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支持了一些旧论点，也产生一些新论点，认为社会主义不论在当今世界或作为一种理想都不能存在。我则希望阐述理由证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也是可能的。我认为，赞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论点需要在构成社会主义成分的基本观点方面进行某些修正。毋庸讳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这并不意味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

这本小册子是为另一种社会主义即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辩护。我们使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来自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测算”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人物是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正如我在下面第四章将要概括的那样，兰格认为，经济学家现在称为新古典价格理论的东西表明把中央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哈耶克则反驳说，计划会从本质上破坏赋予资本主义以生命力的机制。哈耶克以及最近科尔内（J。Kornai）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其大部分是中肯的。但过去50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验根据哈耶克对市场社会主义鼻祖的批评提出了重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我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是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

经济理论尚未能使我们写出一份市场机制的利益与损失的完整的平衡表。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兰格和哈耶克撰写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著作的时候，苏联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很明显，这个国家是充分就业的，而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人和机器却大量闲置着。哈耶克因此是从防御的立场去著述，而兰格也许已经深深感觉到，他的建议只是对一种必然是未来面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微调。今天，胜负的格局已经翻转过来。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赞成者和今天的资本主义赞成者所做的结论都过于匆促，因为我们只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充分地理解市场的作用。

如果所有的经济行为者相对于市场都很小，并且不能单个地影响价格，如果外在因素不存在，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那么，经济理论就能解释一种市场经济将如何达到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中，资源的配置将按照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帕累托效率的方式进行――即达到如下意义的效率：不存在其他能使全体人民至少过得一样富裕并使一些人过得更好的资源配置，但是这种静态效率相对于市场常常被认为具有的动态效率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市场比其他任何经济机制能更有效地引发技术和商品革新。尽管我们似乎具有许多市场动力论的证据，但没有充分的市场动力论的经济理论：还没有人提出一种原理，证明在革新方面市场打败了计划。也从来没有做过一种可控制的实验，让一个持疑惑态度的科学家自信地断言市场在这种动力的意义上优于计划。从科学的观点看，现实生活的实验是非常折衷的：过去30年最有动力的经济（日本和东亚“老虎们”）的运作是既靠市场又靠一大套计划。对比之下，虽然共产主义经济有计划而没有市场，但他们有政治专政，这是任何实验设计者都想改变的背景条件。

因此，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同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相比，前者是更加不可知论的。实际上，当代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市场在非市场机构的范围内运作；这些非市场机构主要是企业、契约法、经济行为者和其他行为者之间的中介机构（诸如企业与其股东之间的中介机构）以及国家。大的资本主义公司是中央计划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内部交易不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这些公司通常由受雇的代表股东利益的经理经营。由于经营者本身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非常一致，他们的经营并不完善。契约法是对市场的一种基本补充：实际上，长期合同使签约各方在合同有效期间回到市场上来付出的代价太高。此外，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同形式的非市场机构已经逐渐形成――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具有一些实际生活经验能帮助我们评价可供选择的经济机制。例如，在德国和日本，公司所有者用以监督自己公司管理情况的机构与美国和英国的机构是极其不同的。

总之，市场不能孤立无援地实现其优良业绩，它是由无数的制度角色支撑起来的，这些制度角色在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的演化。这本小册子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设计问题的制度解决表明，社会主义的设计问题如何也能在市场环境下得到解决。

为了弄清为什么可能这样，我将首先很快地因而必然是不充分地概括一下哈耶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观点，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从长远看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主要是人的才能，包括企业家才能的相对匮乏所决定的。财产权虽然与收入分配关系最密切，但从长远观点来讲应该把财产权看做是从才能衍生出来的。企业仅仅是企业家们据以使其才能变为资本的手段；反过来，正是企业的利润使其所有者能够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就是说，从长远观点看，有才能的人（或他们的后代）也是自然资源的占有者。此外，按照这种观点，任何干扰市场运作的企图――干扰能使经济领域进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的机制的企图――将只能降低整个福利，因为这样必然会抑制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

如果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平等主义者除了教育以及也许还有遗产税以外对不平等就几乎没什么办法了，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开发尽可能多的人的才能。然而如我上面所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大而复杂的机构的产物，这些机构运作依赖于许多“普通”人的共同努力――他们的“普通”是在如下意义上说的：他们的才能不属于那种在无限制竞争的环境中必须让其自由发挥的珍稀种类；这些经济行为者的才能可能要通过训练和教育来灌输。社会财富的再生可以说主要不是归功于健壮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按照被深刻理解的蓝图再生的。市场对于实行竞争和更经济地使用信息是必要的，但对于培养稀有天才的灵感就不那么必要了。

