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王蒙像

如果说为官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常态，那么，在现代中国尤其是当今社会，以作家身份担任高官者则屈指可数。王蒙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当代著名作家。因此，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经历有着不同常人的地方，而他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则有着他人所无的独特风格。所以说，从王蒙身上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人（作家）传统延续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王蒙的骄傲，也是他结缘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

一、曲折的人生之路王蒙祖籍河北南皮，与清末洋务派中坚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是同乡。他1934年生于北京，他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维新派成员。他的父亲王锦第，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李长之是同学共居一室，王蒙的名字就是何其芳所起，因何喜读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就以书中男主人公“亚芒”--当时译作“阿蒙”--为之命名，叫“王阿蒙”，王父认为“阿”乃南方人名中惯用，则去“阿”存“蒙”，定名王蒙。王蒙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了三年教育系，毕业回国后曾任北平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后任北大和北师大讲师，以后又在山东等地任教，并担任过师范学校校长。王蒙母亲年轻时上过大学预科，是知识女性。解放前做家庭主妇，解放后参加工作，长期做小学教师，名字由董毓兰改名董敏。从王蒙的家庭历史看来，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也许是他很小年纪即开始文学创作的环境影响因素。

王蒙上学较早，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慧和文字特长。王蒙上的小学是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从二年级起，王蒙各门功课每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三年级时老师布置作文题为《假使》，王蒙竟作新诗一首交卷，起句是：“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诗称新颖，句涉“革命”，显露出他的左倾思想萌芽。那时他还参加演讲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王蒙上台就大声宣读讲稿，顺利过关，这也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素质。

王蒙小学上了五年，就越级报考初中，进入私立“平民中学”（今天的北京第四十一中学），以后的他仍是年年考试第一名。1948年王蒙初中毕业，拿到了平生唯一的学历文凭。这时他报考高中同时考中北京第四中学和河北高中，最终他进入后者就读。之所以选择河北高中是因为该校具有革命传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北平中学生就以河北高中为主。

这时的王蒙，已经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初中时，他就在父亲的朋友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党史专家李新同志（当时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指导下，在学校的一次演讲比赛中，以“三民主义”和“四大自由”为题，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实行三民主义，也无四大自由。那时的王蒙，读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外国的则读苏联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当时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左倾”。于是，他很自然地在中共党员同学何平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斗争道路。

考入河北高中后，地下党员刘枫给他提供了党章，并提出发展他入党。于是在1948年12月12日，王蒙向刘枫表示坚决入党，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刘枫宣布即日起王蒙入党，候补期至年满十八岁为止。就这样，十四岁的王蒙在北京什刹海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蒙入党后，和四名同学组成一个支部，开展秘密活动--宣传党的纲领和革命斗争形势，扩大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等等。这时的北京已临解放前夕，解放大军围城，傅作义将军正与共产党谈判，城中国民党势力仍然占统治地位。王蒙所在支部接受任务--保护北京免受破坏--具体是保卫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商铺住户不受不法分子伤害。天津解放后，大军进城前，王蒙带队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告北平市民书》等文件的传单，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后的王蒙又在河北高中上了半年多高中二年级，于1950年5月不满十六岁时调入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工作，先后任干事、中学部部长、区委副书记。那时的王蒙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兴奋期，对所有工作都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6年底。在区团委工作的日子里，他不仅写出了成名作也是后来引来政治祸害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当时从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调入区委搞“三反五反”运动的学生党员崔瑞芳相恋，最终二人在1957年结婚。

1956年底，王蒙调入国营七三八厂任团委副书记，直至1957年11月被错划成“右派”。对于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情形，王蒙在其自传里有如下记述：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1957年8月到1962年9月，王蒙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门头沟斋堂公社从事农业劳动，接受劳动改造。他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被划为“极右派”的乐黛云（即现在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家）同在斋堂公社，因为那里是最艰苦的地区，“罪行”严重的人往往被发配那里。艰苦的农活儿和体力劳动，磨练了王蒙的筋骨，也锤炼了他的思想观念。

1962年，王蒙经历了五年改造之后，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助教。在那儿仅仅一年，王蒙在一次全国性的“西山读书会”上结识了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和新疆作家协会秘书长、《新疆文学》主编王谷林，听他们讲了新疆民族风情和地大物博的人文风光，竟决定调到新疆工作。而这动因，是王蒙“渴望生活”，想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毛泽东语）。王蒙妻子同意随他一同去新疆，北京文学界的新老作家、评论界朋友也大都支持王蒙去新疆。在短暂准备和朋友请客送行后，王蒙和妻子带着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儿子，于1963年12月下旬出发赴乌鲁木齐，开始在新疆十六年的生活。

