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蒙作品的独特风格与文学价值王蒙作为当代中国文坛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作品和文学思想，既具有独特风格又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普遍意义的深远影响。当然，王蒙首先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容以及形式的各个方面，王蒙都是一位勤于探索又善于创新的作家，因此格外受到当代文坛和读者的注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王蒙》）王蒙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他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都表现了青年的敏锐和热情。尽管作品反映生活深度不足，基调却是纯真、热烈，充满了幻想和对新社会的爱。”（《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王蒙》）王蒙这一创作发韧期的小说，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代表，虽然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不甚圆熟，但以其过人的勇气和探索，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变化，其意义和价值在于使小说艺术摆脱了僵硬政治的束缚，写出了人物的个性与变化，从而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文学即人学”，写人的感情世界。具体来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的人和事，在当时既是真实生活的典型，又是前所未有的刻画对象。正如王蒙当时所言：“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所以说这篇小说本质上不是写政治或反官僚主义，而是表现年轻人思想的探索和变化，描写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复杂。对此，王蒙在二十多年后总结道：“即使以政治反响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例，小说中我对于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剖析。”

至于《青春万岁》，是早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创作的，可算是王蒙的开山之作。而起手即写长篇，足见他的创作冲动与激情。的确，在《青春万岁》中，王蒙表现的是那个特定的革命年代中，一群年轻的中学生以青春和热情投入火热的生活和时代的经历故事，展现出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生动图画。当时的老作家萧殷评论说：“作者以大胆的、奔放的、抒情诗的笔触，描写着一群高中三年级学生的生活与斗争。这样的题材，应当承认是不太容易驾驭的，尤其是写作经验不足的青年写作者会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在这里既缺少轰轰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多少惊险的场面；如果从表面看起来，学校里的生活似乎“像一池死水那样平静”（有年轻同志这样说过）……《青春万岁》里面，作者笔下的中学生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动人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不仅仅看见了中学生的生活与斗争以及她们单纯而又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由于她们来自不同的环境以及各不相同的出身，作者还引导我们走进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让我们看见了多种多样的生活与人物：有阴森森的天主教堂，有没落的、弥漫着伤感情调的有产者的庭院；有充满了民主气氛的教师家庭，也有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总之，作品不仅引导我们接触了多种多样的生活，而且有时候，还引导我们走得很深，一直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王蒙在中断创作二十三年后重新复出文坛。那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流行，作家们都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反映并思索着“文革”乃至之前“极左”的危害与痛苦。王蒙亦不例外，加入了这一文学的时代潮流。但是他的小说却是反思文学的“另类”。这时的代表作有《布礼》《春之声》《海的梦》《杂色》《蝴蝶》《风筝飘带》《夜的眼》《相见时难》《如歌的行板》等，表现出极左年代遭受迫害的“归来者”，对经历痛苦和理想追求的回顾，对特定年代环境生活的反思与刻画，从理想的层次对“文革”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进行社会、历史乃至人性根源的反思，超越了一般“伤痕”、“反思”文学的高度。具体来说，这是王蒙对小说艺术的又一次探索和贡献。首先，是故事的心理化，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表现出人物经历感情与思想的发展，以及人物心灵的现实；其次，是语言的感情化，即小说情感或称情调，即通过多种表现和描写手法，表现出一种作品独有的意境；另外，是小说的理性思辨性，这是王蒙的不同于他人的独到之处。由于他自身的特殊经历，他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历史与沧桑感。对待曾经的痛苦历史，他采取一种宽容态度，从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把它归结为个人或运动而做出道德评判，而是着重揭示历史灾难背后的深刻哲理命题和时代历史教训。其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反思，超越了对现实的反映，具有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色彩。

总之，这时王蒙的小说，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使中国小说艺术走向现代，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走向多元。”（童庆炳语）王蒙创作超越一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借鉴外来艺术的表现手法，使自己的创作常作常新，永葆生机和活力。这一点最直接表现在他在小说中的创作性艺术实验。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地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的独白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

王蒙这类作品以《杂色》《坚硬的稀粥》《蝴蝶》《布礼》等为代表作。这些作品往往以意识流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隐喻、象征等为结构元素，用表层意义暗示深层内涵，具有对文化与哲学意味的追求，成为王蒙小说创作中的特殊贡献。

所谓“意识流”，是指十九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叙写自由。

因此，王蒙的这些创作性艺术探索小说，被评论者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而东方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在于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才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

所以说，对小说艺术的创作性探索和实验，成为王蒙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对中国小说艺术的最大贡献，具有历史性的文学史价值。

王蒙虽然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创作起步（创作于1957年前，部分章节发表于1957年，全书出版于1981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却是最为文坛熟知且在社会上脍炙人口的，同时，许多奖项，也是王蒙的中短篇小说获得的。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高峰之后，从九十年代起，王蒙重新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至今为止，王蒙已经创作长篇小说九部。其中，以“季节系列”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最具代表性。

