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因而站到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上。是的，王蒙在小说中以宽容的目光注视着现实人生。但王蒙的小说世界，有对理想的憧憬与反思，也有对现实、历史的理性把握；有政治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有艺术家的自由自如的创造表现气质；有理智对情感的批判，也有直感对理性的怀疑与思索；有自我寻找与构建，也有自我蜕变与超越……这里充满了一个正直而敏感的艺术家对社会政治、对现实人生的不懈的感受与认识，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王蒙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身上浸润着革命理想和历史传统的双重影响，应该说，王蒙是一个具有儒家文人气质的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因而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就存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蒙的创作在呈现多元化的同时，更显示出哲学思考的新高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几部研究老子的著作和《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等几部书中。因此，王蒙在几部著作中，对儒家精神的批判继承，对老庄哲学的另类解说，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的深刻思考，显示出他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鲜活形象。

综上所述，王蒙的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志和走向。首先，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六十年的社会生活现实，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其次，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曲折复杂的生活际遇和历经磨难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再次，王蒙文学创作和作品中，显示出的思想观念与文学理念，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相当高度，可称为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另外，王蒙在小说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开拓，以及他在创作中对包括传统和现代表现手法的纯熟运用，使他成为一位特色独具的杰出作家；最后，王蒙文学创作显示出的多文体创作、多领域研究、多题材写作的综合实力，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成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创作与研究的范本。

王蒙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界的翘楚，他以杰出作家、思想家、学者的身份面对中国，面向世界，成为一个世纪的骄傲。

五、被推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的人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军人物，王蒙及其创作成为中国文学的时代标志，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日本、荷兰、挪威、罗马尼亚、墨西哥等国家出版，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认为，王蒙和莫言、李锐、残雪等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已经能与欧美国家最有名的作家相比肩，王蒙等人作品已在海外产生了相当影响。

正是由于王蒙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和在海外的影响，不仅将他推入了诺贝尔奖文学候选人的行列，还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家的推荐人。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说起。

1994年，已卸任文化部长五年的王蒙接到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邀请，希望王蒙能赴瑞典访问，在瑞典文学院作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同时，还请王蒙提供一份英语的推荐材料，推荐若干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份推荐材料不少于十五页，将列入瑞典文学院的正式档案。为此，王蒙可获得二千美元酬金。马悦然还强调，王蒙推荐的作家可以包括他自己。

这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或者瑞典文学院向王蒙抛出了橄榄枝，一是邀请他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去瑞典文学院演讲，二是确定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推荐专家。这是对王蒙的信任，也是王蒙的荣誉。

为此，王蒙作了认真准备，并推荐了四位中国作家：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按要求写下了详实的推荐材料，还请当时的国家外文出版社副社长黄友义翻译成英文。

至于是否自我推荐，王蒙始终犹豫不定。用他后来的说法，如果出访瑞典的准备顺利，他会考虑自荐的。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顺遂人愿。首先是由于王蒙原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身份，他的出访需经国务院批准，这就先要通过文化部和外交部的审核会签同意。对于王蒙出访瑞典，文化部方面自然没有异议，但外交部有关方面却认为王蒙此时接受马悦然邀请出访瑞典是不适宜的。对此，文化部专函给外交部，建议同意王蒙出访瑞典，但外交都仍坚持原议，还是不同意放行。

由于王蒙迟迟未能答复并确定出访，瑞典方面改由萨斯航空公司总裁出面邀请，并由瑞典驻华大使馆具函相约以示郑重。但外交部依然持否定态度，并指出实际邀请王蒙的仍是马悦然。

这时马悦然委托一位瑞典汉学家、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罗德弼前来北京打探情况，直接找到王蒙询问。王蒙自然不能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内部运作的细节和对此访的异议向他详述，只说手续尚未办好，可能无法成行。

谁知这位罗德弼先生回到瑞典，竟想当然地回报马悦然称：王蒙不想来瑞典访问。

马悦然闻讯颇感意外，又大为光火，认为王蒙不识抬举，就公开发表声明称：既然王蒙对于与瑞典文学院的文学交流不感兴趣，他也只好放弃他与中国的交流计划。

王蒙得知马悦然此言后也大为震惊，认为马悦然的声明“包含着”某种警示性解读的可能：从此中国本土作家将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后果自负”，或“后果由王蒙负”。