到达新疆以后，王蒙在新疆自治区文联做编辑工作。一年多以后，“四清”运动开始，王蒙被下放到伊犁地区伊宁县农村（“文革”中间转到自治区文教“五七”干校）劳动，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在那里，他与维吾尔族、汉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也分担政治运动带来的困扰。王蒙在伊宁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不仅经受住艰苦体力劳动的考验，而且，思想上经受了磨炼。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学会了维吾尔语，深刻了解了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生活。正应了孟子那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973年3月，王蒙从伊宁调回乌鲁木齐，进入自治区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有机会和时间充分学习、了解新疆多民族的文化和多元的社会风俗，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1979年3月，在改正了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后，王蒙调回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做专业作家，随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等职，从此真正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1983年7月，王蒙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人民文学》主编。这期间，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实事、好事，为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3月，王蒙被全国人大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八位文化部长，前面几位包括著名作家茅盾和陆定一、黄镇、周巍峙、朱穆之等人。王蒙同时还兼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在文化部长任上，王蒙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为祖国文化事业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对此，王蒙在他的《自传》中有如下表述：

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的工作人员的支持。我身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作用。其中我十分高兴的有：国家图书馆新址的完工与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访华演出，营业性歌舞厅的合法化，中国艺术节的开始举办，元宵节晚会的开始举办，一批文物保护措施的开始实施，文化市场工作的纳入工作议程与文化部市场司的建立。有一些工作虽然开了头，但争议仍然不少，经验远未成熟，例如一些剧团的改革。我深感愧疚的还有对于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只处在研究阶段，远未完成。还有一些小事，虽然不大，也还起了一点保护作用与助人为乐的作用。如某西藏作家回原籍东北某城市的工作职位，如某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的被主流文学所基本接纳，某音乐家的党籍处分事，包括一些作家、歌唱家的出国深造或定居等等。可见，这时的全国文化系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景象，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化发展期”。

1989年9月，王蒙辞去文化部长职务，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11月起，王蒙转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至今。其实，王蒙当年担任文化部长，也是“坚辞不就”的。在少有的“辞官”活动不成后，他才勉强服从组织安排去了文化部。然而，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担任文化部长领导全国文化事业去发展、去改革，其中掣肘之处、为难之处、难为之处接踵而至，王蒙自感力不从心，乃在上任不久即要求辞职，拖宕数年，直至1989年9月，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二、多元的创作经历王蒙从小就显露出在文字和语言上的与众不同，他在上小学时写了一首《题画马》的七绝旧体诗：“千里追风孰可匹，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作神龙上九霄。”他还在上初中时，写出一篇题为《春天》的散文，刊登在就读的北平平民中学的校刊上。由此，这两篇作品可视为王蒙创作的“发轫”之作。

王蒙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两篇儿童文学，分别是《礼貌的故事》（载于1952年2月4日《中国少年报》）和短篇小说《小豆儿》（载于1955年11月号《人民文学》）。

这时和此前的王蒙，可称是“小试牛刀”，创作正处于“萌发期”。

1956年，王蒙在发表了文艺杂谈《栽培》（载《北京日报》1956年3月15日）和短篇小说《春节》（载《文艺学习》1956年总第24期）后，又创作出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这应是王蒙最重要的一篇小说，因为它影响了王蒙的前半生。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读者包括专业作家、评论家纷纷写出评论，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更多。批评和赞扬的焦点，一是该不该真实揭露官僚主义并否定之，二是人物形象（正面林震、反面刘世吾）塑造的角度、层次、定位问题。赞扬者中，有与王蒙可称同道的邵燕祥、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等人，批评者中的李希凡的文章最具杀伤力，提出了“做什么人，写什么作品”的问题。围绕《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毛泽东都知晓此事，并多次指示关注此事和王蒙本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对王蒙的作品一分为二，即批评又肯定，尚称公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后王蒙因这篇小说而被划为“右派”的命运。

1957年，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部分片段，先在《北京日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这时和前一年底，王蒙还发表了散文诗、诗歌、文艺杂谈和短篇小说《冬雨》（载《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还围绕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发表了几篇说明、回应和自我批评文章。这时的王蒙，还出版了作品集单行本《小豆儿》，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时的王蒙正处于“初出茅庐”的阶段。

1957年，王蒙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以后直至1962年的四年时间，王蒙被“封杀”，没有创作文学作品。

1962年和1964年，在离京前后和到新疆后，王蒙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眼睛》《夜雨》分别载于《北京文艺》（1962年第10期）和《人民文学》（1962年12月号）。还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和创作评论（载于《新疆文学》1964年5月号）。

从1964年到1977年，王蒙处于人生最艰苦的时期，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没有发表任何文学作品，但仍在偷偷地从事写作，现在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就是那个时期王蒙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创作成果。

