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李敖像

李敖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李敖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曾有“五百年内写作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还是李敖”的狂言。其著作甚多，主要以散文和评论文章为主，《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集。有《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胡适评传》《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上下古今谈》《李敖文存》等著作传世，近年出版的有《李敖的情话》《蒋介石研究文集》《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议坛哀思录》《李敖有话说》等，总共一百多本著作，而李敖前后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历史记录。

李敖的作品以文字尖锐辛辣、批评不留情面著称。例如他曾评价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这些措词严厉的评价在学界和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同时也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以嬉笑怒骂为己任，遭他抨击责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三千位，在古今中外“骂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有人说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无顾忌地骂谁”。的确，多年来，他与台湾当局一直政见不合，对台湾时政一直进行抨击。他骂过国民党，骂过李登辉，痛斥过台独，也攻击过陈水扁。正是因为“狂言”，他曾坐过两次牢，时间长达六年多。

一、生逢乱世，颠沛流离李敖1935年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哈尔滨，祖籍本是山东潍县，后来因为他爷爷闯关东到了吉林，遂改为吉林省扶余县。

据《李敖回忆录》称，他的远籍是云南乌撒，在明太祖洪武年间才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布衣，在潍县五百年，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一直安土重迁，直到他爷爷这一辈，才发生了大变化。

李敖的爷爷名叫李凤亭，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同治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与母亲一起讨饭，母亲不幸被恶犬咬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自然也随着“下关东”了。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构成极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人“去西部”一样。

李敖的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的，他的一生，充满了变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经历复杂。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最令李敖扬眉吐气的是他爷爷的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爷爷做流氓的时代。一天在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个赌棍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急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输了，就要以肉赔肉。某赌徒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庄家李凤亭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从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一下震住了那赌徒。

二是他爷爷七十多岁以后，和大儿子一家住在郊外。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屋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李敖的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李家入关，最后运到故都。若非不便搬运，也许还会带到台湾去呢。李凤亭虽说比不上独退曹兵的张翼德，但在李敖看来也颇有几分神勇。

到李敖的父亲这代，李家的家风变了。李敖的父亲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那时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鼎彝1926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被聘为某中学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

当时的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李敖的爷爷。而李敖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也不一定灵验。

李鼎彝回东北时，东北正处于它的历史黄金期。但“九一八”事变后，广袤的黑土地尽陷敌手，老百姓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为不做亡国奴，李鼎彝决定率全家迁到北平。当时全家计有爷爷、奶奶、姥姥（外婆）、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姑、老姨、大姊、二姊、三姊、四姊、李敖，再加大爷和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这样一大家子南迁关内，可谓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可是到北平后不久，又发生“七七”事变，国民党又弃人民而逃。李敖一家在关内又做了亡国奴。李鼎彝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

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活动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武装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实际军事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伺机”之中，李鼎彝当时就是马占山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在北平，李敖一家十几口就住在姥爷的一位亲戚名叫沈铭三的一处住所，在东城灯市口附近的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从内务部街东口，向左转，是朝阳门南小街，再向右转，是新鲜胡同。这里有座小学，就叫新鲜胡同小学。1942年，七岁的李敖走进了新鲜胡同小学。李敖出身于读书人家，家庭教育自然是不会少的，李敖在学校的成绩自是骄人。1946年7月，李敖念完四年级，就是“初小”毕业，获得一张文凭。这是李敖平生第一次得到文凭。李敖从小爱书。在新鲜胡同小学念书期间，最引起李敖兴趣的，一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非常惹人爱；另一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一排排整齐摆着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升入五年级以后，李敖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六年级的时候，他被选为班上自治会主席，又当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被选为“模范儿童”，他还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和藏书室。1948年李敖完成了高级小学的学业，毕业了。他报考了两个中学。李敖的二姐李珣说：“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差一点就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过了暑假，李敖进入北平第四中学初一年级。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局面江河日下，北平岌岌可危。李敖的父亲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全家分成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先到上海打前站，安排立脚之处。他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上海监狱的对面买了一所房子，是一楼和二楼，三楼是六叔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和一位老佣人第二批乘飞机走。我和三姐和四姐是第三批，为了省钱，改乘轮船。1948年冬天，我们三人由五叔陪同，先去天津，路上第一次看到战乱下苦难的百姓和满目疮痍的大地。大姐上了大学，而且刚刚被选为‘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她们两人为第四批，晚一点走。不想，这一‘晚’，就‘晚’到出不去了，以至跟全家人到九十年代才得相见。”李敖如是说。

这时李敖生活的又一个转折，从生活优越的“少爷”一下跌落下来，然而李敖还是坦然面对，他在书里寻找慰藉。虽然到了上海，全家十九口人，没有一个找到职业的，但是父亲还是极力支持他的学习。在上海那段日子里，李敖专心念书，没有任何娱乐。李敖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几家书店，李敖买了不少书。这构成李敖藏书的一大部分。在上海动荡的日子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令李敖震惊，心寒。

他们一家于1949年5月11日又不得不搭轮船离开上海，“逃到”台湾。这次仓皇“出逃”时，李敖十四岁，带着个人的藏书五百本。李敖如此的视书如命，确实让人感动，他的思想来源于他读书汲取知识后的一点一滴的积淀、发酵。变迁的经历对李敖以后敢说敢做、疾呼人民的心声，是有很大影响的。