这样一来，事情更加复杂化了。对此，了解实际情况的瑞典驻华大使馆也很关注，就让使馆文化专员特地在香港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出马悦然对王蒙的指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实际情况并非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

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善与加强跟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沟通交流的机会。此后，中国有关方面与马悦然的关系日益恶化，以至有段时间不同意他入境。尽管后来王蒙与马悦然在香港和瑞典见了面，二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但过去的一段毕竟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至于后来事情的发展，王蒙本人有如是说：

这里还有一个后续插曲，更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说是瑞典的一位女副总理（本书作者按：应为副首相）访华时会见我国一位外交方面的高层领导，谈到了邀请王某到访事，我高层领导乃指示此事可行。外交部为此商文化部，此时文化部下边负责有关具体工作的同志反而火了，我部以如此罕见的郑重的方式提出王某访瑞，你们竟不予注意，现在剩了不多天了，又说行了，让我们来一个赶三关，你想说行就行？算了，我们不办了，王某人不去啦。这个情况我同样是事后很久才知道。

从王蒙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首次接触可以看出：首先，王蒙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和成就已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看重，否则就不会邀请他出访瑞典作演讲，并授权他推荐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其次，尽管出访演讲与推荐作家最终没有如愿，但责任不在王蒙本人，而在于当时环境条件所限和某种制度缺陷。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是多么需要相互沟通。可以说，从王蒙身上就见证了中国文学界与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评委会的交流历程。

至于王蒙如何被推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行列的，吴东平所著《华人的诺贝尔奖》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二十世纪末期，即从1998年开始，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就开始筹备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提名工作。大约到了1999年初，提名小组曾对中国当代的有关作家作了调查，其中王蒙、巴金以90%以上的得票率名列前茅。又经过一系列规范、有序而细致的工作，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于2000年1月28日，将提名王蒙参加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推荐信和美国八十多位各界学者、知名人士以及有关团体支持这一提名的签名，一同寄往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到了3月12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致函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表示接受对中国作家王蒙的提名。随后，提名委员会主席冰凌举行了记者会，向六十余位记者介绍了这次提名情况，正式将这一消息公布出来。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提名委员会的顾问林辑光、董鼎山、唐德刚以及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杨皓等人。

提名委员会在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信中，对王蒙是这样评价的：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他在近五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创作出六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多次荣获中国国家级文学大奖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国际性文学大奖。他的巨大文学成就不仅源于他与生俱来永不停止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还由于他通过作品所洋溢出来的联系时代、关注社会和人生的人文情怀和生命之火。他个人不平凡的经历、卓越的才华、敏锐的思维、过人的思辨力、洞察力和艺术创造力，加上他惊人的毅力和勤奋，还有宽容大度、善于自我调整的性格，共同造就了他这位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对于提名王蒙为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事，王蒙先生告诉记者说，当初他本人并不知道。事实上，提名委员会在提名时，也并没有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年王蒙先生曾对记者说：“按照目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来看，中国作家很难获此殊荣。”他又说：“不获此奖并不代表国内作家没有实力，国内作家应该坚持走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写出有震撼力的、反映出时代特色的力作，没有必要太在乎这个奖。”

王蒙作为当代有影响的权威作家，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仍处在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很多作家如张贤亮、张洁的作品，被翻译过，但能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和强烈关注的至今没有。”这是王蒙先生对当今中国文坛的真实的评价，也道出中国作家不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这里，王蒙先生既是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也是对自己的评价，当然也就道出他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有评论家认为，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他是中国式的、经过“革命”洗礼的左派个人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具有现代精神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但他本身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理性”又使他批判、排斥西方文化观念（董建语）。因此，他创作的注定是中国式的、带有一定“革命”色彩的、反映出当代中国现实的、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理想”和价值观，是不大符合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理想”标准的。因此，王蒙当年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足为怪了。我想，这才是他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结语现在的王蒙是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在中国的多所大学担任教职：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新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伊犁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创作、研究、教学、讲演、交流，成为王蒙现在的工作状态，他关注的仍是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我们有理由相信，王蒙这样一位具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会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创造的潜力，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将占有显著的地位，并且他最终会迈进世界文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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