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给他回信，并送给他一千元钱。为此事，姚先生还在一天之内，给李敖的同班好友萧启庆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了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我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一、兼任助理遭受意外的挫折；二、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三、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四、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姚先生是李敖的老师，又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一般人可能觉得李敖与胡适的相识当出于姚先生的引荐。其实不然。李在北平念初一的时候，就久闻学者胡适的大名，到台湾台中一中时，便借阅了《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了《胡适文存》一、二集，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讲演，头天李敖在火车站见到胡适，并当面递给他一封信。这是李敖认识胡适的开始。

1954年，台湾大学《这一代》杂志的编辑向李敖约稿，李敖写了篇《从读〈胡适文存〉谈起》，结果编辑有顾虑，没采用，退了稿。三年后，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发表了李敖此文。

又过了一年，胡适从美国回台，约台大学生李敖见面，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还透露说，李敖的那篇文章，雷震特别写信向他推荐过。

其实，李敖在给姚教授写长信之前已经写信给胡适--胡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发生而已。

这封信是十月六日写的。胡适收到信后，在七日夜即复信给李敖：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1961.10.7夜李敖收到胡适的信和那一千元的支票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虽然是他父亲的老师，但胡先生早已忘记了李鼎彝的名字。他对李敖的赏识纯粹出于李敖的治学天才和成绩。他有眼力看出李敖是有潜力的。能这样对待一个年轻人，胡先生的确跟别的老先生不一样。

李敖在“双十节”那天没有到胡适那里玩，而是写了五千字的长信给胡适，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包括跟地下共产党严侨老师的关系，以及后来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十分感人。胡适收到信后，也深受感动，拿给了好几个人看。结果在胡适死后，某小人便将这信公诸于世，当然，矛头是冲着李敖的。但李敖是“匪谍”，胡适也脱不了干系。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位文化名人，但同时他又是位悲剧性人物。抗战时期，他担任驻美大使。抗战胜利，他回国任北大校长。到台湾后，他又当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常请他用餐，咨询国事。看似风光，其实，他曾两次被国民党“围剿”。胡适在台湾，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被国民党视为政治异己者予以提防和压制。而在大陆，早在中共建国之初，胡适即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个中原委，殊堪玩味。

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谈话。谈话中有这么一句，“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于是，几乎台湾所有顽固势力发动了一场对胡适的大围剿。某教授在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著文大骂“胡博士之担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某党棍在自己主办的政治性刊物上，用尽所有下流语言辱骂这位海峡两岸共同称为“洋奴”的胡适。

胡适的性格，早在留学美国时就定型了；老年的他，自然愈加深沉。面对如此一片辱骂、指责和叫嚣，他采取不理会、不答辩的态度。他的朋友和门徒也像他一样沉默，没有人敢贸然出战。

这时，李敖站出来了。1961年年底，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此文肯定了胡适先生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上的贡献，在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上的贡献。“胡适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但同时，李敖也认为：“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寸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文章中还有其他一些对胡适不敬甚至讥讽的地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认为是卫护胡适的文章，但文章有些地方直言无隐，如说胡适给女弟子关窗户以示体贴，当女学生疯狂追求他的时候，也绝不动心之类。胡适看了，十分不快。据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中记述，胡适对杨说李敖这篇文章：“你看，这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

胡适为此还专门给李敖写信，可是信没写完人就死了，胡适死后一群亲朋好友把他“垄断”，这封信也就被扣押下来了。直到三十六年后，李敖才得见这封信的影印件。在信里，胡适指出李敖文章多处“失实”：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去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后来，李敖在其《快意恩仇录》里对这些“失实”一一作出了回应，他说的都有出处，是胡适记错了--可是，驾鹤西去的胡适已不能知道了。

三、强烈的反叛性翻开李敖的历史，可见他一直都在“压迫”中生活：出生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少年时生活在中国最动乱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到了台湾后，又深受国民党的压制……另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父母姐妹又把他宠坏了，给了他一个宽松、放任的小环境。因此李敖的性格具有极其强烈的反叛性。