现代资本主义观念启发社会主义未来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于它对企业作为经济行为者之间关系（尤其是那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委托代理的关系，这一点将在第五章阐释）的理解。把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说成是企业家据以把其才能转变为资本的工具是不对的。企业的利润分发给许多所有者，他们中的全部或大部分不直接控制影响企业利润的决策，基本上不对企业的成功或失败负责。换句话说，企业由其所有者雇佣的代理人经营。这就使我们得到启发，雇佣的代理人也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经营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润分配得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匀散。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或被设计出来）的使企业所有者能够控制管理的机制，能够移植到社会主义框架中去。

新古典的观点把市场看做在有才能的个人之间组织竞争的最小机构。与这种“浅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充实”观点把市场看做复杂的人为机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个人贡献通过这种网络得到净化与提炼。我认为，这两种市场观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与前者不同，适合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共处。尤其是，按照现代观点，收入分配有更多的可延展性；大门向从实质上减少不平等的可能性敞开着，无须等待庞大教育计划的结果，因为利润的再分配如果做得恰当，对经济效率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有害影响。这本小册子的具体任务，就是提出一些使这种利润收入的再分配能够实施的方法。我还希望向常常被例举的一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挑战，即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法，认为没有对企业私有财产的根本无约束的权利和由此产生的对资本积累的权利，市场不能实现它的优良业绩。

以上段落确定了后面要讨论的内容，与此同时，向读者提供本书论点的梗概可能也是有用的。我从第一章开始讨论我所认为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一些自由主义者可能对我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平等主义感到惊喜，一些社会主义者则会对此大吃一惊，因为阶级和剥削的概念对这种平等概念是不重要的。在第二章我提出问题，看公有制是否如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实现社会主义者需要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我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在垄断的情况下，这样做肯定是有害的。在对待财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折衷主义者：可能有许多所有制形式比传统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更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标。

在第三章，我对社会主义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进行了区分。尽管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已经失败，但它以一种千千万万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在政论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按平等的原则组织社会是可能的。今天，政治哲学家们正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这本小册子则试图阐述一个短期目标，即一种能使我们逐步接近最终目标的经济机制。第四章提供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简要历史，主要包括兰格和哈耶克的贡献，并特别提到这种思想如何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不断进化的。在第五章，我对中央计划经济为什么最后失败提出了一种解释：简单地说就是，它们未能解决委托代理的问题。第六章提供了七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实例，包括以工人管理企业为基础的模式，以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经营企业为基础的模式，和很少明确强调财产关系而是更多强调其他机制的模式。

第七章讨论一个社会中的一系列“公害”（从污染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水平如何通过它的政治机制，根据一种经济在其社会公民中分配利润的方式得到测定。我特别强调，企业财产权的重新组织能够大大提高“生活质量”，这一点甚至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广泛传播之前就已在没有公害这个方面反映出来。据我所知，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论点。第八章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式。我在这一章中认为，可以这样设计股票市场，使它对促进经济效率发挥有益影响而又不严重损害平等主义。

第九章特别提出了评论家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私人不允许无节制地积累利润――如何使企业具有效率和使技术革新的步伐充满活力？根本的问题是能否设计一种监督企业管理的方法，一种不依赖高度集中的股份所有制的方法。这里参考了最新的金融经济学文献，提出由公有银行监督，并对此进行了辩护。

有些人争辩说，南斯拉夫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上的失败证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受欢迎的。第十章对这种论调扼要地进行了驳斥，指出我们这里为之辩护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方面在南斯拉夫的实验中是没有的。第十一章开始讨论投资计划，并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政府干预投资过程如何能导致社会方面的优越成果。讨论投资计划的第十二章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同中央指令和行政分配相比，运用市场手段执行计划可能更有效。因此，苏联型指令体制的失败不是对计划本身的指控。对台湾地区最近投资计划所作的简要回顾可以作为这种理论的一个成功例子。第十三章谈论了对民主要求的社会主义思考的一些后果。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利润分配的平等化将根本地改变民主的性质，这种民主的性质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性质是不同的。第十四章提出了我认为是左翼对市场社会主义最严厉的批评。在结束语的第十五章中，我试图从寄希望于未来的意义上，权衡了今日出现的经济制度的政治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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