这一时期，可称作王蒙创作的“休眠期”或“蛰伏期”。

1977年，全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结束，王蒙复苏。可能是受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启发，王蒙创作了散文《诗、数理化》，发表在《新疆日报》12月4日这期上。

1978年，王蒙鼓足干劲，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如《向春晖》《队长、书记、夜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光明》等，发表在《新疆文艺》《作品》《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其中《作品》上刊登的短篇小说《最宝贵的》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年，王蒙还创作有散文、微型小说、报告文学等发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也在那年的《新疆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几章。

1979年，王蒙从新疆调回北京成为专业作家，并在北京市作家协会任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发挥出更大的光和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奋笔疾书，埋首稿纸，佳作迭出，成就斐然。这时的王蒙厚积薄发，在利用原有丰厚生活积累与创作素材的基础上，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还有意识地借鉴运用了一些西方现代创作手法如“意识流”、“多焦点叙述”等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路径，先后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和独特价值与风格的作品，短篇小说有《悠悠寸草心》（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歌神》《夜的眼》《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风筝飘带》（获《北京文学》短篇小说奖）《深的湖》《温暖》《心的光》《最后的陶》《惶惑》《春夜》《听海》等，中篇小说有《布礼》《蝴蝶》（获全国第一届1979--1980年优秀中篇小说奖）《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相见时难》（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

1981年，王蒙出版了创作于五十年代、被封杀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对此，个中的辛酸苦辣只有作者王蒙本人能够说清。从1979年到1981年间，王蒙还创作有散文、杂文等作品，特别是写出了大量的创作谈和文学评论，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一文中，提出了“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著名观点，在社会上和文学、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83年，王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在文学组织工作之余，还全力倾心于创作，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如《青龙潭》《黄杨树根之死》《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哈默德阿麦德》《葡萄的精灵》（获第一届1983--1984年短篇小说百花奖）《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高原的风》《无言的树》《冬天的话题》《临街的窗》《灰鸽》《苦恼》等，中篇小说有《风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逍遥游》《鹰谷》《深渊》等；还创作有微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评论等作品，其中《访苏心潮》获全国第三届1984--1985年优秀报告文学奖。1985年，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发表。这时的王蒙，还写出大量的创作谈、文学随笔等理论性文章，显示出他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职务后对创作的宏观把握和文学理论修养的提高。

1986年4月起，王蒙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在更加繁忙且繁重的公务之余，他仍然坚持创作，保持作家的本色不变。这期间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小说二题》《铃的闪》《风马牛小说二题》《Z城小站的经历》《致爱丽丝》《失去又找到了月光园的故事》《来劲》《没情况》《夏天的肖像》《“吃”三题》《选择的历程》《十字架上》《组接》《夏之波》等，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获全国传奇文学奖）、《要字8679号--推理小说新作》《选择的历程》《虫影》《一嚏千金》《星球奇遇记》等，还有“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轮下》《海鸥》《卡普琴诺》《画家“沙特”诗话》《温柔》等。此外，有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创作谈、文艺随笔等发表出版。这时王蒙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表出版一批诗歌作品（包括旧体诗）。

1989年王蒙卸任文化部长职务，但仍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这时的他，又回归到专业作家行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分常驻会和非常驻会，王蒙即属后一种），以更专业的手法、更倾心的态度从事创作。这时的作品，除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获1989--1990年短篇小说百花奖）、《初春回旋曲》《神鸟》《纸海勾沉--尹薇薇》《我又梦见了你》《现场直播》《阿眯的故事》《室内三乐章》《满涨的靓汤》《奥地利粥店》《灵芝与五粮液》《名壶》《调试》《白衣服与黑衣服》《冬季》《玫瑰大师及其他》《枫叶》等，中篇小说《蜘蛛》《春堤六桥》《歌声好像明媚的阳光》等，还不断有微型小说、散文、杂文、文学随笔、文艺评论、创作谈、文学理论等作品问世。这时王蒙的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篇小说频频出版，如“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暗杀--3322》《青狐》等。二是开始出版包括现有作品在内的文集，如：《王蒙文集》《王蒙旧体诗集》等。三是把部分精力放在专业文学研究上，他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是《红楼梦》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创作，如《读书文丛--红楼梦启示录》《读书文丛--双飞翼》《心有灵犀》等。

2006年，王蒙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处于退休状态。但他的创作并未停止，而是老当益壮，笔耕不辍。这时的作品除了一些散文、杂文、随笔、创作谈、讲演录外，主要是《王蒙自传》三部（《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的出版堪称大事。在总结平生经历与创作之后，王蒙把眼光投向古代圣贤老子、庄子，在阅读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出《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等著作。2012年，王蒙出版了《中国天机》一书，这是王蒙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的政治性思考的成果著作。2013年4月，王蒙尘封四十多年的、长达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出版，了结了当年王蒙的心愿。可以说，这部作品并非王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