李敖的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反独裁、反传统、反“历史”上。

反独裁，对李敖而言，就是反国民党，反蒋介石。李敖一生都在与国民党斗，三次入狱，被禁书达九十六种之多，堪称世界纪录。李敖的政治杂文绝大多数是反国民党的，以杂文集《横眉对乱世》《黑夜的思索》《斗士与镣铐》等为代表。如《选他做皇帝算啦》中说雷啸岑，“故国大代表，他平日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日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借雷啸岑口得出独裁统治者的面目：“大凡想亲自出马，做一国领袖者，基本上都有一种奉天承运的封建气象，‘天生德于予’，想当上现代皇帝--总统，以解决想当皇帝的需要。”李敖批判国民党腐败，在《国民党下班了》中用幽默的语言道：“别以为还有什么国民党吧，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五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以后就不是国民党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再上班做国民党。国民党下班后，抱住老婆，或被老婆抱住；抱住小老婆，或被小老婆抱住……哪里还有什么国民党呀，谁还要做什么国民党呀。”李敖独自与岛内当权者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历程。在蒋氏当政时期，在自己的书一出即被禁的情况下，他接连推出了五本《蒋介石研究》，毫不留情地揭露蒋氏卖国内幕。他还写了两本书批判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判李登辉。对于当权的国民党和后来的民进党，他均有批判性的“大书伺候”。如此激烈地批判当代当权者，并且能够安然存在于他们的势力之下，这在整个历史上也堪称罕见。

在李敖的“反叛”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李敖有李敖的一套思想，生性孤傲，因此也从不被所谓“道德”的教条束缚，练就了常人没有的独到的观察社会的眼光。由于他天生的反叛性格，致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有人评价说：“李敖在其作品中以空前绝后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姿态对中国古老的传统中的某些负面东西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挑战与批判，并以其作品及人格为自由、民主、人权作出了牺牲和指明方向的贡献。”他在《传统下的独白》自序中说：“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在台湾，百姓对佛教、道教的神是极为尊重的，而李敖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神仙也要小便的》加以讽刺。他说：“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钞票肚皮尿》里，写过一篇《撒尿歌》，同时刊出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克力斯的小便图，证明神仙也要小便的。”又说：“在中国古书中，神具人质，在形状方面，实在不如洋鬼子的明确。古书中有‘天体无形，人所不睹’的话，又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话。”他又引用《诗经》中《生民》一诗曾写过“皇后级的”姜嫄，踩上一只大脚印而得到神胎的故事，说明：“可见中国人的上帝自是有形的，不然何来大脚印？问题只是不见首尾而已。但是此公既有脚，自然有四肢，有肛门，有那话儿……自然要大便，小便……依理自推，不在话下。”李敖最后得出结论：因为神具人质，所以神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的吃喝拉撒睡--神并不是那么严肃，严肃的那么高不可攀，严肃的连尿也撒不得。

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中，有他反叛传统的老人权威的《老年人和棒子》、反叛传统的婚姻与爱情观的《张飞的眼睛》、反叛传统的清教式礼仪的《由一丝不挂说起》，甚至反叛传统的医疗知识--《修改医师法，废止中医》。这一连串反叛传统的姿态，既让既得势力者大为跳脚，也让李敖短时间内升起成为许多年轻人--那些也想反叛却又怕被旧势力惩罚压垮的年轻人--的偶像。不过反讽的是，李敖虽然经常用“文学”来称呼自己的作品，他的“文学”却和胡适一样，声言要反叛传统，但一直停留在“前现代”的阶段。因为他和胡适一样，缺乏像鲁迅那样看清人类存在的阴暗无奈的能力。于是他在传统里的独白，成功撕毁了传统的假面，却不曾带进真正现代的丰富语汇与深层意义。

李敖是历史科班毕业，不可能不懂历史，为什么说李敖反“历史”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官方为了政治需要所做的“历史定论”。李敖反对它，恰恰是维护了历史的真实性。

