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型经济的失败归因于其三个特征的结合：（1）大部分产品由行政机关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没有互相竞争的压力，（2）政治部门直接控制企业，以及（3）无竞争、非民主的政治。然而，确定这些特征为其原因，尚未解释清其失败，因为我们必须揭示这些特征限制经济发展的机制。在前一章中，我曾提到委托代理问题是苏联型经济的严重问题。当一个行为者（委托人）必须聘用另一人（代理人）去实施一项工作时，委托代理的问题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代理人具有与委托人不同的利益，而如果委托人不能顺利地监控或监督代理人，代理人就不会原原本本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去做。经济生活中此类问题俯拾皆是，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理论付出巨大努力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但是我认为，对苏联型经济崩溃的真正解释要更加复杂。实际上，我现在认为，我在近期的一些著作中。低估了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章中我首先概述委托代理问题引起苏联型经济失败的论点，然后对这种论点提出一些批评和修正。

这一论点的轮廓是，我刚才列举的那三个特征导致阻碍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而这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已经成功地解决。共产主义社会遇到的委托代理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关系类型：管理者与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类型，政府计划者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关系类型，以及公众与计划者之间的关系类型。管理者必须努力让工人执行其生产计划，计划者则必须努力让管理者执行计划机关的计划，而在社会主义政体中，计划者被认为是在尽其所能为他们的集体委托人即公众效力的代理人。

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后来是中国的“毛主义者”的乌托邦观点认为，经济刺激对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是不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依靠的是转变人的价值观念：理想主义者想象了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无私的个人为了大家利益工作，这种社会模式就是过去常常被称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模式。用毛泽东的专门术语来说，就是人人都应该学会“为人民服务”，反对拼命追求个人安逸与舒适的行为。如果这种转变曾经发生过，代理问题早应该已经得到极大的缓和。结果，大多数人不能一辈子以只为公共的利益服务激励自己：人们对其直接环境的反应非常像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做的那样，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努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上。

说得更具体点，经理工人的代理问题由于两个原因而恶化：如果实际上不能解雇工人，工人就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而且由于能够买到的物品很少，挣更多钱的刺激也就很少，包括住房的大多数消费品都由企业直接提供而不是通过市场。第二，计划者经理关系变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计划者或政客们依赖他们范围内的企业获得收入，因此，企业经理与政客们开始了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而不是贯彻执行由计划机关提出的计划。这种情况导致的这类问题的一个例子是“软预算约束”：政治当局给企业增加贷款和减免税收，而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是不应该给予这种增加和减免的。这种格局被允许继续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在一种官方不承认存在失业的制度中，没有重新训练和雇佣被解雇的工人的任何机构，而且还因为，对完成计划的生产定额的评估常常是离开这样做所投入的成本进行的。政府和计划官僚们最少阻力的途径常常是继续为本该允许破产的企业提供资金。第三个代理问题，即计划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被认为在理论上（通过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已经解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关于作为人民代理人的党的理论。但我认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不对的：要使公众有权力就需要政治竞争，然而全世界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过去都彻底地把竞争压制下去。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类似的委托代理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经理工人的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是靠胡萝卜加大棒解决的。有理由可以证明，诱骗的作用更佳，例如，企业内部的职业阶梯被建构起来给员工一种在企业内部建功立业的激励，因为一个人在这个阶梯上每上升一步，其工资也随之增加。这种设计可以从一种“效率工资”理论得到解释，按照这种理论，企业支付给工人工资比他愿意接受的还多――或者，有点不确切地说，比市场要求的还多――以便把工人捆绑在其职业上。许多现代产业关系都与解决经理工人代理问题的方式有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者经理代理问题的类似物是股东经理代理问题。经理被认为执行的是最有利于股东的政策，也就是说，经理被认为在追求企业的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以下做法常常不是为了经理个人的最大利益：因为涉及解雇一批员工的压力，他可能不想取消企业的一个没有利润的部门；他可能不愿意把利润作为红利分给股东，而愿意用这些利润投资企业内部的一些项目，因而避免了银行在通过一笔贷款之前所要坚持的详细检查；或者，他可能购买公务旅行所用的法人喷气式飞机，以及进行其他奢侈消费，而这些都不是为股东的利益着想。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已采取大不相同的策略解决这个代理问题。许多金融经济学家相信，股票市场和接管程序能迫使经理为股东的利益经营企业。如果由于管理不善而使利润下降，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下跌，该企业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接管目标。人们认为，接管的威胁是引导经理为了股东利益而经营的主要约束手段。

然而，日本似乎有一种极不相同的进行有效管理的方式。在日本的法人金融中，股票市场一直相对地不重要。企业主要靠银行贷款提供资金，股东在法人决策中发言权很少）。日本企业被组织成称做协力体系（Keiretsu）的集团，每个集团与一家主要银行相联系，这家主要银行负责为在自己集团中的企业组织贷款协议。银行主要负责监督企业的管理，它甚至保护其企业不被接管。银行对处境困难的企业很有兴趣，这样，它的集团对新企业的加入便具有吸引力；因为如果它监管没有利润的企业，它便能更容易地为其集团成员安排贷款协议。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众计划者代理问题的类似物是什么呢？这应该是公众股东代理问题，除非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既没有财产关系也没有文化需要股东作为公众的代理人。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理论引用了亚当?斯密（AdamSmith）的话：股东，即企业所有者，为其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与（无意地）结果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最大利益的行动是一样的――好像股东是被“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促进公共利益似的。但是，“看不见的手”只有在一系列严密的条件下才能很好地起作用。在实践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了干预“看不见的手”不能干预的事务的其他种种制度：反垄断法、各种各样的法规、税收和公共经费等。