到了台中，李敖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艰难了。可是他还是有继续上学的机会，在父亲供职的台中一中读书。在家里，他也是有特殊的待遇，一家九口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李敖一人独享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在这小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在这里居住的十三年，李敖勤奋读书，辛苦写作，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李敖的成绩还是一贯的保持优异，参加各类演讲、辩论、作文比赛屡屡获奖，还将奖金用于买书。除参加各种比赛，李敖高一时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

1953年他十八岁，念了十几天的高三，就自愿休学在家。北大毕业的父亲，发扬北大精神，支持他休学。于是李敖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的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在回顾成长过程时，李敖深有感慨地说：“我有这么好的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读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

李敖提到，他最难忘的老师就是严侨（高中时的数学和生物老师）。引起李敖更大兴趣的是严侨有一位显赫的祖父--严复。在一次专题演讲中，严侨竟然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应译为“演化”。严侨那种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给李敖留下抹不掉的印象。然而，严侨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务”，他也曾深深地影响李敖，甚至李敖梦想跟他回大陆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在李敖十八岁休学在家时，严侨被捕，梦想也破灭了。在中学时期，李敖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钱穆。此时，李敖在思想上很接近钱穆。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相见如故。钱穆还向李敖解答研治国学的方法。但是，有想法、个性强的李敖最终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李敖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了。对钱穆，我终于定论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于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真是怪事！”

1954年暑假，李敖以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大专联招考试，这时他十九岁。虽然李敖各科成绩不错，但是数学一直以来都是他的软肋，每次考试都要拉分数。这次也不例外，致使李敖与他的第一志愿--台湾大学中文系--因几分之差而失之交臂。最终阴差阳错间，李敖进入台大的法律专修科。但是李敖志在学文不在习法，没考入台大文学院心有不甘，于是决定重考。但学校规定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除非先自动退学。李敖终因兴趣不合，毅然退学，结束了在法律专修科学习的二百八十七天的日子。但是在法律专修科呆了接近三百天，于李敖也不完全是一种损失。读李敖的书，你会感到他在法律方面是很有修养的，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懂法学理论，论辩起来，不逊色于一名律师。他后来打官司不请律师，都是自我辩护，所写辩护词，理正词严，教人无法驳倒。

退学后，由于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为他恶补数学，结果李敖重考大学时数学考到59分，如愿以偿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并且是成绩名列前茅。

二、台大长袍怪进入台大文学院的拱门，感受到比较自由的气氛，李敖一度感到很满足。可是，很快李敖失望了，觉得学院的空气污浊得不堪忍受。他认为大学的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曾在文章里写道：“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混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在当时就对大学的教育有这样的见解和态度，在今天也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李敖始终自喜，始终自信他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以致大学四年的成绩平平。

大学时代的李敖，一袭长袍成了他的“标志性装束”。有人曾列举台大有“四怪三丑”，而怪丑之首就是李敖这个长袍怪。他自己曾骄傲地说过，在台大，要说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校长钱穆，就是他李敖了。没有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位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愿意做聋子。

在台大，当时穿长袍的人不少，但只有李敖独享“长袍怪”的美称。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天一件旧长袍不离身。可一年中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他就坚持不下去了，也得破例地“夏威夷”一番。盛夏的一天，夏教授见李敖这小子仍穿着黑大褂，特地绕到李敖面前，一声不响地盯着李敖好一阵，摇摇头，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还有一次，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对他说：“李敖，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

李敖望着她那一副救世精神的脸蛋，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女孩似有所悟，一句话没说，黯然离去。

李敖之怪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火热的夏季里，姐妹们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李敖却整天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着裹腿。要他穿短裤，他居然说，那会露着大腿，有伤风化。

有时李敖又很“时尚”。1955年4月27日，李敖刚过完二十岁生日，父亲就去世了。李鼎彝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有两千人参加了公祭。那时李敖受胡适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孝子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给前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把这一套全改了，并且当众一滴泪也不掉。台中市一中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委婉地劝他：“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谁知李敖反唇相讥：“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陪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先生顿时语塞。

在台大，令李敖一生感恩难忘的是辽金元史专家姚从吾老师。姚从吾（1894～1970），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他留学德国，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口音。最可笑的是他讲课时老爱用手揉搓自己的大肚皮，自称兄弟。闹得一班女生下了课乱笑：“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啊！”

姚教授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据说，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赶上解放军攻打开封，便化装成一老农，从乱军中逃了出来。其实，姚校长根本不用化装，天生本色就是一副农民相。

姚从吾在大陆时本是铁杆国民党，并曾奉命组建中国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但到了台湾，他居然拒绝办理国民党归队登记。李敖对此很表佩服。

姚从吾教授在李敖大二时教《辽金元史》，大三时教《史学方法》。大四时指导李敖写论文。在学问上，姚从吾对李敖的影响有限，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李敖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其一生感恩难忘。李敖永远感念姚教授的人品：与人为善，不耻下问，赏识李敖，全心全意地帮助李敖这个学生。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

长期会（台湾学术机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简称）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助此人“月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