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他的名望在大陆是不可指责的。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对李敖进行过专访，透过以大陆为主要传播市场的凤凰台，首次面向大陆观众。约两亿大陆观众也见识了这位在台湾和海外备受争议的大作家的风采。李敖言词的犀利、知识的渊博，和他笔触锐利的作品一样，在大陆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专访中，主持人问李敖怎样评价鲁迅。李敖说：“我父亲是鲁迅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我对鲁迅的评价同大陆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在大陆是过分被炒作了。这个说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这样讲过。鲁迅写《阿Q正传》这些东西蛮好，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挺了不起。可他那些杂文其实并不好……第一个，他用的是日本文法，是从日本转过来的中文，那个中文很别扭。第二呢，他的情绪语言太多，把情绪语言抽走以后就没有资料了。你看我的文章，我也骂人，但把情绪语言抽掉后下面是资料。就像一盘菜一样，你把辣椒抽走后下面是肉。懂我意思吗？鲁迅显然不是的。我认为鲁迅在这方面是过分被高估了。事实上鲁迅直到死，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现在我们查出纪录来，还拿中央研究院的钱……”这就是李敖，特立独行，以自己的眼光剖析历史。

四、李敖与诺贝尔文学奖李敖过去一直是被台湾当局打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几乎被台湾人遗忘的作家。然而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说明他是一位受世界关注的作家。

2000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据说在2000年初，李敖接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评委会接受他为今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他是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获提名的。台湾不少报刊称，他是台湾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这一消息传出后，当时的台湾新党还为李敖举行了他的新作发行会，同时庆祝他的英文版的《北京法源寺》一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敖这次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主要是由台湾东吴大学的一批教授和学者向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出推荐的，在推荐的同时，还派专人翻译了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李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狱中创作的。整部小说以清末的戊戌变法的史实为题材，描写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中华民族的进步知识分子，力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对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进行变革。该书还将这批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了复兴中华奋力追求、深刻探索的奋斗历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歌颂他们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富强而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的同时，还展现了他们如何同腐朽的清王朝保守势力斗争的英勇事迹。

李敖自己曾经说过，《北京法源寺》一书描写的时代，和台湾今日腐败相去不远，并希望借助此书，让读者明白，“台湾再这样搞下去，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改良，最后终将沦为一空”。

《北京法源寺》一书，作者采用了与传统的小说不同的写法。李敖写这部小说时，既像是写历史专著，又像写批判性的杂文。有人说，正是“李敖写了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他才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不过小说思绪蓬勃、意气风发，思想性好，倒真是大优点。可是单从文字讲，这篇作文到了中学教师的手里，那是必定要扣分的。故事情节，有如醉酒，东一步西一步，踉跄不稳。人物性格，苍白无力，谈不上丰满，个个都是薄薄的驴皮影。另外，作者亲自上讲台、操教鞭，大讲其课，缺乏把道理渗透到情节中的功力。

一部《北京法源寺》，倒是让人看到李敖的历史功底。李敖先生说他感到兴奋，因为他不是只写写“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他替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大人物写故事，他绕着几个重要的主题打转，表达他的思想，完成了这部史诗式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姑且不论受提名其实离得奖还很远这个事实，总之这次提名对李敖这位在台湾住了五十年还可以仅凭资料就把中国种种写得那么详细的作家而言，是一种肯定，而且他似乎还挺乐意接受的。

在《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中，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对话，围绕出世、入世等等充满佛理的观念打转，其实是充分展露李敖知识的渊博，对佛学的钻研，以及他对出家人的态度。《北京法源寺》里面引经据典的部分很多，考究诗文、佛法的地方也着墨颇深。书中对于中国古代的以往历史，作者也颇有研究，比如小说中提到中国人以龟壳卜卦的部分，小说里头是这样写的：“……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龟是长寿的动物……”又比如：“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还有婆婆经、妈妈经的部分：“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

有记者曾问李敖：当你正式接到诺贝尔奖审核小组通知，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的心情如何？他回答说：“心情是复杂的，我没有信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觉得出了小小一点恶气。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考验评委会，颁奖颁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他还曾对记者说：“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的，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尽管李敖自视甚高，不把一应文学大师巨匠放在眼中，口出狂言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写作白话文之翘楚。但在台湾文艺界，人们对他不以为然，尤其对他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有两点明显的不足。第一，他在中国来说还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只能说是一个在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但不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另外，从他的作品来看，单靠《北京法源寺》一书参评诺贝尔文学奖，其材料还显得有些单薄。况且，《北京法源寺》这一部小说在国际上有多少译本？在世界上有何影响？似乎还很欠缺。一个在世界文学领域默默无闻的作家，要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似乎难有可能。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