这样，那种委托代理问题打败共产主义国家的论点就企图证明，市场与政治民主制度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的三个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比专制和行政配置对苏联型经济的三个问题解决得要好。

我现在对这种论点的有效性的怀疑是，在战后时期的1950―1970年，苏联型经济运转非常出色。实际上，西方这个时期对苏联型经济的攻击与他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攻击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早期，西方的共产主义批评者批评说，尽管共产主义的经济是成功的，但它对人的福利很糟，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

在这个期间，经济互助委员会7国的经济增长记录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8国的经济增长大体相当。1950―1967年，经互会国家每个工人的年均生产增长率为4.1%，而经合组织国家每个工人的年均增长率是4.0%。如果有人比较具有大体相同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结果会略有不同。在东德和西德，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3.1%和4.1%；在匈牙利，劳动生产率增长为3.8%，奥地利为4.8%。这些数字确实表明，在文化和发展水平标准化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增长可能稍高些――尽管不是明显地高。

此外，在仅仅用较高的投资率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东方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成本也许比西方国家所需成本更高。1950―1966年，经互会国家固定总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是24.7%，比经合组织国家21.1%的平均投资率并不高多少。但是，如果把经合组织国家分开，并且只把其低发展水平国家（土耳其、希腊、葡萄牙、日本、爱尔兰、意大利和奥地利）与经互会国家作比较，就可以看到稍有不同的情景。这个时期经互会国家的投资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工人增长率之比是6.9%；在经合组织的低发展国家的比率是4.2%。由此看来，似乎在相似的发展水平上，就增长付出的代价来讲，经互会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要高。

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还是很可观的。实际上，伯格森发表于1971年的文章的修辞语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低于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这表明了作者对这个时期的感性认识。我们正是从这篇文章中得到了上述数据。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也许还在别的经互会国家，为军事目的的巨额投资费用支撑着非军事部门经济的增长。我想，计算这种增长的成本是令人感兴趣的。

在战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以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这确实是真的话，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乞灵于委托代理问题作为这种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失败的解释。至少，委托代理的论点没有经过细致的分析，因为这种经济在1960―1985年之间变化的一些特征肯定产生了作用。据我推测，这期间的变化是经济福利增长对技术变革的依赖。战后不久，在没有技术革新的情况下经济福利就迅速增长，因为这种经济大部分在二战中遭到破坏，对它的重建即使没有技术革新也使经济福利大大增长（所谓粗放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许比80年代更早些，经济福利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经济革新的能力，即采用生产改进商品的新技术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苏联型经济令人沮丧地失灵了。我认为，把这种失败说成是由委托代理问题造成的失败是一种误导――除了对如下意思的重复之外：民众的代理人、计划者和管理者们没有很好地为民众服务，因为他们未能成功地推动技术的变革。

把上述问题用稍为不同的方式表述就是：认为充分的技术变化没有发生是因为某代理人没有执行某委托人的指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人给过这种指令。正确的说法是，没有市场提供的竞争――国内的和国际的――企业就没有进行革新的压力，而没有竞争的动力，革新就不会发生，至少达不到市场经济引发的那种速度。也许即使这种观点也太多地强调激励问题。在苏联型经济中搞技术革新可能是极其困难的，（例如，）因为新技术领域的商品信息很难获得，因为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已被征集到国防部门，以及因为这种制度轻视资本主义企业迎合消费者的满意。这种观点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经济制度对人民服务得很差，即使时有所闻管理者和工人工作得很卖劲。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观点与委托代理的解释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倾向于强调：管理者和工人们工作不积极，因为他们没有积极工作的刺激。

对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这个时期苏联型经济失败的原因还有其他解释。穆雷尔（PeterMurrell）和奥尔森认为，当政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例如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命令的执行比竞争的政治领导人集团和工业院外活动集团出现时更为忠诚。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寻租行为增加了。梅杰（IvanMajor）认为，苏联型经济受害于“枯竭”时期，而过去的20年是最严重的“枯竭”时期。但是，他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不能清楚地区分出枯竭的特征和枯竭的原因。其他论者注意到苏联经济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安德维格（JensAndvig）提出一种官僚主义组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既可以有高速运作的均衡，也可以有低速运作的均衡。他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均衡是高速运作的均衡，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均衡则是低速运作的均衡。

这样，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成了是否能设计出一种经济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技术革新将会产生，但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收入分配不会发展。更具体地说，没有生产资料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能够引起导致革新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吗？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这一点上，革新除了被竞争引发以外，我们还没有把它看做是经济中一种普遍的、多部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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