从1993年到2000年，王蒙用七年时间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即“季节系列”。所谓“季节系列”是借用四个不同季节形象的定义作隐喻或象征，将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知识分子从充满理想的“热恋”状态到五十年代中遭受打击的“失态”境地，再由六十年代初的“踌躇”言行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狂欢”下的复杂生活，相当生动、深刻地描绘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相当完整、本质地构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史。具体说来，“季节系列”既有作者个人经历的烙印，又有“革命”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词贯穿始终，读者可以一窥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乃至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沧桑。尤其是《狂欢的季节》对于“文革”历史的书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反思高度，令世人瞩目。

王蒙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亦是风格独特、异彩纷呈。《活动变人形》是从中西文化对比高度反思中国人的文化人格，这是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创作，被称为“审父”之作的小说，具有经典作品的诸多要素。《青狐》则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首都文坛为时间和空间背景，通过一个初涉文坛女子的描写对当时众多文艺家生活的现实环境进行了深度刻画，具有写实与虚幻的双重文学意义。《暗杀--3322》的书名貌似惊险侦探小说，其实是以现实与过去交织的形式，描绘出主人公经历的特定年代故事。

有评论家论及王蒙小说创作时提出四个阶段论，即“干预生活”（五十年代）、“反思历史”（八十年代）、“文化批判”（九十年代）、“回首往事”（新世纪以来）。确实，从2006年到2008年，王蒙密集地创作出版了三部集《王蒙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这是一部“革命”作家、“非凡”人士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思想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王蒙的自传历经个人生命的近八十年，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改革开放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生；从个人遭遇到历史变迁，从底层民众到高层领导，接触到社会多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作家本人与社会尤其是文艺界人士的交往描述，展现出当今中国文坛的生动场景。因此，王蒙的自传具有独特的认识和记录价值。

在王蒙半个世纪的创作中，有一种浓重的“新疆情结”。他在新疆生活十六年的经历，成为王蒙创作的又一主题和资源库。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就真实反映了他在新疆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文化与风俗，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由于王蒙在新疆与维吾尔族劳动人民长期共同生活，使他不仅熟悉了少数民族风情，也学习了各民族文化，尤为重要的是学会了维吾尔语。在当代作家中，王蒙是唯一能用维吾尔语的思维方式构思作品的作家。更为重要的是，王蒙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熏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这主要表现在：开拓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不竭资源，产生了不断地创作动力；形成了王蒙积极健康、成熟圆通的人生意识和处世态度，丰富了知识结构和创作思维与文化参照，奠定了艺术支撑的基石，为以后的创作打下牢固基础。可以说，没有新疆的经历，就可能没有今天的王蒙。2013年4月，《这边风景》的出版，既填补了王蒙创作链条上空缺的十六年，又是他对新疆生活经历的全面且全景式总结的文学作品，了却了王蒙的心愿：让一部尘封四十年的、长达七十万字的“新疆小说”与读者见面。

王蒙除了是位优秀的作家外，还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文学理论与批评，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王蒙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关注，超过了对他作为当代重要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中，王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大师评论名作”。从对王朔的批评，对郭敬明的评论，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当代文坛现状的关注和对一些文学理论热点的探讨，都表明王蒙是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家，而王蒙的文学批评来自他本身的内在认识和价值。王蒙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蒙谈创作》《文学的诱惑》《当你拿起笔》《漫谈小说创作》《创作是一种燃烧》等。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王蒙相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红楼梦》，二是李商隐诗。在这两方面，他都有专著出版。

可以说，他在这两方面研究的成就是公认具有开创性的，他的贡献在于在全新意义上开辟了《红楼梦》和李商隐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新时代。对此，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和其他学者有肯定评价：王蒙是有“双翼的：一是研究《红楼梦》，一是研究李商隐，在这两个古典文学拥挤的学术领域当中，王蒙研究出了自己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已经碰了壁、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王蒙《红楼梦启示录》出现了，不仅对读者是启示录，对整个中国的红学研究也是个启示录，感觉确实在红学研究当中开了新局面。王蒙是博大的，王蒙对中国的传统是熟悉的，他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王蒙对《红楼梦》的点评是当代红学研究最卓越的成果之一，王蒙也被读者和红学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他的“评”，是一个大才子的评，是一个大作家的评，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文化人的评。冯其庸并认为，王蒙点评本《红楼梦》的出版，被公认为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和“盛事”，王蒙无疑是《红楼梦》的“大评家”。就王蒙的李商隐研究，黄世中（温州师范学院）认为，王蒙对李商隐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当代性，二是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了“五层次研究说”，三是特别重视对李商隐诗歌所反映的心象的探求，提出了“混沌的心灵场”的见解。他认为，王蒙在李商隐研究上，以其诗人的特殊敏锐力，在研究方法论上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感悟与理性的统一，摒弃学院式的考证又不离传统，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杼，纵谈直论，意趣横生，使人有会心如悟之妙。

