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如下机会平等：

（1）自我实现和福利机会平等；

（2）政治影响机会平等；

（3）社会地位机会平等。

自我实现是个人才能以一种使生活有意义的方式的发展和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关于人类兴旺的概念这一概念不同于诸如哲学家罗尔斯（JohnRawls）生活计划实现的概念，因为生活计划可能体现在享受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或享用美味佳肴，或数草的叶片罗尔斯：《正义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26页。然而这些行为并不能看做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一种需要奋斗的自我改造过程，而享用美味佳肴是不需要奋斗的。但是，人们确实从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和美味佳肴中得到了幸福，所以我在社会主义的因素中，肯定了这些行为的价值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自我实现和福利平等）是目标，这一点需要作点说明。如果把福利的平等而不是把福利的机会的平等当做目标，那么社会就必须向那些选择非常浪费的、不现实的目标的人提供巨大数额的资源财富。假设我是一个很糟糕的运动员，但我认为除非我用双脚登上珠穆朗玛峰，否则我的生活就毫无价值。要使这种攀登成为可能，就需要大量金钱去雇佣足够的搬运工和其他辅助服务。从另一方面看，主张福利的机会平等，我就有责任选择那种合理的福利导向的目标。

要确定什么样的资源配置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福利或自我实现的平等机会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我希望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的原则是清楚的，社会主义者或左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确定为使机会平等到底需要什么。保守主义者认为，如果在雇工中没有歧视，每个人都能通过公立学校制度或凭证得到教育，那么机会平等的标准就算达到了。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这些保证只触及到一个更为巨大的任务的表皮。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无法获得特权的人给予特殊的补偿或津贴。在非常普遍的意义上讲，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由于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不利条件的人给予补偿。如果有人认为，人从来不能行使自由意志，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超越个人控制的因素诱发的，那么福利机会的平等就降低为福利的平等。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意志的王国，因此在“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的任何清单上加上机会这一项是很重要的假设我们已经弄清了这个清单每一项的意思――我在这里不对（2）和（3）作任何说明。但是，上述陈述仍然是不精确的。例如，社会主义者真正需要的不是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而是自我实现机会在高水平上的平等。那么第（1）项就要重新表述为：社会主义者需要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不低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达到的使每个人自我实现机会平等的水平上，使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或者换句话说，（1）项表明我们应该超过一切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提高自我实现的机会水平，把这种能够达到的水平作为全体人民的平等水平。迫切需要的（2）项要求我们选择那种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程度的社会组织，（3）也具有与此相似的陈述。然而，要同时把这三个目标最大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那种把自我实现机会的平等水平最大化的社会组织很可能导致政治影响的非常不平等水平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认为，有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或在类似情况下，所有三个目标都能同时平等化。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确实根据的、乌托邦的想法。第二种反应认为，必须承认在两个目标中权衡选择的可能性。这事实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例如，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如下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民主和平等何者为先？或者换个方式说，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比自我实现和福利的机会平等更重要吗？社会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例如，西方社会主义者比苏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赋予更大的重要性。一些社会主义者不支持桑地诺主义者，因为尼加拉瓜缺乏新闻自由和民主。

现在把问题说得稍为公式化些。设想我们能够用三个一组的数字（a，b，c）来评价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这里a是自我实现和福利机会的平等程度，b是政治影响机会的平等程度，c是伴随那种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机会的平等程度。社会主义者不赞同的是那种超越一切可能结合的偏好序：一个产生（2，1，3）水平的组织比一个产生（1，2，3）水平的组织好吗？

我不想为某个特别的偏好序辩护，因为我认为，目前我们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随着通常称之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许多人的的确确断言不存在这样模式。在可行的模式面世之前，争论三项需要的偏好序之间的差异就是次要的。当然，在评价可能被提出来的各种模式的令人满意的程度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时选择一种“个人的”偏好序。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不能肯定一旦自我实现、福利和政治影响的机会平等已经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是否需要作为迫切需要的东西附加上去。这就是说，有人也许想要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仅仅因为他认为社会地位的机会平等能促进前两项平等。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无阶级的社会是由于实现（1）和（2）以外的原因而令人向往的吗？或者说，一旦社会地位的平等得以实现，政治影响的平等是否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我不知道，所以把这些问题留供大家自由讨论。

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会强烈地反对我在这里准确描绘的“社会主义者需要什么”。他们会说，他们所需要的是结束一个少数的资本家阶级靠工人创造的本来应该属于工人的剩余价值为生的制度――结束剥削。他们会说，我所提出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纲领，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我在以前的论著中曾坚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谴责的基础上，这种道德谴责实际上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公正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谴责。因此，我认为这一部分的这种平等主义哲理化不是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替代，而是需要使其在伦理上具有说服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近，G。A。柯亨对为什么许多社会主义学者早先满足于马克思主义以剥夺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而现在更注重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种政治历史的解释。他写道，工人阶级：

（1）构成社会主义的大多数；

（2）生产社会财富；

（3）在社会中是被剥削者；

（4）在社会中是贫困者；

此外，工人阶级：

（5）无论结局如何，在革命中什么也不会失去；

（6）能够而且将改造社会。

工人阶级的这种情况过去大体上是真实的。

现在说工人阶级具有第（1）至第（4）项特征已经不再很接近现实了。那种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构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最贫困者（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中的妇女、年老体弱者、领取福利救济金者和失业者）显然也不再是生产性工人阶级的成员。第（5）条无疑也是不真实的――结局问题，已如共产主义的经历所表明――而且即使革命的最后结果有利于工人，他们或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家们也不能忽视这种转变的代价。

一种可替代平等主义的伦理学说也可以用来奠定那种以剥削为由对资本主义的谴责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有正当权利得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因此，剥夺了生产者所生产的部分产品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盗窃基础上的社会。柯亨认为，也许这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由于工人阶级碰巧被赋予上述特征这个近似的事实，这种观点可以与平等主义和平共处一段时间。但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从第（1）到第（4）特征的群体的不同，选择这种或那种伦理学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是只有那些生产财富的人才有正当权利得到财富呢，还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财富（只要他或她有权利得到自我实现和福利）？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工人是被剥削的因为一个人用其劳动生产的财富按正当理由属于该人的这个命题――一个自我所有制命题――如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Nozik）所阐发的那样。是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

自由意志论者运用自我所有制的基本原理去推断再分配税收的不公正，因此那些把自我所有制作为攻击资本主义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自由意志论对福利国家的仇视。然而，平等主义者被当做一种伦理学基本原理，意味着既谴责资本主义剥削（因为它以不正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平等为基础），又支持福利国家。

我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应该采用那种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作用最好的伦理学理论，比如说，在今日世界上从为提倡社会主义变革辩护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作用最好的伦理理论。我的论点是，一种被使用过的伦理学理论，即那种建立在自我所有制基础上的伦理学理论，是错误的。现代平等主义理论家们（我将在第三章对他们作简要讨论）已经肯定地认为，自我所有制的命题不是一个正当的伦理观点。人们不应该从出身的偶然运气中有区别地获得利益，因为出身的偶然运气是以一种任意的、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分配有价值的财富（才能、公民身份、父母）的。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伦理学论据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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