含在柯亨罗杰斯的发达资本主义观后面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协商模式，而不是竞争模式：例如，企业的行为和工资结构更多地由协商而不是由市场决定，而且柯亨和罗杰斯还提议改变争议者相对的讨价还价的力量。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建议中，“宗派主义”是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社会将分裂为各种群体，各自只考虑各自狭隘的利益。但这可能是所有民主政体的一个普遍问题。

有人可能会对这种建议提出指责，认为它是不能实现的：谁使这多如牛毛的团体具有权力呢（很明显，还必须从下面使这些团体有权力）？当然，这种指责也可以指向其他建议：在由此达彼的转变过程方面，其他建议没有一个是具体的，因此，专门对柯亨和罗杰斯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有人对正在努力筹划如何对待以前国有企业的东欧国家提出建议，那么，头六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柯亨罗杰斯建议则不可能。然而，如下说法可能更为准确：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更民主的经济过渡的建议，柯亨罗杰斯的建议是最直接有用的；毕竟，这个建议确实进一步明确表现了近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政治民主一直是改革得以发生的主要导火线之一。

让我重申一遍。所有这七个建议都假设，人们在其经济活动中，将像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继续行动。提出的制度都是精心设计的，以便在我们所理解的人类行为的条件下，新的经济的结果（尤其是收入与权力的分配）与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看到的情况不一样。此外，在运用许多资本主义创造的微观经济手段的意义上，所有的建议都是折衷主义的：不仅运用了资金市场，而且运用了监督企业的方法，以及从更一般意义上讲，提供了激励因素。我把这种发展看做左派的进一步成熟。有人则把它看做抛弃了左派大部分心爱原则的失败主义的修正主义。

在这个长音阶中，社会民主的重音落在哪里呢？我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能够设计出一些制度，造成存在于北欧社会民主政体中的那种收入平等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他们就应该在短期内把他们看做是胜利者。我对于把社会民主作为短期的一种策略没有原则性的异议。但是我认为，对于社会民主的成功，一些很特别的条件是必要的，即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工人运动和相对同质的工人力量。在瑞典，只要全国工会组织即瑞典总工会能够教育成员工会遵守全国谈判的工资协议这一纪律，社会民主就起作用。没有这种纪律，资本家就没有与总工会谈判的刺激。当白领工人大量加入工会时，瑞典总工会维持这种纪律的能力就开始消失。因此，也许会令人惊讶，当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工会在瑞典密集度增加时，瑞典总工会的力量却在变小，导致在全国谈判中失败。正如芒尼（K。Moene）和沃勒斯坦（M。Wallerstein）所写的那样。当工会变成如同社会本身那样多种多样时，这时就很难在全国性的谈判中保持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是社会民主契约的关键。因此我认为，社会民主模式在世界上的适用性可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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