王蒙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有着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体本色。这主要表现在：

1.意识流手法的开创性运用，同时多方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各种写作手法和创作技巧，如：象征、隐喻的表达叙事、超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流派等。这在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中有突出的表现。

2.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注重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视语言表达的气势美与文字的经典化，尤其是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已成为王蒙作品的鲜明特色。

3.王蒙小说中语言的幽默、机智已成为其作品创作的鲜明特征。用幽默的笔法直面严酷的人生与社会现实，使人在渗透幽默情调的作品中回味、反思、批判、升华，达至文学创作的哲学高度。

4.王蒙小说的表现语言具有多样化特点，不追求完美对称的表达，而常出现大幅度跳跃、断裂和悖反；有时还借鉴相声的表现方式，语言俏皮夸张且充满机智；其他的杂文语体、文言辞句、民歌民谣亦常出现在王蒙小说中，形成兼收并蓄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

5.王蒙在“季节系列”小说中，出现了被评论家定性的“狂欢体”（在《狂欢的季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所谓“狂欢体”，其实质是在创作中遵循“无法之法”等原则--即怎么痛快怎么来--调动一切能调动的语言、文化、生活、思想资源，为自己的“狂欢化”写作服务。具体讲，就是运用反讽、悖论、荒诞、对比、隐喻、夸张、象征、喜剧、幽默、调侃、戏说等等诸多艺术手段，来表现作品独特的严肃的内容。于是，由各种文体、语言、风格随心所欲拼接、杂交、戏作而成的，导致一种强烈戏说成分的诙谐文体产生了，这是王蒙的独创，也是与此前、此后王蒙其他作品的显著区别，可谓别具一格。

6.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对语言的情致化境界的追求。在王蒙看来，小说有三个要素：故事、人物和内在情致。情致在小说中表现为语言，就是要表达出文字的优美与语言的鲜活；情致在小说的构造中，则成为一种意境，即用语言和文字描绘出生动、美丽的画面与氛围。当然，情致的产生与意境的达至，则要求小说的语言和文字必须新颖与灵动，成为一种不断变幻的艺术氛围与固定的艺术风格。

四、王蒙创作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色毫无疑问，王蒙是中国当代最富思想智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实践达到思想深度和历史高度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诚然，王蒙创作的思想高度并非与生俱来的，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就表现出反映生活深度的不足。但随着王蒙人生经历的丰富、思想认识的升华以及创作实践的历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的创作日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色。

王蒙的小说无论忧伤反思还是谐谑反讽，无论初始的“青春创作”还是新世纪的“季节系列”，都始终描绘着当代中国政治的种种色彩，政治始终是王蒙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对政治解析已构成王蒙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因此，王蒙创作的小说，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度与广度上是当代作家作品中最为突出且相当成功的。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季节系列”四部长篇小说，通过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真实描述，展示出当代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和经历的曲折心路，从根本上探索并反映出如“文革”这种政治灾难何以发生的历史、社会及人类自身原因所在。正由于王蒙的人生经历、政治经验以及深入社会底层与身处政治中心高位的巨大反差造成的穿越政治的认识思维能力，使他的创作能够比他人在反映历史变迁、表现政治事件、描绘人们心路历程上具有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与广度。

读王蒙的小说是一次对人生哲理和人生情绪的思考与体验，是通过描绘生活场景反思社会人生的文学实践。因此，王蒙的小说《蝴蝶》《风筝飘带》《杂色》《布礼》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流行的时刻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王蒙的这些小说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人物生活同样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上，而是引发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形成对当时“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如“文革”那样政治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王蒙的小说中表现出的文化、哲学上的思辨性，正反映出他创作的又一思想高度，是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的。

在王蒙身上汇集了传统文人、社会主义新文学开创者、现代主义文学家的综合品质。因此，他的创作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及其生活变迁。从早期《青春万岁》的高中学生，到后来《青狐》中的文艺家，王蒙沉浸在个人和历史的环境中，又超出、胜过他面对的现实，描绘出各类知识分子在不同年代的心灵史。这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小说通过人物刻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无情批判，对众多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作出触及灵魂的“布局”与追究。可以说，超越自我的灵魂写作，是王蒙小说常见的表现方式，也是他创作中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本依托，反映出王蒙人生价值观与认识论上的高人一筹。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内心情感波动。

有评论家认为，宽容，已经成为王蒙小说的一种突出品性，一种涵盖力极强的精神内核（宋炳辉语）。对此，王蒙自述云：“是的，四十六岁（1980年）的作者已经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但是，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要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可以说，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无论“反思文学”还是“季节系列”，无论长篇还是短作，“宽容”的主题用多种形式表现着，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