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确定了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在于剥削，而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关于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看做不公正的，或对于他来说，公正是否只是一些“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这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的。无论他的信念是什么，我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他的论点表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他还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看做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无吸引力特征的原因：它的趋势是经受一系列危机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治疗药方是，废除双重罪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这种处方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解释为需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接着，国家所有制又几乎在全世界被当做公有制。

一种财产的公有制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应该是，人民控制那种财产的处置权以及那种财产的产品。一旦人们试图评价一种特殊的民众决策机制是否事实上在这样的问题上使人民得到权力时，无数的问题就产生了。我根据惯例认为，在具有充分公民自由的环境中的民主选择构成了民众决策。很明显，这种民主程序使财产的公有制度变成了一个相当软弱的概念，因为公众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选择，改变他们对财产的控制。例如在东欧，目前正在讨论关于过去的国有制企业该怎么办的许多不同建议。有人主张通过分配股权持有证把企业的所有权分配给人民；有人要把资产卖给出价最高的私人投标者；有人赞成由工人自我管理；有人赞成传统的国家所有制；还有人想把工厂交给那些对企业、管理和原来的生产技术了解最多的人。这些解决方式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民主选择来决定。在民主选择方式中，公共所有制可以自动地转变成其他所有制形式，这就是说，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被授予某个人或群体。

或者考虑以下做法：政府在国家企业内把有价证券的股票分给每个21岁的年轻成年人，并允许他们在有生之年愿意时对他们那份股票进行交易；他们将收取他们的有价证券赋予他们的红利，但不允许他们把股票兑换成现金，死亡时，他们的有价证券回归公共财产。这种设计建构了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了吗？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呢？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生产资料支配权通过把有价证券授予个人并在死后把证券收回的办法由公众控制。但是，公民活着期间有权力（至少集体有权力）以某种有人可能会觉得与资本主义太相似了以至于不能称之为公有制的方式影响企业，以便使利润最大化：当公民认为企业的利润前景不佳时，他们就通过出售股票对企业施加影响。这就可能迫使该企业削减工资，解雇工人，或采取某些与资本主义相同的行动。

我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对公有制的崇拜：公有制已被看做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一种无根据的推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我在第一章列举的三种平等；他们应该虚心观察生产资料中什么类型的财产权会带来这三种平等。可能的财产权的无限分级把完全的、无控制的公司私人所有权（这几乎不存在）同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完全控制分开。不存在这种范围内国家控制结果对于造成三种平等是最理想的保证，也不能保证任何特殊的民主选择安排会带来这三种平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微弱的，而且我认为，从社会主义的宪法中去掉“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个要求，人们会做得更好。社会主义者应该要的是这样一些财产权，这些财产权能造成一个最能促进每个人机会平等的社会。在历史的现阶段，人们还不能真正地说，他们知道这些财产权应该是什么样子。

公有制拜物教的另一个例子是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公众应该（假设通过某种代表式的民主）如何使用经济剩余（或者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如何决定投资率和投资的部门分配）。我暂时同意这种结论，但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提供的传统的理由。传统的理由认为，由于工人们生产了剩余，因此他们应该决定这种剩余应该怎样使用。但是，我不像这种理由暗示的那样，认为民众控制投资或政治控制投资是一种权利。民众控制投资或政治控制投资是很重要的，但只是由于两个理由：在市场经济中，要求有效地配置投资的市场并不存在，以及，投资具有很多无法用市场很好管理的外部影响（更恰当地称为外在因素，它的一个消极例子是污染）。这种不存在的市场称为反过来说，如果存在着一整套期货市场，如果外在因素与投资的联系很小，如果人们的偏好是在平等机会的条件下形成，那么我对由市场确定投资就没有多少异议了。市场确定投资就是公民确定投资，作为对价格和利率的个人反映的结果，经济社会中的公民决定了投资率。

与投资相联系的某些外在因素是什么呢？第一，投资决定未来的消费，这种消费的一部分将由那些目前尚未出生的人享用，他们的偏好还未在今天的市场上表现出来。现在这一代人必须作为明天的消费者的代理人；很显然，这就造成了利益冲突，即使现在这一代人关心未来几代人。由于这种利益冲突，对投资率的政治辩论是件好事，因为它会显示那些对其作用感受最深的未来几代人的代理人的主张。第二，自然体现在新技术方面的投资要求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因而鼓励对工人进行更多的培训。培训以及一般的教育对那些接受它的人来说是投资的一种私有的、积极的外在因素；就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将带来一个更有教养的社会来说，培训或教育也是一种公益。

因此，我认为投资过程的政治控制是重要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那些创造剩余品的人有权支配它，而是因为传统类型的市场失灵使它变得更为可取。即使这种剩余品不是由今天的工人们所创造，而是（让我们假设说）由某人拥有的机器所创造，由于刚才评述的理由，对它的配置也不应该单独由市场决定。

值得特别一提的一个财产范畴是威廉?西蒙（WillamSimon）所称谓的社会共和体财产（SocialRepublicanProperty）。这是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但受到两种限制：“财产持有者要对由财产构成的群体或共同体承担一种潜在的主动参与的关系；不平等（被限制在）该群体或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西蒙指出，在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财产权，这两个条件在法律上正式变成对转让权和积累权的限制。一个早先的例子是1869年的《宅基法案》，该法案把土地所有权授予那些服从下述条件的人：他们必须在授予他们的土地上定居、耕作并占用它。在社会共和主义者看来，对那些接近土地者的财产所有权的限制，用意是消除地主不在时产生的局部公害，即使这些公害增加了该财产的有用性也要限制。这就提出了我在下面第七章将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即一种财产关系形式必须特别着眼于它将会产生的各种公益或公害来评价。

西蒙注意到了公民身份和投票权是不能转让和不能积累的权利的例子。人们能够辩论说，禁止转让上述两种权利的基本理由是公害的后果。如果投票权能够出售，穷人就可能把他们的投票权卖给富人，其结果是，社会与经济政策就会公然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所控制。这种格局的公害是多方面的，其中尤其是使穷人从其政府严重地分离出去。如果公民身份能够出售，那么一个国家就不大可能控制其公共的文化的性质：公共文化是一种公共产品，一般认为是由具有共同历史和经历的人民创造的这样，当公害成为一个问题时，同样的原理应该引申到其他种类的财产就不出人意外了。

工人管理的企业也许是社会共和体财产的最著名的例子，但也有许多其他例子。租金控制是一个例子，这种控制典型地在有控制的租金上给承租人租赁的安全感。请注意，租赁的安全感给承租人改善他们的财产和共同体的刺激。（另一方面，如同经常看到的那样，租金控制可能降低财产所有者改善财产的刺激。）住房合作社是另一个例子。美国的《均等伙伴关系法案》使主要的合股人的权利不能转让，并且规定，在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况下，生意合股人应该平等地分配利润。

总之，我认为公司和其他资源的财产权的选择完全是一个手段问题；建立这些权利的可能性应该由社会主义者根据这些权利产生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三种平等的可能性去评价。粗略地说，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如下：资本主义特征的私有财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宣布为公有财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又变为国有财产。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官僚政治僵化和阶级利益），这种所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达70年之久。工人管理的企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是一种外围的所有制形式。种类繁多的财产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变得随处可见：非营利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企业、独资企业、公有企业、社会民主财产。劳动管理企业，以及社会共和体财产的其他形式。最能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财产形式，可能只是淡淡地涉及生产资料的直接民众控制或国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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